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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论坛:拜登对华政策与应对之道

作者:   来源:中评社  已有 936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不久前在中评社总部会议室召开座谈会,邀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张文宗、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战略室研究员李枏、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朱中博、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外交室副研究员仇朝兵、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郭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袁莎、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郭至君与会。座谈会由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李振广主持,与会者围绕当前美国对华政策,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以及中美关系未来走势、中国应如何主动塑造中美关系等问题,各自给出了独到的见解。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8月号以《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与中国应对之道》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李振广:开场白

首先感谢中评智库基金会和中国评论通讯社为大家提供这样的平台,让新生代中青年学者有机会走上前台,纵论天下大势。

今天参会学者以青年学者为主,在座的各位大多是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中期生人,青春洋溢,朝气蓬勃。所以,我们这次论坛可以称之为中评智库青年思想者论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专门对青年人说了一段话,特别提到“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我相信包括学术界在内的各行各业都是如此。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是要在座的各位中青年学者就中美关系这样的重大议题发表观察与思考,展示青年世代的智慧与视角。

美国拜登政府上任已经半年,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框架与轮廓也开始渐渐清晰。今天论坛的主题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与中国应对之道”。请大家围绕3个子议题,即如何评判当前美国对华政策?如何看待拜登政府的3C组合策略(竞争competition、合作cooperation、对抗confrontation)?中国要如何应对?以及中美关系未来走势以及中国应如何主动塑造中美关系?其核心是,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怎么看?应该怎么办?作出分析探讨。今天下午我们共有3个小时的讨论时间,每一位学者有20分钟左右的发言时间。下面我们有请张文宗首先发言。

张文宗:中美“互跳探戈” 寻找实质合作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拜登政府的外交和对华政策服务于其国内政策。拜登政府执政半年,内外政策基本展开,主要方向和内容与其2020年大选期间的竞选纲领一致,思路和举措相较特朗普政府更清楚和成系统,大致可以总结为三点。第一是全面增强美国自身的实力,第二是巩固盟友、争取伙伴国并“重返”国际机制,第三是聚焦中国并进行激烈的战略竞争。

首先,拜登试图以“三大计划”为核心增强美国自身的实力。这三大计划分别为“美国救助计划”、“美国就业计划”和“美国家庭计划”,三者先易后难、先急后缓。救助计划实施后,美国抗击疫情取得一定效果,正告别非常时期,经济和社会走向正轨。由于财政和货币政策同时迅猛发力,经济增速较快,还出现了通胀。就业计划正在国会经受“打磨”,其力图通过大规模基建投资和科技投资夯实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并创造大量就业。其中,基建着眼于创造蓝领就业机会,科技投资旨在创造“21世纪的高薪就业机会”。家庭计划实际上是一次社会安全网络的巨大扩张,目的是增加对儿童、妇女、工薪家庭、中低收入群体的各种福利保障来扩大社会总需求。为弥补巨额财政赤字及控制联邦政府债务膨胀的速度,拜登在三大计划中塞进了税改计划。税改方向是废除特朗普2017年的减税法案,提高对大企业和富人的税率,并推动全球企业最低税。这实际上是要改善“二次分配”,通过劫富济贫缓解美国惊人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从性质上看,这些施政力图对矛盾重重的美式资本主义进行一次进步主义改革,延续了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和罗斯福新政的思路。如果相关计划不打折扣地被国会通过并落实,会部分缓解美国严重的社会矛盾。拜登政府认为中产阶级萎缩和制造业衰落是美国政治极化、社会分裂、民粹主义高涨、国际影响下降,甚至国内出现政治危机的主因,相关施政就是要祛除病根。问题在于共和党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和选民会持续反对,拜登的就业和家庭两大计划推进不会顺利。

其次,拜登竭力强化同盟体系、扩大伙伴网络和提升对国际机制的控制力。不管是升级美日澳印四边机制并注入更多实质性内容,还是重新塑造七国集团、欧盟和北约的方向,不管是拉抬韩国、土耳其的国际地位,还是积极影响东盟的战略选择,拜登高度重视外交的作用。对于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等多边舞台,拜登政府改变前任“退群”“毁约”的做法,强调“美国回来了”。在此过程中,美国积极构建融军事、贸易、科技、价值观为一体的新联盟体系。由于美国实力仍然强大、同盟关系和国际机制的惯性,以及绝大多数盟国对特朗普单边主义阴魂不散的担忧,拜登的外交收到一定效果。与特朗普末期美国和盟友离心离德相比,美国国际影响力部分恢复。但同盟的维系和对国际机制的掌控,需要美国持续投入和真金白银的支持。在美国经济、政治和军事支援不足的情况下,美国对盟国和部分国际机制的控制会遭到更多抵制和反弹。

