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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伟:吉米·卡特对中国的意义

作者:刘亚伟   来源:中美印象  已有 5550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编者按:本文最早发表于《瞭望中国》2011年12月30日。今天是中美发表建交公告43周年,再次发表此文,以示纪念。笔者跟读者一样,无法想象10年前龙腾虎跃的双边关系如今如此冷淡和充满敌视。然而,只要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认定两国的相互尊重与和平相处对两国和世界都是最好的结果,那迟早会有新的卡特和邓小平出来为新的中美关系设立护栏,搭好脚手架。】

2011年感恩节碰到一个朋友,我说卡特总统马上要去中国访问,他顺口说,卡特总统在中国那里说话不顶用,去了也没什么用。思来想去,觉得这话说得并非没有道理。

2007年卡特总统应一家半民间组织邀请访华,官方的答复是卡特访华期间能够出来见他的只有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就在与国内邀请方来回商量卡特的行程时,新加坡的前首相李光耀访华,政治局常委出来好几个接见他。我在中心的同事说,看来中国瞧不上一个超级大国的前总统,更重视一个城邦国家的前首相。我心里想说,李光耀会说话,卡特总统不会说;嘴上说的却是,李光耀带着新加坡的投资,卡特就带着自己的夫人和卡特中心的几个助手。


2009年,中美建交30周年卡特总统再度应邀访华,这次他与其他为中美建交和改善中美关系立过汗马功劳的美国人受到胡锦涛、温家宝和习近平的接见。期间,他去劳动人民文化宫给中美建交30周年图片展剪彩,看了一圈下来,他说,这个展览里关于他的事讲得并不多。

2011年卡特总统率长老会(The Elders)去平壤顺访北京,只有杨洁篪外长和武大伟特使出来宴请了一下。之后不久,基辛格去北京参加中国一家智库的年会,国务委员戴秉国专门在钓鱼台举行招待会,庆祝基辛格使华40周年。

难怪卡特最近几年常常提到自己跟老一辈中国领导人如邓小平和江泽民关系比较密切,但与胡温这代领导人关系比较冷淡,也许是有代沟吧,更可能是今天的中国家大业大,卡特这样的人不太能帮什么忙。当然,也不排除中国政府因为对卡特中心在中国的一些活动的疑心而故意降低了对卡特总统的待遇。曾听到一位外交官说,中国政府如何对待美国前政要和现任官员和国会议员,主要看他们的表现。言下之意是,只要他们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友好,一路绿灯;否则就全是红灯了。

那么卡特总统对中国究竟“表现”如何呢?

在那个遥远的地方

卡特对中国最初的认识来自他的舅舅戈登。戈登在美国海军服役,驻扎在中国,从中国不断给年幼的卡特寄来明信片。在其中的一个明信片上,戈登对小卡特说,中国的领导人是孙中山,他就像是美国的华盛顿。

卡特了解中国的另外一个渠道是传教士。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卡特每个周日都去教会,在那里他听到了无数关于中国贫穷并需要帮助的故事,每次礼拜自后他都会捐出几毛钱给教会,支持传教士在中国行善。


再后来,卡特进入美国海军,并作为美国潜艇部队的水手在中国内战的晚期进入中国海域,在青岛等港口城市看到了摇摇欲坠的国民党的统治。在此之前,美国最受尊敬的将领乔治·马歇尔曾经斡旋国共冲突未果。

卡特最早对中国的认识也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缩影:中国是一个类似美国的共和国,但却因政治制度不健全而内乱不断;美国的教会于是“趁虚而入”,希望通过行善把上帝带到中国;国力羸弱因此被人欺负,日本自1937年卢沟桥事件之后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美并肩作战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但是国共双方又闹开了别扭并打得不可开交,因意识形态各异,也由于美国共和党中麦卡锡参议员和尼克松众议员这样的领导人把共产主义和它的信仰者视如洪水猛兽,杜鲁门政府不得不做出了“等待尘埃落定”的决策,而中共也因战后重建的紧迫采取了“一边倒”的决策。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使得华盛顿和北京走上了“不共戴天”的歧途。

