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现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2005年)。曾任职于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兼任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常驻研究员和布鲁金斯学会的客座学者，并担任国防分析研究所、海军分析中心和国防大学的顾问。目前担任外交政策、安全研究、国际关系和冷战研究杂志的编委。其代表作《联盟的起源》曾经获得1988年埃德加·弗尼斯国家安全图书奖。

美国的自由主义幻想引发了乌克兰危机

乌克兰的情况非常糟糕，而且还在持续恶化。俄罗斯正在准备相应的军事行动，并且要求北约做出永远不再东扩的密闭式保证。谈判似乎没有取得成功，而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则开始考虑：如果俄罗斯采取入侵行动，它们将会如何让其付出代价。可以说，一场真正的战争现在具有了明显的可能性，而这将对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尤其是乌克兰民众)产生深远影响。

然而，其中最大的悲剧是整个事件完全可以避免。如果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没有屈服于狂妄自大、一厢情愿的自由主义幻想，而是依赖于现实主义的核心见解，那么就不会发生当前的危机。事实上，俄罗斯可能因而永远不会占领克里米亚，而今天的乌克兰也会变得更加安全。在这个层面上，当今世界正在为具有缺陷的世界政治理论而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现实主义的发展始于人们认识到，战争的发生是由于没有任何机构或中央权威可以保护国家免受彼此的伤害，并在它们选择互相伤害时阻止其行为。鉴于战争总有可能发生，各国常会争夺权力并使用武力让自己更加安全和获得其它优势。各国无法确定其他国家将来会做些什么，这使得它们不愿意相互信任，并且鼓励它们去对冲强国未来对其造成伤害的可能性。

但自由主义对世界政治的看法有所不同。与其认为所有大国或多或少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即需要在一个总是有可能发生战争的世界中维系安全)，自由主义通常更倾向于认为国家的所作所为主要是由它们的内部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联系性质而驱动的。自由主义会将世界分为“好国家”(体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国家)和“坏国家”(几乎所有其它国家)，并认为冲突主要源于专制者、独裁者或者其它非自由主义领导人的侵略冲动。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传播民主、市场和制度，而其学理基础则是：西方民主不会相互争斗，尤其是当它们被贸易、投资和一整套确定的规则捆绑在一起的时候。

冷战结束后，西方精英得出结论认为，现实主义已经失去了价值，而自由主义理想则应当用于指导外交政策行为。正如哈佛大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在1993年对《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现实主义“在今天完全是一派胡言”。美国和欧洲的官员也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开放市场、法治和其他价值观正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全球性的自由主义秩序触手可及。正如当时的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所言，他们认为“纯粹强权政治的愤世嫉俗的算计”在现代世界中没有立足之地，新兴的自由主义秩序将带来数十年的“民主和平”。世界各国将不再争夺权力和安全，而是专注于在日益开放、和谐以及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秩序中获得财富——这种秩序则是由美国的“仁慈力量”来予以塑造和守护的。

如果这个美好的愿景是准确的，那么传播西方民主并将美国的安全保障扩展到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将不会带来任何风险。但是任何优秀的现实主义者都会告诉你，这种结果不太可能出现。事实上，北约东扩的反对者很早就警告说，俄罗斯将不可避免地把北约扩张视为一种威胁，而继续东扩则将毒化同俄罗斯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几位著名的美国专家(包括外交官乔治·凯南、作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和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等)从一开始就反对北约东扩。而当时的美国副国务卿特罗布·塔尔博特和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最初也出于同样的原因表示反对，但后来却都改变了自身的立场，加入了支持北约东扩的潮流。

北约东扩的支持者声称这将有助于巩固东欧和中欧的新民主政体，并在整个欧洲建立一个“广阔的和平区”，从而最终赢得了这场论争。以下问题在他们看来无关紧要，即北约的一些新成员对组织本身的军事价值很小或根本没有价值，而且可能还难以得到保卫。相应的，他们给出的原因则是：北约东扩带来的和平可以相当强大而持久，以至于任何保护这些新盟友的承诺都不会真正付诸于现实。