最后,拜登政府聚焦中国并展开激烈的竞争。美国增强自身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既是目标,也服务于和中国的竞争。华盛顿的高官经常讲美国要“从实力地位出发”和中国打交道,就是这个道理。拜登政府继承了前任的做法,将中国作为美国的首要战略对手并进行全方位遏制打压。拜登政府还提出“中产阶级外交”的概念,强调外交要服务于国内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就业创造。这个中产阶级外交看似和中国关系不大,但实际上美国对华政策服务于国内中产阶级振兴。拜登曾表示“中国吃了美国人的午餐”,言外之意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中产阶级的膨胀是以美国中产阶级萎缩为代价的。拜登和前任一样,把全球化看成一个中国赚便宜、美国吃大亏的零和游戏。实际上,美国从全球化、从中国获得了巨大好处,问题在于美国自己没有处理好财富的分配问题。对美国政客们来说,最容易的办法就是向中国转移矛盾。

为了推动基建和科技投资,拜登以“中国威胁”为由进行国内动员。为巩固盟友和掌控国际组织,拜登政府大搞意识形态外交,将与中国的竞争扭曲为“民主对抗专制”,以此裹挟他国选边站队。为孤立中国,拜登还试图复活冷战期间的集团政治、撕裂国际社会,妄图把更多、更富、更强大的国家笼络到美国霸权羽翼之下,以确保未来长期竞争的赢面。在双边层面,拜登延续前任绝大多数对华政策,包括维持关税、科技脱钩、扩大制裁、在涉台涉港涉疆涉疫等议题上加大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力度等。当然,拜登政府更讲究传统外交精英的套路,反共调门有所降低,在台湾问题上也更理性,以期提升与中国竞争的效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对待中国要“在应该的时候竞争,在可以的时候合作,在必要时对抗”,这种多手战略的主轴是竞争,合作和对抗都服务于竞争,服务于提升美国竞争力和削弱中国竞争力。

美国对中国的竞争战略,对中国形成了不小挑战,但中国有应对这一挑战的能力和意志。大国竞争的战略既有相似性,也有区别。中国在发挥优势、补足短板的过程中,也在实施和美国类似的战略。中国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这为和美国竞争提供了强大的制度和组织保障。中国的内外战略未必指向和美国竞争,但实施的结果可以极大提升自身竞争力,从而更好地应对美国压力。中国应对拜登政府以及美国更长期的遏压,至少在做三件事。

第一件是继续聚焦发展,并探索更高效更安全发展的新途径。中国发展的目标、计划、手段等都非常清楚,“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就是中国的发展战略。不管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还是全面深化改革、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袛要凝神聚力、百折不挠地实现既定目标,中国就能持续夯实和美国博弈的物质基础。中国产业链完整、率先控制住疫情、经济维持中高速增长等,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开了个好局。在此过程中,中国尤其需要注重科技发展,在利用后发优势和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在全民中培育和提升科学精神、创新精神,让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和社会形成创新合力。科技不仅是中美竞争的关键,也是中国应对老龄化挑战、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当然,由于美国及其盟国给中国制造的困难增多,中国在发展中将给予安全更多关注,不断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水平。实现更安全发展、更高效发展、更注重成本控制的发展将是中国探索的新方向。

第二件是构建有利发展环境,打破美国孤立中国的企图。周边是首要,尤其在东南亚地区。中国要阻止美国利用南海问题干扰和破坏中国和东盟的合作,确保中国东盟关系维持在稳定发展、互利双赢的轨道。大国是关键,需要继续重点经营和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是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继续深化这一关系有助于中国增强和美国博弈的筹码。中国需要尊重和照顾俄罗斯的合理关切,全面深化战略互信。在此基础上,中国可以推动中欧关系缓和,推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审批和落地,使中美欧三边关系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中欧经贸合作有利于中国,也有助于欧盟提升战略自主,维护欧洲的长远利益。在多边舞台,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对冲美国以多边之名行单边之实、构建小圈子维护霸权的行径。

