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近期国际关系切忌比赛解说式的、围绕着小道消息的过度发挥。例如，把勒庞败选视作法国“反华”，把北约对俄行动视作美国“战略重心调整”，类似观点不但荒谬而且没有现实指导意义。当前美国两党的反华共识日益加固，并不断对社会进行宣传和动员，近期俄乌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基于意识形态的反华潮。无论台上是拜登、特朗普还是其他领导人，都受到这种政治框架束缚，必须将中国视作首要竞争对手;美政府不可能为了中期选举而改变对华政策，不要说美当前缺乏中美对话意愿，即使对话也很可能是阿拉斯加第一场谈判式的政治作秀。

诚然，中美仍存在缓和关系的机会，例如近期美频繁放风的、为抑制国内通胀减免对华关税的政策意向。但我们应该看到，即使在存在合作空间的经济方面，美对华政策仍属于“退一步进十步”的攻势。例如，美正稳步推进建设对华投资审查，金融监管机构、商务部均在加强对话管制，而且借俄乌冲突酝酿针对中国技术企业的新制裁。美国下半年还将对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进行四年一度的重审，对中国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进行拜登政府的官方定位，并继续调整关税政策。在这些贸易限制措施的讨论和落地过程中，拜登政府很难发出对华“示弱”的政治信号。

中美是否能够避免恶性竞争和冲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性派”的声音——理性派不一定亲中，但一定反对部分美西方政客挑起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大国对立。当前“理性派”在两个层面处于失声状态：在美国内部，尽管大量的反华提案是由少数国会政客挑起，中国问题在美国社会的关注优先度仍然偏低，美国却缺乏反思反华运动的声音，甚至部分跨国资本集团也意图借反华潮向中国政府施压。在美国同盟体系内部，欧洲在2019年后力推“意识形态外交”，部分欧洲政客希望效仿特朗普对中国进行政治敲诈，近期部分国家希望借反华换取美政治支持，俄乌冲突又加强了欧洲对美绑定;一系列因素都导致欧洲日益失去灵活外交的空间。当前美政客希望消除第三个层面上的“理性派”，即国际社会上意图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的国家，因此拜登近期访问日韩，并急于拉拢东盟。俄乌冲突之下的中美亚太博弈将继续加剧。

简单而言，让“理性派”站出来发声的方式是迫使其承担大国冲突的成本和风险，这是一个需要时间验证的自然过程。当前中国与东盟社会经济合作紧密，政治交流也相对通畅，保持对华合作符合区域内国家的利益;与之相反，美方在经济层面的激励措施不多，美国-东盟政治捆绑则给东盟国家带来额外风险。当前绝大多数区域内国家都保持了政治理性，例如柬埔寨首相顾问高金焕近期就坦言该国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相信美近期的政治动作不会对东盟产生显著影响。

与此同时，随着俄乌冲突逐步演化为俄罗斯-北约长期冲突，欧洲国家将承担更多战争成本，深受通胀困扰的美国也无法置身事外;随着冲突延续，以欧洲为代表的部分美国盟友内部可能出现反思意识形态对抗的声音。因此当前阶段中国应对美国攻势的重要策略就是“熬”，中国需要尽可能降低近期疫情对经济和社会运行的影响，度过当前一系列不可控因素带来的国内脆弱期，提升在外部高强度封锁施压下的经济韧性和社会稳定性，尤其是提振国内外资本——通常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理性”声音——对中国经济的信心。等到部分国家无法承受大国竞争的成本，中国自然将迎来破局的政治机会。

当前中美之间风险比较大的潜在冲突点无疑是台海，拜登日韩之行也可能加剧这类风险。事实上美国内部已经出现声称“战略透明政策失败”，要求更加直接的对台军事介入的声音，无论民间还是政府都表现出积极干涉台海的迹象;日韩强硬派也可能投其所好，不但在拜登访问时发表涉台声明，而且配合美支持台湾当局扩大国际事务影响力。尽管近期美频繁挑衅，由于中国存在一些急迫的国内问题，社会抗冲击能力存疑、动员程度相对较低，中国仍应努力避免中美冲突。由于美日等国近期关于台海的论述中鲜有提及对华战略对话，通过谈判来减少冲突几率不是一个切实有效的选择，加强战略威慑可能是仅存的政策选项。

当前美可能延续布林肯先前的“三把椅子”论，意图在经济领域与中国妥协的同时加强台海干预力度;与之相对，中国也应将经济工具作为要求美方避免台海政治冒险的工具。只要能够避免美国及其盟友引爆台海，美西方在当前俄乌冲突中承受的压力就大于中国，最终将转变当前意识形态主导的大国对抗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