此外，他们还坚称：北约的“善意”是不言而喻的，随着北约逐渐接近俄罗斯边境，它们可以很容易地说服俄罗斯不要为此担心——这种观点极端天真，因为关键问题并非北约的实际意图是什么，而是俄罗斯领导人认为他们的国家现在或未来可能是什么。即便俄罗斯领导人可以确信北约没有恶意，但他们也无法保证情况总是如此。

尽管俄罗斯对此别无选择，只能默许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但随着北约的继续扩大，俄罗斯的担忧也在与日俱增。1990年2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曾向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口头保证过，如果允许德国在北约内部重新统一，那么北约将不会向东移动“一英寸”(这是一个承诺，但戈尔巴乔夫却愚蠢地未能将其付诸于书面形式)。当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时，俄罗斯的疑虑也随之增加，因为这一决定显示出美国对国际法的某种故意无视。而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超越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并推翻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之后，俄罗斯的不满更是愈发明显——俄罗斯对该决议投了弃权票(该决议授权保护平民，而不是更迭政权)。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后来评论说，“俄罗斯人觉得他们被骗子愚弄了”。应当说，上述情况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俄罗斯现在会坚持书面保证。

如果美国政策制定者反思本国的历史和地理敏感性，他们就会明白北约东扩在俄罗斯政府眼中的样子。正如记者彼得·贝纳特最近指出的那样，美国一再宣布西半球不允许其它大国介入，而且多次威胁或使用武力使这一声明生效。例如在冷战期间，里根政府就对尼加拉瓜(一个人口比纽约市还少的国家)的革命大动干戈，以至于组织了一支反叛军队来推翻桑地诺解放阵线。如果美国人自己都对尼加拉瓜这样的小国如此担心，那么又为何不能理解俄罗斯会对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联盟稳定地向其边界移动存在严重疑虑呢?现实主义解释了为什么大国往往对其邻近地区的安全环境极为敏感，但扩张的西方自由主义建构者们却根本无法理解这一点——这是西方自由主义“同理心”的巨大失败，并会引起深远的战略后果。

使错误更加复杂的是，北约坚持认为东扩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任何符合成员标准的国家都有资格加入。顺便说一句，这并非北约盟约的内容——盟约第10条仅仅规定：“成员国可以基于一致同意，邀请任何其它有能力推进本条约原则并对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做出贡献的欧洲国家加入本条约”。这里的关键词是“可以(may)”——任何国家都无权加入北约，特别是那些加入后会降低成员国安全状况的国家。抛开细节不谈，大张旗鼓地宣扬北约扩大的目标是鲁莽而不必要的。如果现有各方同意，任何军事联盟都可以吸纳新成员，而北约也曾多次这样行事。但是公开宣布积极而无限制的北约东扩，则必然会进一步加剧俄罗斯的恐惧。

接下来的失误是小布什政府决定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上提名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为北约成员国。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菲奥娜·希尔近日透露，美国情报界曾反对这一举措，但小布什则在当时忽略了相关声音，而其原因却从未得到过充分的解释。此举的时机异常奇怪，因为2008年的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都没有接近达到北约成员国的资格标准，而其它成员国则反对将两国扩充在内——其结果是令人不安的、由英国斡旋成功的妥协，北约宣布两个国家最终都会加入，但又并未说明何时会加入。正如政治学家塞缪尔·查拉普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这个宣言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表达。它并没有为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却强化了俄罗斯关于北约决心将两国纳入其中的观点。”难怪美国前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将2008年的决定描述为北约的“原罪”。

后续变化发生在2013年和2014年。随着乌克兰经济的步履蹒跚，当时的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鼓励欧盟和俄罗斯展开一场竞购战，以寻求对自身的经济援助。随后，他决定拒绝与欧盟谈判所达成的入盟协议，并且接受了俄罗斯所提供的更有利可图的提议，从而引发了最终导致其下台的欧洲游行抗议活动。美国官员明显倾向于支持抗议者，并积极参与挑选亚努科维奇继任者的行动，从而使得俄罗斯担心这是一场由西方赞助的颜色革命。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和美国的官员似乎从来没有扪心自问：俄罗斯是否会反对这一结果，或者它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破坏它。结果是，当普京总统下令占领克里米亚并支持乌克兰东部省份俄语区的分离主义运动时，美国对此措手不及，并最终使得乌克兰陷入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僵持性冲突。