第三件是敢于斗争和善于合作。美国要维系的是霸权利益,中国要坚持的是发展权利,在涉及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问题上,中国没有多少退路。美国政客宣称要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获胜,从历史上看,这种获胜是以对手崩溃、被击败或经济停滞为前提的。因此,中国的退让甚至重大妥协都难以满足美国胃口。以斗争求生存则生存,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中国深刻认识到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正弘扬斗争精神,运用斗争智慧。同时,中国坚持以两手对两手,对于符合自身利益的中美合作保持开放和欢迎态度,力争和美国形成一个多重博弈和复杂博弈的态势。

从这个角度看,尽管中美激烈较量、关系恶化,由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并均着眼于长期博弈,两国保持接触和对话符合各自利益。中美未来的对话应聚焦结果导向,解决或管控存在的问题。中国对与美国的合作有一定期待,美国对与中国的合作也有需求。考虑到美国的选举政治,拜登政府在国内施政中始终有危机感。如果不能在2022年中期选举之前推动基建、科技和社保计划,如果无法让选民享受到政策好处,民主党有可能失掉对国会的控制权,并进而危及2024年大选获胜的前景。拜登能否聚焦国内议程,包括能否推动绿色基建、新能源发展和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取得重大进展,对其执政地位是有影响的。寻求与中国对抗,势必会壮大美国军工集团、压缩福利开支、延宕税改计划、恶化财政状况,这不利于提高民众福祉和扩大民主党的选民基础。近期美国国内有40多个团体致函拜登政府,呼吁其放弃对中国的新冷战,聚焦和中国合作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这反映了美国进步派的诉求,也是拜登政府应该做的。在贸易问题上,如果中美相互减免关税,相信对美国扩大出口、振兴制造业和创造就业有帮助。如果拜登不能很好地处理国内问题,共和党和右翼民粹派等更极端的反华力量卷土重来,拜登的改革和中美关系都将受到负面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中美都有缓和关系的需要,两国相互“跳一段探戈”后开启新的实质性对话是可能的。

李枏:中美合作需创新思路 促各层级各方面往来

拜登自执政以来,其外交政策逐步清晰,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的外交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产阶级外交主线。拜登在竞选期间就提出,美国对外政策必须服务于国内中产阶级,让他们在全球经济中获得成功。美国必须确保贸易政策为中产阶级服务;国际经济规则更能体现“公平贸易”,促进美国商业;美国要书写国际贸易规则,捍卫美国利益与价值观;加大国内研发和创新投入,确保美国创新优势;构建联盟与伙伴“统一战线”,更好与中国竞争,迎接“中国挑战”。拜登总统在上任后第一次外交专题演说时明确提出,“外交和内政之间不再有明显的界限。我们在国外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必须考虑到美国工薪家庭。推进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迫切需要把重点放在国内经济复苏上。”在拜登的外交理念中,提升中产阶级生活成为拜登政府外交设定优先的标准。这也就决定了拜登政府要将外交转化为治理国内问题的手段。目前美国的中产阶级随着美国经济的停滞出现了越来越分化的局面,贫富分化严重,加之国内制造业衰落,高科技竞争力下降,以前引以为傲的美国中产阶级出现了严重的动摇,而愈演愈烈的种族矛盾更加恶化了这一问题,中产阶级岌岌可危。

在中产阶级理念的指导下,拜登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总统令,推进经济重建以及制造业回归,同时巩固盟友,重返多边主义,然而可以看到,这些政策目的还是以中产阶级外交为主线,重返国际组织也是要维系美国的霸权,因此实质上,中产阶级外交仍然是“美国优先”,从这点来看,它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理念也仍然是一脉相承。

需要指出的是,拜登政府眼中的中产阶级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根据地域和团体不同,中产阶级的利益和需求也是不同的。比如有的州反对贸易战,而有的州却支持贸易战。军工复合体要求加大军火贸易,而反战团体却要求削减军事武器。所以拜登以一个笼统性和象征性的“中产阶级”词汇来作为其外交理念,反而并不是务实的。第二就是在强调多边主义的同时却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很多国家认为美国仍在坚持走的是单边主义路线。而且以这届总统选举来看,共和党有大量选民支持,这种中产阶级外交也许袛是昙花一现,四年以后,也许又会出现新的外交政策。因此包括盟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是以怀疑的目光来看拜登现在的外交政策。

