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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珀:中美关系的持续状态更为重要

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已有 217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前言:俄乌战争局势引发了全球学界对国际格局可能出现重大变动的讨论。尤其对于中美关系这一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而言,目前任何形式、任何程度的国际局势改变都可能影响中美两国之间的互动走向。在目前中美两国战略竞争态势已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双方之间的互动往来将会走向何方?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又将如何塑造当前的国际格局?

带着这些重要而广泛引发关注的问题,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定定,在近日专访了美国企业研究所(AEI)高级研究员、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安全专家扎克·库珀(Zack Cooper),与他共同就中美关系以及国际格局演变等重要议题进行探讨。库珀作为美国重要的亚太研究专家,就这些重要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理解。本专访是海国图智“海图对话”系列的一部分,将持续与全球各地的重要学者、政界人士对话,讨论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趋势。

本文根据对话实录整理。

01 俄乌冲突与国际格局

陈定定:

您在政府部门和学术研究领域都有丰富的经验,所以您非常懂得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作为学者,我们往往会在研究具体外交政策之前先了解宏观的全球结构,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当今的全球政治形势的呢?尤其是当前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您认为这次的战争是本世纪以来的一场巨变,还是像过去的冷战一样是一种历史模式的循环呢?

库珀: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刚刚交了一本书的手稿,我在里面提出的论点是我们并没有进入一个全新的周期,俄乌冲突更像是大国之间常见的权力更迭(power shift between great powers),尽管过去的70年里没有发生过这样大规模的冲突。我们确实能够显著地观察到当前发生的权力更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相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的权力地位在下降。

我们对大国崛起或是衰落的过程做了许多研究,但我认为这些权力转变中的每一步研究起来都很复杂,因为它们都是不同的。目前有很多对于国际政治学者难以突破的问题,我在这里有三个问题想要强调。

第一,与其他国家的权力变化相比,中国的崛起非常的迅猛。不过,中国正在上升进入的是一个已经存在着许多国家联盟和核武器的世界,一个已经定形的世界。因此,尽管中国近年来的发展速度比现在许多发达国家要快,但它要跻身的是一个秩序比以前更难被改变的世界格局,至少从近代以来是这样。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困局。

第二,我们仍然不清楚这些权力更迭会走向何方。尽管美国认可中国的迅速发展,但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发展的根基正在被削弱,因此中国也许短时间内难以赶超美国,名义GDP也难以和美国持平,但中国国内却不这么认为。我个人认为两国的学者都倾向于在自己国家的未来发展上持有更乐观的态度,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不会赶超美国,同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倾向于认为美国正在迅速衰落。

第三,俄乌冲突的确改变了当前全球局势。去年,华盛顿的很多焦点都集中在如何与中国打交道。而现在“中俄轴心”(China-Russia Axis)等类似说法,让美国和欧洲,以及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国际间确实更加聚焦关注中俄如何合作、欧美和少数几个亚洲国家如何合作等问题。

以上是我所观察到的三大显著的动向。但在我看来,纵观世界历史,这些大动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类似的变化。

陈定定:

我认同您的观点。我赞同美国本质上没有在走下坡路,至少与许多其他欧洲国家和日本相比美国没有衰退。正如您所说,只有当我们比较美国和中国的时候才能说美国发生了相对的衰退。美国甚至没有实质上的衰退,因为美国的GDP规模每年都在增长,只是它的增长不能像一些亚洲经济体那样达到6-8%。但美国的增长速度是很适当的,实际上也确实比日本、德国、法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要快很多。所以我也想强调中美两国彼此可能都存在一些误解,也正如您所提到的那样,双方的主流观点对总体情况把握有限,因为只关注中美两国的对比情况。

另一方面,学者专家和美国决策者越来越想知道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最近他们尤其关注中俄是否会结盟。在我看来,中俄不是真正的盟友,也不会发展成为军事联盟。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和俄罗斯对未来的自身发展和全球走势存在不同的看法。中国希望对改善国际秩序做出更积极的贡献,无论是促进全球经济发展还是维护全球稳定和平上,而俄罗斯倾向于扮演类似重构世界秩序的角色。这是中俄两国思维上的根本区别。尽管在实现各自目标的过程中,中国和俄罗斯会因为一些相同的立场站在一起,比如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反感。所以我同意你的观点,这不是我们50多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局面,这种现象是正常的,是国际政治过渡或是历史周期性模式的一部分。

图片:尽管受新冠疫情等各类因素影响,美国的经济规模仍能呈现增长趋势。

来源:RSM US - The Real Economy Blog

02 中美关系的走向

陈定定:接下来的问题很有意思。目前的形势都是正常现象的情况下,您如何看待当前的中美关系?许多人强调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非常激烈,但也有人认为,竞争本身并不是美国对华政策或中国对美政策的最终目的,所以中美两国还没有到达“终局”。

