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橄榄球教练尼克•罗洛维奇(Nick Rolovich)因拒绝接种新冠疫苗而被开除;作为回击，罗洛维奇表示他将就非法解职问题起诉该校。他的经历远非孤例。随着越来越多的州、城市和私营企业开始执行拜登政府推行的“疫苗强制接种令”(vaccine mandate)，近一亿美国人将受该行政令的影响，而成千上万未接种疫苗的员工与公职人员正面临失业的风险。这些新措施迅速引起共和党议员的反对，并在全美引发了抗议浪潮：反对接种令的民众打出了“我的身体我做主”(My Body, My Choice)的口号，多地的警察团体拒绝服从相关命令。在疫苗问题上，全国范围内的僵局仍在继续。本文将从围绕疫苗强制接种令的一系列争议入手，从对政府的态度、宗教信仰与政治观念三个角度分析这一僵局出现的原因，并对其实施前景与对中期选举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疫苗强制接种令的现状与争议

尽管自拜登执政以来，不断提高的疫苗可及性与无数的疫苗激励政策已经使得超过1.89亿美国人完整接种疫苗，但这远未达到拜登的目标。截至目前，仍有33.5%的美国人尚未接种第一剂疫苗，而说服他们将变得愈发困难。在疫苗接种率进入瓶颈期的背景下，拜登于9月初采取了迄今最有力的抗疫措施，即在全美范围内推行包括疫苗强制接种令在内的六步计划(six-pronged strategy)。首先是一系列要求人们在接种与不便之间二选一的软性要求，例如，民主党人居多的纽约市已经为室内餐饮、百老汇演出和健身房引入了疫苗接种证明要求;超过三分之一的州现在要求公共部门工作人员接种疫苗或每周进行检测;全国所有雇员超过100人的企业也面临着施行类似要求的压力。这项政策被认为适用于全国多达一亿的员工。下一步将是硬性要求：要么接种疫苗，要么被解雇。包括迪斯尼、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泰森食品公司在内的诸多大型企业已经宣布对多数职工实行这种强制措施，而许多大学也对其学生和职员提出了必须接种疫苗的要求。

但这一严格的指令立刻引发了共和党议员的反对。得克萨斯州州长、共和党人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于10月11日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得克萨斯州的任何实体都不能强迫包括雇员或消费者在内的任何个人接受COVID-19疫苗”。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则宣称将就联邦疫苗强制规定提起诉讼。在政治家的口水战之外，美国社会也并不完全认同这一规定。10月18日，不满于加利福尼亚州要求公立和私立学校的所有孩子都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决定，数千人聚集在加州国会大厦前进行抗议;而在芝加哥、西雅图等地，警察工会则拒绝按照指令报告警察的疫苗接种情况。几周以来，双方围绕是否推行接种令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二、独特的美式僵局：为何拜登难以推行疫苗强制接种令?

尽管将疫苗强制接种令的反对者打上反智反科学的标签是容易的，但此类过分简化的认知并无助于改变反对者的态度。实际上，根据IPSOS的民调数据，只有58%的人支持“要求所有雇员超过100人的雇主确保他们的员工每周进行新冠病毒检测或者已接种新冠疫苗”这一规定。接种令的反对者并非一个整体，相反，他们的理由、背景、诉求与接种疫苗的意愿极为多元。笔者认为，这些反对者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类：对政府缺乏信任感的民众、福音派天主教徒以及推崇个人自由的保守派人士。

10月12日，易索普公司公布的关于美国人对疫情看法的民调报告

图片来源：IPSOS

第一类人的抗议声音可以被视为对于美国政府疫情处置的负面反馈。疫情爆发以来美国政府一系列自相矛盾的声明正不断消耗自己的公信力。IPSOS的民调结果显示，只有45%的人现在相信拜登能提供有关疫情的准确信息，而在1月，这一数据为58%。类似地，相信联邦政府能传递准确信息的民众也从54%下降到49%。除对于政府机构的不信任，由于目前仍缺乏疫苗安全性与保护效力的长期数据，对疫苗本身的不信任也影响着很多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美国人的决策。

第二类人则是出于宗教信仰而反对疫苗。皮尤研究中心9月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82%的天主教成年人、73%的非福音派白人新教徒和70%的黑人新教徒表示他们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但在福音派白人新教徒中，这一比例仅为57%。白人福音教徒对于疫苗的天然反感与其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相信上帝控制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是福音派的核心教义之一，与其他基督教团体相比，福音派教徒更有可能相信新冠疫情是来自上帝的信号与旨意。面对死亡和世界末日是上帝意志的实现这一信念，很难让信徒相信疫苗是必要的。加之疫苗研制过程中往往会使用流产胎儿的细胞株，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教徒对疫苗的厌恶。70年代福音派的大规模崛起与积极的政治参与，并没有同步促进科学界与福音派教徒的相互理解。当教义与科学相互冲突时，对科学家的不信任便已经成为美国白人福音派的文化认同的一部分。