第二,庞大和精英化的外交团队使对外决策过程呈现出程式化、专业化却颇为延宕的特征。拜登政府上台后发布《更新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度备忘录》扩大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除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和能源部长等法定参会人之外,还应包括总检察长、国土安全部部长、驻联合国特别代表、总统办公厅主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国家情报主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中央情报局局长应以顾问身分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劳工部长、商务部长、卫生部长、环保署署长、美国贸易代表、国家网络总监等部门的负责人、总统气候特使等将视情参加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主持的“部长级委员会会议”。可以看出,这届政府的对外决策体系人数多,进入决策圈的又都是精英。尽管这些精英分管不同的外交领域,但很难迅速形成一个跨部门的统一意见,从而将造成政策的延宕,如对朝鲜政策以及对华政策的评估。复杂的人事体系、庞大的决策团队,然后加上拜登在最后决策时表现出的犹豫不决,这种决策过程确实令人担忧。

第三,以提升盟国地位的方法加紧让这些国家在中美选边站中靠向美国。以美韩关系为例。韩国非常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而拜登政府目前对韩国的政策是以不断地提高韩国的国际地位为诱饵,给予韩国非常大的好处,让韩国倾向于美国。首先,拜登将美朝关系置于其外交序列中的后位,而把美韩关系的地位凸显出来。在制定对朝政策上,拜登政府采纳了很多韩国方面的建议,如“朝鲜半岛无核化”用词、对朝鲜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及美韩协调小组的解散。其次,给予韩国更多“自主权利”。拜登政府一上台就和韩国签订防卫费分摊协定,解决了特朗普时期美韩出现的最大分歧,同时终止《韩美导弹指南》,允许韩国藉助美方技术研发和拥有各种射程的导弹,实现韩国的“导弹主权”。最后,极大提升韩国的国际地位。在拜登上台以来,美韩在地区安全、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太空合作、改革国际机构体制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对话,并签订协定,尤其是在美韩首脑会谈上。把韩国吸收进发达国家的俱乐部,让韩国参加G7,与老牌大国一起参与国际事务,这一切使得韩国感激涕零,韩国感觉从一个中等国家俨然变成了一个强国。

面对如此大的礼物,韩国当然需要投桃报李。首先,美国需要韩国在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这当然是服务于其中产阶级外交理念。美国希望三星的晶片到美国来制造,这样韩国三星、台积电以及美国制造的晶片就可以主宰全球晶片市场的大半部分,自然会限制中国晶片的获取和发展。其次,美韩在半导体、人工智慧等高科技领域上进行合作,这样在高科技以及供应链领域里美国将会牵制中韩高端技术的合作。再次,通过美国的价值观来进一步疏离中韩之间的民间关系。目前韩国民间对于中国的负面情绪非常之高,而美国希望以意识形态更加弱化中韩民间关系。最近韩国国民力量党党首李俊锡在涉港问题上的表态已经反映出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最后,逐渐推动韩国在美国关心的问题上表明立场。美韩首脑会晤之时,美韩联合声明中已经出现涉台海、南海问题的表述。可见即使韩国不愿在中美选边,美国凭藉其庞大的政治资源用各种软硬兼施的方法正在拉韩国往自己这边靠。

对于中国的应对之道,美国的中产阶级外交反映出拜登政府重建经济的政策优先,但因为“中产阶级外交”过于笼统,反而掩盖了各种需求的差异。首先,中国可以根据这些差异来行事,以地方合作或团体合作的形式促进中美的经贸和人员往来。

第二就是拜登政府对外决策过程人数多、专业化强、政策求新却偏于延宕,很多政策不能马上做出反应,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长期的应对过程。中国外交团队非常熟悉中美关系,政策稳健,决策过程清晰、有效。但应该有一些创新的想法。即在长期累积经验的基础上,寻求一些创新的思路。

第三,对于那些不想在中美之间选边的国家来说,中国仍需作大量努力。像韩国这样的国家,中国一时没有办法像美国那样给韩国这么多好处,但可以慢慢累积,如中韩自贸协定、中韩战略对话机制等等。我认为美国的这些盟国终会有一天看到美国政府仍在奉行“美国优先”,袛会关心自己,随时都会出卖盟国的利益。正如前述,美国在多边机制下仍在坚持霸权,这与中国的多边主义理念有很多不同。中美在多边机制的行为会让很多国家看到中美之间的区别。假以时日,这些国家会有自己的理性判断。

朱中博:中美携手才是正道 冷战对抗要抛弃

首先,拜登政府近半年来对华政策,总体上是萧规曹随,借用了特朗普时代对华政策留下来的很多所谓筹码。同时,又变本加厉做了升级改造。升级改造就是他用了很多“软”的东西,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煽动分裂、对抗,包括在推行国内政策议程的时候,总拿中国说事。