在西方的语境中，捍卫北约东扩并将乌克兰危机完全归咎于普京已经习空见惯。事实上，1994年俄罗斯签署的《布达佩斯备忘录》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安全保证，以换取乌克兰放弃从苏联继承的核武库。历史和现实引致了对俄罗斯意图的合理担忧，占领克里米亚也使得乌克兰和欧洲的舆论开始激烈反对俄罗斯。如果说俄罗斯有明显的理由担心北约东扩，那么它的邻国也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俄罗斯。

但是，普京并非乌克兰持续危机的唯一责任人，对他的行为或性格的道德斥责也算不上是一种策略，更严厉的制裁也不可能使他屈服于西方的要求。事实上，美国及其盟国需要认识到，同乌克兰的地缘政治联盟是俄罗斯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它愿意使用武力进行维护)，这并不是因为普京的执政风格及其对苏联的怀念。事实上，大国从来不会对部署在其边界上的地缘战略力量无动于衷，即便是其他人掌权的俄罗斯仍然会非常关心同乌克兰的政治结盟。应当说，美国和欧洲不愿意接受这一基本现实，才是当今世界陷入如此困境的主要原因。

这也就是说，普京试图通过军事威胁获取美欧的重大让步，从而使得乌克兰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即便普京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美国和北约其它国家也有充分的理由抵制这种企图。应当说，现实主义再一次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问题的原因：在每个国家都享有独立权的世界中，发出你可能被勒索的信号，或许会鼓励勒索者提出新的要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双方必须将谈判从勒索式的变成互助式的。这个逻辑非常简单：我不会给予你所威胁获得的东西，因为它会开创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并可能诱使你重复或升级不合理的要求。但是，如果你同意给予我想要的东西，我可能会同样愿意给予你想要的东西。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开创这样的先例并没有错，事实上，它是所有自由经济交换的基础。

拜登政府似乎正试图通过在导弹部署和其它次要问题上提出互惠协议，并试图将未来北约东扩的问题排除在讨论之外。我非常尊重美国副国务卿温蒂·谢尔曼的强硬精明和谈判技巧，但我认为这种方式不会奏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归根结底，同乌克兰的地缘政治联盟是俄罗斯的核心利益所在，而俄罗斯将坚持得到一些切实可见的东西。拜登已经明确表示，美国不会为了保卫乌克兰而发动战争，而那些认为可以且应该走向战争的人显然还觉得我们处于20世纪90年代的单极状态，并且掌握着很多具有吸引力的军事选择。

然而，美国的谈判团队明显还在坚持让乌克兰保留未来某个时间点加入北约的选择权，而这恰恰正是俄罗斯想要排除的结果。假如美国和北约想要通过外交方式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将不得不做出真正的让步，并且可能无法得到想要的一切——我同样不喜欢这样的状况，但这无疑是不明智地将北约扩大出合理限度的历史代价。

和平解决这一不愉快烂摊子的最大希望是乌克兰人民及其领导人意识到，让俄罗斯和西方为获得乌克兰的支持而争吵，对于乌克兰而言将是一场灾难。乌克兰应当采取主动，并宣布它打算作为一个不加入任何军事联盟的中立国家来行事。它应当正式承诺不成为北约成员或加入俄罗斯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乌克兰仍然可以自由地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并且欢迎来自任何国家的投资，它应当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领导人而不受到外界的干预。如果乌克兰做出这样的举动，那么就不能再指责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屈服于俄罗斯的威胁。

对于乌克兰人来说，作为与俄罗斯相邻的中立国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但鉴于其地理位置，这或许是乌克兰可以实际期待的最佳结果。我们需要记住的是，从1992年到2008年，乌克兰实际上就是处于中立状态(而这一年北约却愚蠢地宣布乌克兰的加入)——在那段时期，乌克兰从未面临过严重的入侵风险。然而，当前乌克兰大部分地区的反俄情绪高涨，这也使得这种可能的问题出口不太会变为现实。

在这段带有传奇性的故事当中，最为悲惨的要素恰恰是它完全可以避免。然而，在美国政策制定者治愈他们的自由主义狂妄症，并重新充分理解现实主义那种令人不安而又至关重要的教训之前，他们很有可能会在未来陷入同样的危机当中。

文章来源：《外交政策》网站 2022年1月19日

【翻译】刘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