库珀:我认同您的观点,中美目前甚至五年内都不会进入“终局”。2005年,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在当时的演讲中指出,未来几十年里,美国应当推动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重要作用。华盛顿当时确实希望北京能够采取正确措施,在全球政治体系中承担更多责任,并真正地融入大国体系。但如果我是中方决策者,在许多考量的影响下,我不确定能否接受美方的观点。尽管过去五年在特朗普和拜登的执政下,华盛顿的主流观点是,让中国成为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不太可能成功,但我们仍没有找到可以替代的倡议。中美关系有两种最终走向是比较显而易见的。一种是中美达成所谓“大谈判”(Grand Bargain)。如查理·格拉泽(Charlie Glaser)等学者曾提出过一种可能,即中美可能会达成一些协议,双方相互做出一些较大让步。另外一种则是中美之间有一方发生根本性改变。在中国,不少人认为美国的民主正在挣扎、衰退,确实也存在这样的迹象。当然,也有不少美国人认为中国的体系在变得更加脆弱,因此也有人主张要等待变化发生。我认为这两个最终走向都不是很吸引人。包括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内的白宫官员都呼吁两国应该共同避免中美博弈走入“终局”,双方应该一致努力让美中关系保持竞争与合作共存的稳定局面。坦率地说,我认为美国目前的政策不是很有说服力,因为除了避免冲突之外,它并没有明示具体方针。因此,我认为美国最终不得不提出一个新的长期战略。但目前来讲,我们更关注的是中美是否能保持长期竞争式共存关系(durable competitive coexistence)。美国根本不应该把重点放在研究两国关系的最终状态上,而是应该聚焦于中美关系的持续状态,这也是我所认为的拜登政府的目前处境。

陈定定:我同意您的看法。确实很难定义中美关系“终局”发生的时间节点,也许是两年后,或许是十年。而且回顾过去的20年,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错得很离谱。像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这样的全球问题,已经极大影响了世界秩序。所以,也许政治不设置崇高的目标是明智的,因为你在最后往往会对发生了什么感到失望。最近我读了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的一篇文章,他批评了当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对中国政治和中美关系大的图景缺乏认知。而您的一些立场也与他相呼应。那么您对于他在文章中的批评如何看待呢?您又会如何让华府决策者相信,在很多事情都在改变的情况下,不制定明确的对华政策目标是更有益的呢?

库珀:理查德·方丹的那篇文章很重要,而且我和理查德也都与美国政府进行过类似的讨论。首先我承认我也不太确信“美国对华应该只关注保持平稳状态”的说法。作为一个研究国家战略的人,我想你也会有一样的看法。战略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你必须要有一个努力要实现的目标,而只是试图避免冲突并不能成为一个目标。比如说,仅凭中美如今还没有发生核战争这一点,就说我们成功实现了中美关系的目标,我觉得太过于简单了。

但如果要设定一个目标,我并不希望最终看到的是一个建立在中美关系紧张的基础上的平稳外交状态,我希望两国的长期利益保持一致。这很难,我认为短期内也不太可能。这不太可能与美国的国内政治有关,也不太可能与中国体制的变化有关。我认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中美之间的竞争存在意识形态的因素。理查德也认为这是一场不同体制的竞争。除非我们各自的体制进行更好的团结,否则中美关系变得更加紧张的可能性不会轻易消除。

我同意理查德的观点在于,我认为美国对于中美关系发展走向最终还是必须要有一个比现在更明确的目标。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美苏冷战初期提出美国对苏战略的目标不是要瓦解苏联,而是等待苏联的自身衰退,甚至解体。我认为这也是很多美国人现在的想法——希望看到中国自己衰退,正如许多中国人希望看到美国衰退一样。我认为这是最有可能的中美格局最终状态。

陈定定:这是很有意思的观点。那您觉得,如果两国都避免了本国发生重大变革,中美之间存在中道(middle ground)的可能吗?尽管中美之间很有可能未来面临严重的冲突,但不止我一个人认为两国在不改变各自意识形态的前提下还是可能到达一个中间地带的,您怎么看?多数美国人又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另外,似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因到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中美两国有不同的文化、历史、道德观和价值观,在很多方面都截然不同,我们要如何应对这些差异,如何实现共处?难道我们必须要具备非常相似的国情才能共存吗?