今年以来,拜登和他的外交国安团队的外交行动轨迹,上半年第一阶段侧重点在欧亚大陆东侧,布林肯和奥斯丁出访日韩,奥斯丁去印度。今年,还举办了“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外长会,并首次召开QUAD领导人视频峰会,下半年还要搞QUAD领导人面对面会晤。这就把特朗普政府留下的印太战略提升了一个规格。美国还在欧亚大陆的东侧有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包括在南海、东海甚至在日本本土的演习活动。在第二阶段,特别是在6月份的时候,拜登在欧洲密集搞了美英、G7、北约、欧美、俄美等几场领导人峰会,很多会议虽然没有中方在场,但涉及的议题很多都直接或间接与中国有关。总体上看,这半年来,在对华政策或者中美关系发展问题上,拜登还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没有走上一个正确的方向,还在沿用冷战思维,坚持从旧的零和博弈、权力政治的视角来看问题。所以,拜登上台近半年来,中美关系下滑势头没有止住,这是一个总判断。

第二,如何评价拜登政府的3C组合政策。我的看法是,如果画一个坐标轴的话,它的下限是对抗,顶端是合作,中间是所谓的竞争,可以上下摇摆变动。但是,拜登政府讲的竞争是“极其激烈的竞争”,有的也把它翻译成“极限竞争”。那么,所谓“极其激烈”或“极限”的竞争到底是什么?以我的理解,就是可以极限地向对抗角度来靠拢,在部分问题上保留一些合作空间。3C组合根本上还是要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这也是美国政府一以贯之的全球战略目标。

在这个思路下,为维护美国霸权,今年以来拜登政府拉帮结伙搞“小圈子”,在台湾、涉疆、涉港、人权等问题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在产业链、科技等领域搞“去中国化”,千方百计阻挠、打压中国发展。特别是在科技领域里面,继续对中国搞科技战,目的就是在核心竞争领域让中国不能顺利地进步。

那么,上半年来的中美关系有没有积极方面呢?也有。首先反映在经贸领域。从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资料看,今年1—5月,中美双边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是2796.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52.3%,这个增长幅度是很大的。其中,对美出口额是2060.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增49.8%;自美进口额是735.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增59.8%。这些资料还是特别亮眼的,也凸显了中美在经贸领域彼此的互补以及合作需求。因此,美国科技界、产业界对与华合作的愿望是积极的,美国不少学者、前政要也对拜登政府发出不少改善中美关系的呼吁,这都是中美关系中的积极能量。今后这些正能量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两国外交接触部分,我初步梳理了一下。从拜登上台以后到6月,中美正部级以上互动有8次,加上部级有9次。最先是杨洁篪主任和布林肯通电话。接下来是农历除夕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通电话。然后是3月份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4月对话有两次,一是克里访沪参加两国气候问题对话,一是习主席应拜登邀请参加“领导人气候峰会”。5月份是刘鹤副总理跟美国贸易代表戴琪通话,6月3日又跟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通话。6月11号杨主任与布林肯再次通电话,中间还有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与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贝塞拉通电话。中美之间的这些互动,是务实、坦诚、建设性的,有时甚至是针对性的。如果能够以理性的方式积极沟通,妥善应对分歧,扩大务实合作,中美关系就还有希望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同时,也要看到3C组合里所谓的“极限竞争”,强调既是21世纪竞争,还是极限、长期的竞争。在这个过程中,针对美国人干涉我们内政及对中国围堵打压的一系列霸凌霸道做法,我们还是要发扬斗争精神,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此外,两国还要争取聚焦合作,管控分歧,要以理性、务实、坦诚的方式让中美关系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中美应该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两国互动在性质上应该是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而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决斗赛。基辛格先生及国际上许多资深政治家都认为,中美如果走向对抗,对世界的影响会远远超出以往,非美苏冷战影响所能及。所以,中美两国要担当起作为大国的责任,为世界和平发展繁荣进步,为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努力,做出国际贡献,这才是正道。冷战思维和搞阵营对抗那一套做法,应该被收到垃圾堆去了。

仇朝兵:积极塑造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

2021年1月20日,乔·拜登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到目前虽然还不足半年,但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和战略已日渐清晰。从近期新任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拜登总统本人的相关言论大致可以看出,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基本认知及其在具体问题领域的立场,整体基调不够“友善”,甚至暗藏“杀机”。拜登政府虽然在有些议题上(如:气候变化、重返WHO、WTO总干事人选等)表现出与特朗普政府完全不同,但整体上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些议题上还有些加码。

