美国的中期选举体现了国内的巨大分歧，国家权力几乎平衡地分裂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双方都认为对方过于极端，并对美国民主构成了威胁。但在外交政策领域，美国人及其政党却更趋一致。这在理论上应当是好的征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究其原因，美国的自我“校准”往往源于对其全球卓越地位的幻想——这在20世纪中叶或许是真实的，但现在却早已不复存在。应当说，这种“理想主义综合症”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由于没有充分把握不断变化的全球力量均衡，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美国的外交政策都破坏了自身尚存的权力。

可以说，在拜登政府(和主要民主党人)对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决定削减本国石油产量的回应中，美国的这种幻想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沙特-欧派克+”决定每日减产200万桶原油之后，美国国会的高级民主党人为此义愤填膺。伊利诺伊州参议员迪克·德宾在CNN上表示，此举既是对美国的蓄意拒绝，也是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种手段——“让我们非常坦诚地承认，……这是普京和沙特反对美国的表达。”而美国总统拜登也郑重宣告，他的政府将对美国与沙特的安全与经济关系进行彻底审视，并且表示沙特王储的行为“将会引致一些后果”。

与此同时，新泽西州民主党参议员鲍勃·梅嫩德斯的言辞则更加严厉：“我必须公开反对沙特阿拉伯决定通过‘欧派克+’来支持普京军事行动的做法。在这场冲突中，根本没有脚踏两只船的空间：要么你支持阻止侵略的西方国家，要么你就支持侵略本身——沙特阿拉伯王国在自身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做出了可怕的决定并选择了后者。相应的，美国必须立即冻结我们与沙特阿拉伯的所有合作。”

单方面的傲慢言辞展现了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将美国置于一切美好、公正、稳定和有序事物的中心;相应的，任何背离美国意愿的行动都是对以上价值的反对。在过去一个月，主要是民主党人在施展这种言辞，但共和党人也同样呈现出类似的趋势。早在2020年4月，就有一群共和党议员曾经挑战过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他们致函并威胁沙特王储：如果沙特阿拉伯在新冠疫情引发油价暴跌的情况下不相应减产，那么就会受到美国的惩罚——他们在信中说道：“这场能源危机的解决失败，将危及美沙两国经济与军事合作的共同努力……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有利于地区的稳定，这不仅为地区的经济繁荣提供了保障，也确保了我们两国的安全”。在那封信中，美国的军事与经济保证俨然成为了防止中东滑向战争与混乱的唯一屏障——它很自然地忽略了2003-2009年美国入侵与占领伊拉克所引发的混乱，并且撇清了美国同叙利亚问题和也门乱局的关联。

当然，反映这种哈哈镜般的美国权力观的最显著案例，无疑是2001年9月20日小布什总统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所发表的讲话(这一讲话阐释了美国对“9·11”袭击的回应)。小布什誓言要进行激进的报复行动，并向全世界宣布：“要么你们与我们同在，要么你们与恐怖分子同在”——灰色地带随之消逝殆尽。

尽管以上内容都只是言辞表达，但它们却仍然是一种世界观的映射，并随后转化为了政策。这是美国外交政策支持者所共有的世界观：民主党和共和党对此分歧很小，他们都长期相信美国是确保全球和平与繁荣不可或缺的力量，并且会像美国前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一样直白地表达出来。美国前总统里根曾经提及一种观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和前国务卿蓬佩奥都曾援引)，即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最后阵地”——如果自由在美国发生动摇，那么自由就会在全球范围内消失。正如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曾在二战结束后几十年以及20世纪末担当全球堡垒的美国，将永远是世界的堡垒。

人们可能会问：对一个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以及拥有最强大军队的国家，存在一些自我膨胀有错吗?但真正的问题是，这种膨胀导致了对21世纪中叶之后权力本质的误解。庞大的军队并不容易被操作，即便它可以击退威胁;而军事力量的使用(就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一样)往往导致了美国实力的削弱——因为军事实力不足以实现美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目的。美国的军事装备对保卫乌克兰至关重要，但土耳其所提供的成本低得多的无人机也同样如此(伊朗所提供的无人机也是如此)。美国的确拥有巨大的军事优势，但在无人机等领域，却未必只有大国才能产生大的影响。

更为糟糕的是对美国经济与软实力的误判。美国的经济体量仍然很大，但也比二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段都要小。这并非源于美国的自身失败，而是非西方世界的迅猛崛起以及亚非拉的数十亿人“步入”(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词)中产阶级的产物。应当说，更为均匀分布的全球繁荣和不断缩小的国家间贫富差距，也相应带来了更少的冲突、更长的寿命和更多的能量——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也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相对下降。

与此同时，美国的软实力也呈现出衰落趋势(约瑟夫·奈将软实力描述为美国通过以身作则来塑造其它国际社会成员的能力)。尽管软实力很难予以衡量，但是伴随着全球其它地区国家以独特的方式取得成功(尤其是印度和中国)，美国的吸引力已经有所减弱——对外国移民、工人和学生的排斥只能强化上述趋势，而这种吸引力其实一直是美国软实力及其全球影响力中安静而有力的组成部分。

对美国自身与全世界而言，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并非负面影响，但若未能认识到这一点并采取相应行动(幻想美国仍然处于20世纪)，才是对美国实力最为不利的选择。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仍然是美国可以运用的重要战略工具之一：对于那些不愿配合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国家，美国可以威胁将其逐出美元体系或者美国银行，从而为“你和我非友即敌”的观念提供支持。然而，实力相对衰落背景下的战略威胁可能导致部分国家寻求脱离美元制度以及与美国的经济纠缠——由于全球范围内存在着多个替代性的财富中心，与小布什要求其他国家效忠于反恐战争的时代相比，现在的国家更容易以更少的代价来实现上述目标。

美国的霸权不会突然崩塌，但是美国人关于变动世界的立场却正在降低自身的影响力，并促动其它国家寻求与美国脱钩的替代关系和经济体系。就如同千刀万剐的死亡一样，伤害会缓慢而无情地递增;直至有一天，面对着美国的威胁(无论是经济的还是军事的)，其他国家只会耸肩一笑、不予理会。

鉴于美国仍然掌握着庞大的经济资源以及尚未完全耗尽的软实力基础，美国人仍然有机会对当今世界权力的本质抱持更加清醒的认识，并对世界问题的解决采取更加务实的路径——这既不会改变无法阻挡的世界多极化和权力扩散性，也不应该对其予以改变。然而，这种新的理解可以使美国更加有效地追求国家利益，并继续担纲建设性和稳定性的力量。我们可以对其抱有期待，但在现实印证不足的当下，这更多还是一种想象——美国还有机会来改变自己的方向，但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札克利·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学士、牛津大学现代中东研究硕士、哈佛大学历史与国际关系博士。系“新美国进步网络”的创始人和美国里弗图埃斯研究机构总裁，兼任哈佛大学、达特茅斯学院、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等多所高校导师及客座教授。扎克利·卡拉贝尔在经济学、战略投资、历史与国际关系等研究领域享有较高声誉，著有《中美国：从激烈对抗到超级融合》《可持续卓越：21世纪商业的未来》等十余本专著，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外交事务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诸多评论文章。

文章来源：《外交政策》网站 2022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