库珀:恰好我上周刚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们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在研究一本关于意识形态的书,其中有一个让我对意识形态的作用感到悲观的观点,书中提出意识形态是影响大国之间的关系的主要因素。意识形态塑造认知,如果双方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那就很难不把彼此视为威胁。我也认为中美两国在过去十年里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在不可避免地渐行渐远。

同时,另一位学者科里·沙基(Kori Schake)通过回顾美英两国关系在过去100-150年里的变化历程,提出美国和英国不发生对峙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们有着相似的意识形态。这些观点让我相信,意识形态在中美关系中非常重要。我想说这不是件好事,因为这将导致中美关系更加难以把控。然而作为学者,我们必须承认,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和永久性。在两国意识形态接近之前,让双方真正信任彼此很难。因此,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在短期或是中期内,两国能否在缺少相互信任的情况下避免冲突。这是有可能的,就像美苏冷战期间,双方都可以依靠威慑来避免大规模的冲突。但从长远来看,如果中美仍然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那么双方就几乎不可能发展出真正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合作关系。我想再强调的是,依赖意识形态并不是好事,但这就是世界的运作方式,我们只能接受并适应这一点。

03 美国的盟友关系

陈定定:您认为意识形态是否在美国与许多亚洲盟友的关系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呢?在应对国际变化层面,拜登政府的显著特征在于能与欧洲和亚洲盟友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您是日本问题方面的专家,所以我想请问美日同盟,以及美国在区内的其他盟友伙伴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共同的意识形态,而又在多少程度上是取决于共同的竞争对手(如中俄)呢?

库珀:关于这个问题我主要有两个想法:

我一直偏向于现实主义的思维模式,即威胁驱动结盟(threat-driving-alignments),美国与欧亚部分国家同盟化的实现主要是因为他们存在对第三方共同的威胁认知,而在冷战时期是苏联扮演着第三方威胁的角色,而现在变成了中国。在此处我想回顾一下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的威胁制衡理论来辅助我的观点。结盟行为是基于对威胁的考量,而威胁程度取决于四个关键因素:一是地理邻近度(proximity),二是权力总量即所面临的国家有多强大(power),三是进攻能力(offensive ability),四是侵略意图(offensive intentions)。上述四个变量显然是会对结盟行为产生影响的,但是同时我也认为意识形态的一致性(ideological alignment)也是形塑威胁认知的核心变量。因此,我认为结构化因素对同盟体系的形成最为重要,同时意识形态也影响到对第三方威胁的具体评估。

基于上述观点,我认为美国在处理与欧洲盟友和亚洲盟友的关系时采取了差异化的做法。在过去的十年或二十年以来,美国在谈论在亚洲的结盟时通常试图更多地关注共同的利益,而较少谈及意识形态,即使在美日这样合作紧密的联盟之中我们也往往更强调共同利益而不是价值观。相反,美国在处理与欧洲各国关系中偏向于强调共同的跨大西洋利益与价值观。总而言之,美国在对待亚洲盟友时倾向于强调共同利益,而对待欧洲盟友时倾向于强调共同价值观,因此在具体的事务上两种盟友体系之间难免会产生脱节。

其次,在我看来,至少对于民主国家而言,一个统一的真正意义上的联盟的形成是极不可能的,我现在的工作是试图了解不同类型的联盟是如何围绕不同的问题而形成。比如,美日印澳四国机制(Quad)是围绕对中国的安全关切而形成的,而七国集团(G7)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之间就经济与技术合作而形成的,其他的多边集团则是关注更为模糊化的全球治理问题。因此,我认为围绕地缘战略、经济、技术和治理这四个领域所形成的联盟的结构是差异化的,如针对地缘战略的联盟更趋于利益导向的合作,而关注全球治理问题的联盟则更趋向于价值观导向的合作。总而言之,在处理不同的事务时应采取不同的结盟策略,这个观点与一年半前我和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发表的建议相一致,即我们不能低估意识形态对美国的作用,尤其是在处理与热衷于讨论价值观问题的欧洲盟友的关系之时。

04 中美关系的改善机遇

陈定定:最后一个问题,在这次讨论里我们对中美关系总体上采取了一种较为悲观消极的态度。因此我想知道从您的角度出发,您希望中国能作出什么努力来缓和紧张的中美关系呢?

库珀:我认为在经济领域里或许存在缓和中美关系的契机,比如中国可以着手解决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我认为中美或许可以在知识产权方面进行协商,美国也可能调整其政策以符合中国的利益。同时如果在经济领域中美双方能就共识性问题达成相关初步协议,对于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经营或者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面临审计问题时将降低相关交易成本。

我也认为中方需要重新考虑与俄罗斯的关系,这不一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但最起码能有效改善中欧关系。俄乌局势里中国的立场对其在欧洲的形象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从我的角度看,俄罗斯在处理主权问题和边界问题上触犯了许多国际共识性原则,因此我希望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能因此做出改变。

整理:陈欣婷、兰婧旸、朱信荣

发布时间:2022年05月16日 来源时间:2022年0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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