特朗普政府曾经把中国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规则和秩序破坏者”“一种长期和全面的挑战”“经济侵略者”等。拜登政府对中国的界定也很不友好。2021年1月19日,在其国务卿提名听证会上,安东尼·布林肯表示,他赞同特朗普政府的许多对外政策倡议,认为在所有其他国家中,中国对美国构成了“最大威胁”,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态度是正确的。布林肯称中国“正在公开追求在全世界的霸权”,“韬光养晦已成为过去”,指责中国“正更加咄咄逼人”和“寻求成为世界上真正的领导者”。

2021年2月4日,拜登总统就任总统后第一次专门就美国外交政策发表演讲,并把中国视为美国“最严重的竞争者”(most serious competitor)。拜登总统说:“我们还将直接应对我们最严重的竞争者中国对我们的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构成的挑战。我们将对抗中国不端之经济行为(economic abuses);反对其侵略性和胁迫性行为;抵制其对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攻击。”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多个场合称中国是一个“pacing competitor”或“pacing challenge”。

拜登政府官员在界定中国时,用的概念不太一样,但从他们具体的论述来看,本质是一样的。在贸易问题、香港问题、新疆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以及新冠疫情问题等影响中美关系的几个关键议题上,拜登政府不但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甚至还采取了一些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的行动。虽然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问题上还存在一些不同声音,但整体而已,美国对中国的基本认知已经定型了。

虽然拜登总统和布林肯国务卿反复表示,美中关系中有合作的方面、竞争的方面和敌对的方面,在合作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美国将会与中国进行合作,但从目前中美关系态势来看,未来中美竞争的态势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敌对的方面可能会进一步凸显。

由于中美关系面临着巨大困难和挑战,寻求中美关系走向“改善和发展之道”在当下尤为迫切。这事关中国和平发展所需要的良好国际环境,事关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与稳定。2021年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先生在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视频对话时说,中美合作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推动中美关系重新回到可预期、建设性的轨道,构建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相处模式,是中美面临的共同任务。”

面对中美关系存在的困难和挑战,中美两国都需要采取更积极的姿态,直面双边关系存在的问题,理性看待两国之间的分歧,推动各层次有效沟通和交流,为中美关系走上“改善和发展之道”创造条件。

(一)寻找共同价值

中美两国分属不同的文明,拥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价值观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两国之间没有共同的价值。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对利益的判断。价值观相同的个人和国家之间更容易相互认同和理解;价值观不同的个人和国家之间可能更容易出现分歧和误解。中美两国长期交往的历史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推动中美两国走向理性和积极互动之道,需要两国进一步挖掘共同的价值,同时推动对不同价值观的相互理解和尊重。这是推动两国关系积极发展需要开展的基础性工作,难度很大,但意义重大。过度强调中美之间价值观的根本差异,拒绝寻求两国共同的价值,无助于增进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

(二)拓展共同利益

中美关系紧张或恶化是不是意味着两国共同利益也必然减少了呢?中美两国在一个领域发生分歧或矛盾,是不是意味着在其他领域也不能合作呢?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必须以更成熟、更具智慧的方式去应对中美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甚至是美国对中国的批评和攻击。在这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上,中美两国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从气候变化到国际反恐,从地区安全到经济复苏,再到全球战略稳定等,全球治理危机也需要中美两个大国的合作。中美之间分歧和矛盾越多的时候,可能也是共同利益越多的时候。当前状况下,中国尤其需要坚定这样一种信念:在应该合作、能够合作、合作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利益的领域,坚定地与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合作,不断拓展共同利益。

(三)展开务实合作

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需要两国的合作,应对全球的挑战也需要中美两国的合作。对于存在根本差异和深刻矛盾的中美两国来说,合作必须是务实的:第一,两国需要尝试理解对方的合理关切,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关切和利益,这是走向合作的前提。第二,不把不同议题挂起钩来处理,按照具体议题或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分别应对,该合作、能合作的领域和议题,不遗余力地推动合作;在不能合作、不能让步的领域,充分阐明立场,表明态度,寻求搁置争议,不使这些矛盾和分歧影响到能够合作的领域的合作。第三,合作应该以双方共同认可的规范或通行的国际准则为基础。

(四)着眼问题解决

如前所述,中美关系面临着许多问题,两国在这些问题上的互动在塑造着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国际问题层出不穷,中美两国在互动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是正常的。面对中美关系已有的或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两国都应秉持“着眼于问题解决”的思路,处理这些问题。具体问题的解决,有助于累积两国间的信任,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也有助于两国在分歧问题上达成谅解和理解;解决问题的延宕,会破坏两国关系氛围,削弱相互间的信任,久而久之就会影响到两国间的相互认知和整体关系的发展,无助于塑造“可预期、建设性”的双边关系。