中美其实也就一“水”之隔

1970年卡特竞选佐治亚州州长获胜,同时有了入主白宫的“野心”。在做州长期间,他开始频繁出国访问,做国际关系的功课。他当时唯一不能想去就去的国家是中国。1971年,尼克松去了中国,中美建立初步接触,双方设立了办事处,但美国政府仍然不承认中国,与台湾有共同防御条约,在台湾海陆空基地依然“生机勃勃”。1977年就职美国总统后,卡特开始思考如何打破僵局与中国建交的问题。卡特心里很清楚,作为一贯被共和党人指责为对莫斯科和北京不是束手无策就是奴颜婢膝的民主党人,他会为与中国建交付出极大的政治代价,但是他坚信把一个不到2千万人口的岛屿当做全中国而对一个有近8亿人的大国视若无睹不仅仅是鸵鸟政策,而是外交上的愚蠢,特别是当这个国家可以为美国与苏联你死我活的较量助一臂之力的时刻。当时在卡特身边有“中国通”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反苏干将”布热津斯基和“谈判高手”伍德科克,他们是卡特推进中美邦交正常化的三驾马车。


不过,如果中国方面不予配合,不弃前嫌,不给面子,卡特再使劲也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而这时的中国刚刚完成了从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向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的过渡。华国锋还没完全靠边站但已经不在权力中心,通过几年时间夯实了自己的执政基础的邓小平开始按照自己对未来中国设计的蓝图迈出了关键性的两步,一是放弃阶级斗争,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二是对外开放,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改善关系,大规模引进中国急需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和生产能力。这两步都在1978年12月分别迈出,中美建交公报发表于12月16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2月18日召开,中国自此走向全面开放。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休·怀特(Hugh White)教授的话说,与美国建交是中国自觉自愿登上由美国制定行驶规则并驾驶和护卫的全球化列车;用美国前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冯稼时(Thomas Fingar)的话说,由于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和卡特的过人勇气,中国在不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进入全球化系列,为中国在30余年后摇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打下了基础。美国是不允许任何其他国家不付出任何政治代价而搭便车的。

考虑到在美国台湾院外活动集团的能量之强、共和党对民主党的杀伤力之猛和美国人民对共产主义的所持的妖魔化的看法,卡特总统得以与中国恢复邦交正常化,他对政治时机的把握和政治技能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他1978年让中国“搭便车”的决定在美国正在多少失去自己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影响力和中国正在扶摇直上的今天显得有点不可思议,但它却折射了卡特作为一代伟人(至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如此)的两个信念:一、尽管中国也从理论上信奉志在消灭被美国发展到极致的资本主义和相关的政治制度的共产主义,他坚信中国政府和中国人从本质上讲是务实的、与苏联的共产党党及其追随者大相径庭;二、中国的摆脱贫困和走向富强不仅会给中国本身带来利益,也会积极推动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卡特为此付出了极高的政治代价,里根在1980年竞选中谩骂卡特与中共“同流合污”、“恬不知耻”,来自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哥特华德以违宪罪名将卡特告上联邦法院,国会以高票通过《对台关系法》继续承诺和承担对台湾的保护,重挫卡特的执政能力。卡特常常说1980年他被美国人民勒令提前退休,其实他在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被“解雇”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与中国邦交正常化。

考虑到美国自1949年起就被看做是中国人民的死敌、祖国统一在中国政治议程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信不疑,邓小平能够打退保守势力的攻击、突破意识形态的枷锁、毅然决然搁置美国不愿意放弃的对台军售的问题并在不征求任何其他领导人的情况下拍板定夺,无论他在第三次出山执政后有多少缺点和失误,仅与美国建交一项就让他成为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领袖之一。