第三类反对者和前两类人群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往往并不反对疫苗，而反对过度扩张的政府对于个人自由的侵犯。正如得州州长阿博特在推特中所说的：“COVID-19疫苗是安全、有效的，也是我们对病毒的最佳防御手段，但疫苗应该保持自愿，且永远不应被强迫接种”。在保守主义者的话语体系中，疫苗接种问题已经转化为公民自由问题，反对接种令成为美国捍卫个人自由与抵抗政府“暴政”的前沿。他们对自身的认知并非疫苗反对者(anti-vaxxers)，而是自由捍卫者(pro-freedom)。换言之，第三类反对者反对的是一个强大到能够迫使公民违背其自身意愿的政府，而疫苗则成为了政治观念交锋过程中的替罪羊。

一言以蔽之，反对疫苗强制接种并不等同于反智、反科学。而拜登政府在尚未达成社会共识的前提下匆忙推行疫苗强制接种令，不仅意味着民主党违背了竞选时弥合分裂的承诺，同时授人以柄，使共和党得以借机推销其自由观念、吸引摇摆选民，从而为一年后的中期选举增添更多不确定性。

三、疫苗强制接种令的前景展望与对中期选举的影响

在一个极化的时代与分裂的社会之中，由于民众投票并非出于对某一政党的热情，而更多出于对另一个政党的厌恶，因而咄咄逼人地攻击对方更有助于本党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中获得优势。在这场围绕接种令的激烈辩论中，民主党作为执政党，必须证明其执政能力从而吸引独立选民，因此而选择通过强硬手段提高接种率、遏制疫情进而促进经济恢复的路线;而共和党人，特别是打算于2024年竞选总统的人则必须争取共和党基本盘选民的支持——而这些人往往是反对疫苗的主力。

然而，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其策略均面临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对于民主党人而言，他们面临着双输的风险。一方面，如此强硬的行政措施并不常见，且只有14%的人认为不遵守或违反接种令的雇员应该被解雇。考虑到拒绝接种疫苗的人大多受教育程度与平均收入更低，同时他们更有可能生活在公共卫生措施不完善、社会安全网不牢靠的州，对于这部分人而言，将失业作为惩罚未免过于沉重。

另一方面，“强制接种-推升接种率-控制疫情-恢复经济”这一链条中，每一环都存在漏洞，使得接种令的实际效果可能与预期相违。首先，出于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与尊重，美国政府在推广疫苗接种时往往允许信徒申请个人信仰豁免(personal belief exemptions)。由于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新冠疫苗的强制接种令，因此几周以来申请宗教豁免的人不断增加，仅在洛杉矶警察局就有2600名员工提出申请。据媒体跟踪公司Zignal Labs的分析，自6月以来，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上提到宗教规定的次数增加了9倍，其中大部分是在9月初白宫宣布对联邦雇员实施接种令后出现的。同时，美国存在诸多愿意有偿或无偿提供相关证明的宗教领袖，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中也存在较为详细的规避指南。尽管雇主在决定是否通过豁免时存在较大的自主权，但这一制度漏洞显然为拒绝疫苗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其二，高疫苗接种率并不意味着疫情得到控制。受到层出不穷的新变种的影响，在不注射加强针的情况下，疫苗的保护效力将不断被削弱。其三，即便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接种令也很有可能在短期内进一步加剧美国劳动力市场供小于求的不平衡局面。目前美国零售业与餐饮业等行业已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危机，其供应链也面临着中断的风险，在圣诞节前夕，因接种令而解雇工人未必是明智的选择。公共服务领域也同样如此，考虑到相当比重的警察拒绝服从命令，不少地区可能面临警力短缺以及随之而来的治安恶化问题。这些风险均在一定程度上为中期选举时民主党的支持率增添了变数。

而共和党则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在新冠时代的政治格局中，疫苗接种状态将成为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多数接种疫苗的人希望有政治家能够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发声，同时避免被拒绝接种疫苗的人拖累与牵连。这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左右翼价值观的界限。尽管很多人不希望自己的行为被政府左右，但他们更害怕政府允许有潜在传染风险的人与自己共同来旅行或生活，最终导致疫情永不结束。与特朗普时代不同，目前的共和党并非领袖引领选民，而是政客追随民众，这使得共和党陷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继续坚持强烈的反对态度意味着中间选民的丧失，而释放相对温和的信号则不利于动员基本盘。无论哪种选择都并非上策，但两党都已别无选择。

四、结语

随着美国疫情逐步走向长期化与常态化，拜登政府对于疫情的管控措施也逐渐捉襟见肘，最终不得不选择以强制手段推进疫苗接种。然而，对于美国这一极为注重公民自由的国家而言，疫苗强制接种令的施行不仅无法大幅推升接种率、带领美国走出新冠的阴霾，反而会促成保守力量的反弹，进一步加剧社会分裂。无论是疫苗强制接种令的阻滞、拜登支持率的不断走低，还是民主党在弗州州长选举中的失利均表明，自拜登就任以来，美国的政治生态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而这也为中期选举增添了更多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