总之,拜登政府近期对华政策宣示虽然流露出一些对华“合作”的味道,但“磨刀霍霍”的味道似乎更加浓厚。综合考虑美国的特性及其整体的对外战略和中美互动的历史与中美关系现状,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中国对拜登政府不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当然,未来中美关系到底如何发展,并不取决于单个方面,而是取决于中美两国在各个领域和各种议题上如何互动。对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继续坚持做一个成熟、稳健、负责任的大国,用理性和智慧来积极主动地塑造中美关系。

郭艳:拜登政府的台海政策及其发展趋势

美国的台海政策从属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我们必须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展开其台海政策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

一、拜登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延续与调整

在当前分裂严重的美国,“反华”已成为罕见的两党共识、府会共识、官民共识。在此背景下,拜登上台近半年来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华竞争的主基调,但在应对思路、方式和手段上做出了重大调整。

延续:拜登早在大选期间便宣示中国为“最严峻的竞争者”;国务卿布林肯3月3日在其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把应对中国挑战列为美国外交八大优先事务之一,认为中国是“美国21世纪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考验”;在同日发布的、被视为拜登政府初期外交政策蓝图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纲要》中,中国被描述为“唯一有能力对稳定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持久挑战的国家”。可以看出,拜登政府对待中国的做法,本质上与特朗普政府相同,主要强调战略竞争。

调整: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在展示对华强硬的过程中,更注重以增强美国自身竞争力为基础,以恢复多边主义外交传统、修复联盟体系为手段,以挑动意识形态对立为抓手,与中国展开“正向竞争”。

这种延续和调整的结果是:一方面,特朗普时期“自由落体式下坠”的中美关系得到了一个缓冲的机会;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竞争性、对抗性仍占据主导地位,中美关系的改善仍面临重大挑战。

二、拜登政府的台海政策及其发展趋势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延续与调整必然投射到其台海政策。中美建交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推行“双轨政策”,把台湾问题置于“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框架下,利用美国台海政策的两面性和内在矛盾性,谋求美国利益的最大化。特朗普后期基于强化对抗驱动有走向极端、打破这一框架的倾向,严重危害台海和平与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拜登上台后,继承了特朗普的部分对台政策遗产,但也做出了较大调整。

(一)延续与调整

延续:拜登作为美国国会资深参议员,曾参与当年《与台湾关系法》的立法,对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复杂性和敏感性认识深刻。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拜登政府继续打“台湾牌”,全方位提升美台实质关系,以达到“以台制华”的战略目标。主要表现在:(1)加强美国与台湾的政治往来,使非官方关系带有越来越明显的官方性质。美国国务院近期更新了“美台交往准则”,放宽并鼓励美国官员与台湾官员往来。(2)深化美台经济联系。自去年11月美台建立“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对话机制后,今年2月,美台举行了作为“经济繁荣伙伴对话”的首场“半导体供应链合作前景座谈会”的视讯会议。6月30日,中断五年的“美台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TIFA)会谈再度重启。(3)加强美台军事合作。除了对台军售日益常态化以外,美国不断扩大美台安全合作。6月6日,三名美国参议员更是搭乘美国空军C-17战略运输机飞抵台湾,以示落实美台军事合作。(4)协助台湾拓展“国际空间”。美国多次明确宣示支持并推动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机构。

调整:第一,回归传统政策框架。特朗普政府后期,美国的台海政策呈现极端性、冒险性倾向,美国鹰派势力曾明言台湾并非中国的一部分,并试图推动美国对台承诺的“清晰化”,严重冲击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拜登上台后,美官方连续作出“一个中国不变”、“两岸现状不变”、“战略模糊不变”等表态,逐渐回归传统政策框架。5月4日,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在《金融时报》主办的座谈会上表示,关切台湾情势是适当的,但所谓的“战略清晰”存在重大弊端,美国不会明确声明“保卫台湾”。6月11日,布林肯致电杨洁篪,重申美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7月6日,针对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扬言“美日要一同防卫台湾”,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将继续遵守“一个中国”政策,继续致力于帮助台湾自卫,不希望台海局势演变为冲突。坎贝尔同日也重申,充分认识和理解涉台问题的敏感性,美国支持强劲的美台非官方关系,不支持台湾独立,在坚持美国一中政策与支持台湾之间维持“微妙的、危险的”平衡。