对邓小平来说,在1978年,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沿,中国的教育已经基本破产而必须派遣大量的学生和学者去美国读书和进修才能恢复中国的基础研究,苏联及其走卒越南对中国的安全威胁已经到了必须通过与美国结盟和武力教训河内才能改变现状的地步。我们不知道当年邓小平有没有预测到中美建交会在30年后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迁,我们至少知道1992年当他启动的改革开放和中美关系正常化受到国内保守势力的再度威胁时,他不顾80岁的高龄南巡,挽狂澜于既倒,使得几乎从全球化列车上飞身而下并可能成为“铁道游击队”的中国再次稳稳以建设者和参与者的身份坐了下来。

中国的邓小平和美国的吉米·卡特一起把横亘于中美之间的高墙搬到,把浩瀚的太平洋变成连结两国的湖泊,在这一史诗般的互动中,他们一起改变了中国和美国,也改变了世界。无论今天G2是不是成立,中美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和左右的命运,在1978年12月15/16日,在两位政治巨人的爱国和仁爱的情怀中诞生。

从白宫走向中国

四年执政,卡特不能落实雄心勃勃的国内改革措施,但是在他任内成立的能源部、教育部和经济顾问委员会为美国未来的改革打下了基础。他虽然因伊朗革命引发的人质危机而被视为是外交能力欠佳的总统,但他在外交领域做出的决策(中美建交、埃以和约、归还巴拿马运河和人权外交)不仅已经而且还在持续影响世界和人类的进程。尽管如此,他在1980年的大选中被共和党人里根大败,“辱”归故里,几乎被政治上的失算和失意及经济上的潦倒和贫困击倒,但是他终于没有趴下,而是在离开白宫的次年成立了卡特中心,翻开了他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活的新的一页。

自1949年国共内战行将结束时在中国沿海乘美国潜艇游弋之后卡特再没有来过中国。1981年卸任后,邓小平邀请他访问中国,并对他说,你可以去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自那时起,卡特先后访问中国15次之多。

卡特在北京结识了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卡特中心与中国残联的合作在90年代初轰轰烈烈地开始,从德国引进了假肢生产线,并开始对国内聋哑学校的老师展开师资培训。

卡特在拉萨受到当年自治区主席多吉才让的热情接待,布达拉宫下的“邂逅”使得卡特中心开始了与民政部长达近15年的合作。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最近在美国演讲时指出,卡特中心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关注不仅仅提高了村民自治在海外的知名度,也让中国的城里人了解到在中国广袤的农村有公平、公正和自由的村级直选。

卡特在北京认识了当时出任全国人大外委会主任的曾建徽,后者不仅拉开了让西方人观摩中国地方人大代表直选的帷幕,还从公共外交的角度提出卡特中心应该向海外讲述中国基层民主的故事。

全国人大副主席韩启德教授曾经是卡特出任杰出教授的爱默蕾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访问学者,20年前曾经与去爱默蕾大学讲课的卡特总统一起合影。2009年1月,他与卡特一起在北京大学医学院一起主持非洲公共卫生高层论坛,并拿出那张放大后不是很清楚的照片让卡特和与会的学者看。之后,北大和卡特中心就如何在非洲公共卫生援助方面展开合作展开了长期的探索,并一起在湖北红安展开了中国农村医改的试点项目。

也是2009年,对外友协的副会长李小林邀请卡特去她父亲、前任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的故乡去看看。卡特欣然前往,并在那里对红安县300多名官员和农民发表了演讲。卡特说,邓小平曾经对他说,他与中国有不解之缘。他的生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10月1日;他是美国总统,李先念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他们的经历十分相似,都是木匠,都为了自己的国家的富强而离家出走,都曾扛枪打仗,都曾为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废寝忘食。一个人活着不仅仅是为自己,还要为民族和国家,更要为那些世界各国生活在底层的人民,为了丰衣足食,为了公正平等,为了环球同此凉热。

从这几个角度看,卡特今天在中国说话是不是顶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中美关系的历史坐标,是中国走向富强、走向世界、甚至走向与美国共治世界的桥梁之一,也是中美消除误解和疑心、增加友谊与合作的最为有效的二传手。

发布时间:2021年12月15日 来源时间:2021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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