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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忧患”:美国的创建者们为何对国家前景感到悲观

作者:李海默   来源:澎湃新闻  已有 438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过往美国政治思想领域的研究通常倾向于认为,尽管美国建国时代也遗留下了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尤其是奴隶制,闹到后来要通过内战方式以解决,但一般而言,对此时代的描述倾向于正面,甚至可以说是倾向于铺陈、描摹其所谓“旭日初升,朝气蓬勃,其道大光”的一面。尤其是围绕着美国宪法及宪政秩序的基本建立,学者们更是毫不吝惜溢美与渲染之辞。然而,最近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政治学系的Dennis C. Rasmussen教授出版的新著《忧心太阳落下来:美国建国一代的失望、幻灭及醒悟》(Fears of a Setting Sun: The Disillusionment of America's Founder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1年),却以大量翔实的文献资料向读者们展示了美国建国时代的若干忧虑远景,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持有悲观看法的,并非只是立场倾向于草根阶层的、反对1787-1788年基本宪政秩序的反联邦党人(Anti-Federalists)而已,实际上,当时美国最主流的政治精英(且归属于不同党派),包括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亚当斯(John Adams)和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等都对美国作为一个新成立国家的发展前景表示了极度的担忧。也就是说,Rasmussen教授给我们展现出了一个“生于忧患之中”的美国。

按照Rasmussen教授的研究,今日之普遍美国人对其建国者所留下的基本宪政秩序和共和体制都仍颇有崇敬之情,然而,这些体制的初创者们却实际不甚有信心,尤其是在他们生命的暮年时段里,他们普遍对美国前景甚感忧虑、担心和悲观。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认为美国的宪政实践基本是完全失败的,也很难存续长久。他们并不讳言这样的看法,时常在各种私人书信里出现(在他们的公开演讲里则相对出现较少一些)。Rasmussen教授仔细记述了不同创建者所持的不同理路脉络的忧思(尽管最后大都殊途而同归)。在党派立场上相对最为中立的华盛顿对美国党争的愈演愈烈感到失望透顶,汉密尔顿一直忧心的是联邦层级中央政府手中权力过弱,亚当斯担心人民中普遍丧失了最可宝贵的公共美德(civic virtue),杰弗逊作为蓄奴主,则担心奴隶制的散播最终会使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和对立趋于白热化。华盛顿和杰弗逊的忧虑与失望到他们已近晚年时才产生,汉密尔顿和亚当斯则在更为年轻时就已萌生了相关的情绪。在Rasmussen教授看来,唯一相对而言对美国政治前景比较乐观、也较有信心的体制创建者,就是麦迪逊(James Madison)[1],在这方面麦迪逊迥异于他的同侪们的看法。Rasmussen教授的潜台词对美国今日之前景还是颇有信心的,因为他明确说美国建国时遇到的问题很可能比今日所面临的更大,而当年主流的领军创建者们的抱怨和失望也很可能比今日美国精英界的幻灭感和不安感来的更深。不过,Rasmussen教授基本没有正面讨论当代美国政治里经济不平等因素的侵入效应(当然,这方面在美国建国时期并不特别严重),因此,他也许多少有点过于乐观。

按Rasmussen教授提供的解释,麦迪逊之所以对美国发展的前景信心比其他主要领导者来得都大,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并不太寄希望于政治来达成他之所愿,寄望较少,失望自然也较少。他既不像华盛顿那样寄望于人民都能有觉悟超越于党派歧见之上,也不像亚当斯那样期待人民普遍都能放弃其一己之私利,而追求公义(和公益)的实现,他既不像汉密尔顿那样期待美国能获得强大的经济和军事能量,进而称雄国际舞台,也不像杰弗逊那样过度寄望于(主要植根于南方的)地方层级上的自耕农民能运用其农业美德有效实现更大程度的地方自治。此外,麦迪逊是这些创建者中最后逝世的,他的较晚离世也让他看到了更多当时美国的发展,因此信心也相对较强一些。我猜想,作为同时拥有直接参与制宪和直接参与1800年后所谓“弗吉尼亚王朝”运转经验的重要人物,麦迪逊在个人政治运途上一直较为顺遂,可能也是他心态相对比较“阳光”的一个潜在理由。

Rasmussen教授所指出的其中一点是很深刻的,即,美国体制的精英阶层创建者们对其手创的宪政秩序并不持无条件崇拜(uncritical reverence)的态度,这一点正好和今日美国保守派将建国一代无限神化的做法互为相反。Rasmussen教授非常直白地说,绝大多数美国创建者都对1787-1788形成的宪政秩序不太满意,而且他们的不满意往往都随着时间的向后推移而不断增长,于是到他们各自去世时,多数人都对国家前景感到十分黯淡。

Rasmussen教授还颇富深思地指出,我们千万不要认为,美国建国者们的悲观感与今日之美国毫无任何关联。实际上,华盛顿所忧心的党争,正对应着当代美国的剧烈政治极化现象,亚当斯所忧心的民众缺乏公共精神,在今日美国亦属广泛现象,杰弗逊所向往的田园诗般独立自耕农式生活早被剧烈的资本主义化和都市化冲刷洗去(Rasmussen教授似乎较少谈到白人大种植园主和黑人奴隶问题,其实这方面遗留的种族主义问题更为显著昭然),汉密尔顿的强力联邦政府方案某种程度上则正孕育着今日“帝王式总统体制”的潜在危机[2]。在早期创建者的忧虑与渴望,和今日美国面临的一系列实际政治问题之间,似乎仍有某种远远的关联。

至于麦迪逊是否真的那么特殊,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比如我的业师Jeremy D. Bailey教授就认为1800年之后,麦迪逊与杰弗逊其实基本立场较为趋近于彼此[3], 而且Bailey教授还曾指出,就连麦迪逊自己,其实也对美国宪法体制有不少不满和忧虑之处。另外,有一点Rasmussen教授明显没有充分顾及的就是,今日美国的很多问题都绝对不是固守麦迪逊式“乐观主义”路线就能解决的。比如,Donald F. Kettl 在2020年的研究就直指麦迪逊所倡导主推的试图调和中央与各州关系的联邦主义格局已不再适用于今日美国,因为各州之间呈现的不平等性已趋于极其深化[4]。又如,美国法学家Eric Posner认为在当代美国社会,麦迪逊主义式的宪政秩序必然要成为历史的陈迹[5]。麦迪逊式宪政秩序的两大主轴——完全守法的行政部门和专事立法,法皆出自其门下的国会均已消散,界限不再清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不受法律框架严格约束的行政部门,这种变动基本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再如,Stephen L. Elkin的研究告诉我们,麦迪逊所主要依赖的上流有产阶层早已变得在政治上有过大的影响力,而且又过于关心一己私利,无视公益,麦迪逊式的平衡型体系制度已不能完美地适用于今日美国之情势[6]。

总而言之,从“生于忧患”这个特殊视角来重看美国建国历程及其早期政治理念论争史,还真是一种颇有新意的尝试。此书亦是Rasmussen教授继2017年休谟与亚当斯密研究(The Infidel and the Professor: David Hume, Adam Smith, and the Friendship That Shaped Modern Thought,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之后的又一力著。

注释:

[1] 关于麦迪逊,可参阅李海默:《杰弗逊与麦迪逊的不同理路》,刊于澎湃新闻 私家历史,2016-10-03

[2] 参阅李海默:《杰弗逊眼中的总统权力》,刊于 澎湃新闻 私家历史, 2016-07-18 ;李海默:《特朗普说美国总统想干嘛就干嘛,假如汉密尔顿复生会怎么看?》,刊于 澎湃新闻 思想市场,2020-07-08

[3] Jeremy D. Bailey: James Madison and Constitutional Imperfectio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4] Donald F. Kettl: 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

[5] 参阅Eric A. Posner, Adrian Vermeule: The Executive Unbound: After the Madisonian Republ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6] Stephen L. Elkin: Reconstructing the Commercial Republic: Constitutional Design after Madis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

发布时间:2021年10月14日 来源时间:2021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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