第二,联合盟友支持台湾,试图使台湾问题“多边化”。联盟体系一直是美国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被称为“力量倍增器”,拜登上台后启动凌厉外交攻势,从“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到美日、美韩首脑会谈,再到G7峰会,透过加强盟友与伙伴的合作协调,试图使台湾问题“多边化”。今年4月,日本首相菅义伟访美,美日首脑峰会后的联合声明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时隔50多年再度公开提及台湾;一个月多后,韩国总统文在寅访美时,两国联合声明也出现涉台表述;随后的G7联合公报也首次纳入台海内容。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一直反对外部介入,但在拜登政府推动下,台海受到的关注正在扩大,台湾问题将来可能面临更多的外部干扰。

(二)发展趋势:拜登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在其任内基本会得到维持,但会继续“空心化”。近年来由于美国开始突破原有底线,导致“一个中国”政策缓和台海紧张的效用正在逐步减弱。尽管如此,美国清楚,由于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一旦台海爆发军事冲突,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领土主权,台海的战事大概率不会局限在狭小的地理范围内;此外,台湾最大的作用是牵制中国大陆,斗而不破才能让这张牌发挥最大作用,因此维持既有政策框架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与此同时,为了维护美国地区霸权和信守国际承诺的需要,美国与台湾的实质关系会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使“一个中国”政策继续“空心化”。

三、中国的应对之道

第一,全球层面,展开全方位外交,努力维护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可以预见,拜登政府时期,中美之间会减少诸多非理性对抗,但美国的竞争策略更加全面、深入,中美之间的竞争可能会呈现出广泛、激烈、持久的态势。当前,我们应继续强化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利用欧盟战略自主诉求,与欧盟求同存异,消解美国带来的战略压力。此外,我们要努力解决中国国际形象建构问题,逐步加强话语权,摆脱“战狼”标签,以达到“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的目标。最重要的是,我们仍然要致力于中美关系的对话与缓和,要尽最大可能找到管理两国竞争的方式和途径,避免严重冲突,防止最恶事态的发生。

第二,地区层面,努力稳定周边,破解“印太战略”对中国地缘政治的挑战。中美战略博弈加剧,亚洲成为主战场,本区域其他国家很难避免受到溢出效应的冲击。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逐步推进,虽然美国表面上宣称不会让区域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但由于亚洲地区安全困境的广泛存在,区域国家会因为自身安全威胁,希望美国增加军事部署。这给地区带来新的安全对抗格局,从而加大中国周边的战略压力,影响中国的战略选择,同时将增加中国“一带一路”的推进难度。对此,中国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稳定、经略和塑造周边,继续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尤其需要对日本对华政策的消极性和破坏性予以高度关注。

第三,两岸关系层面,台海擦枪走火乃至误判的风险增加,需增强危机管理。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美国仍会续打“台湾牌”,继续阻挠中国统一进程,中美关系仍将摩擦不断,民进党当局操弄“倚美抗中”,甘当美国棋子,与美国遏制中国大陆的战略迭加,从而增加了台海局势的风险,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不测事态,乃是首要任务。

袁莎:拜登政府对中国政策及中国应对之道

对华政策是拜登政府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拜登上台后,首先启动对前任政府的政策进行全面审议。目前拜登对华政策审议已基本完成,各部门纷纷发布审议结果,有公开也有秘密。拜登何时官宣其中国政策,备受期待。最近,印太协调员坎贝尔在亚洲协会的讲话引起广泛关注,他表示中美“被广泛称为接触的时代已经结束”,“主要模式将是竞争”,被普遍解读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研判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一、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背景

拜登对华政策的制定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需要瞭解其背景。可以借鉴层次分析法,从国际权力结构、领导人风格、国内政治三个维度分析。

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霸权护持依然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最终目标。《国家安全战略过渡性指导方针》称,世界权力格局正处于重大“拐点”(infection point),需要转向“大国竞争”。拜登将中国界定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并且是唯一有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能力对所谓“稳定和开放体系”构成严峻挑战的国家,即将中国视为头号的全方位竞争对手,长期对华竞争将是美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对外战略重点。

从领导人执政风格的角度看,拜登较为理性、谨慎,外交经验丰富,更加老谋深算。拜登对华政策融合了奥巴马和特朗普的路线,通过复盘和修正,设计更加精细、更有针对性、更难对付的对华政策。拜登政府上任近半年,所谓“拜登主义”外交路线已逐渐明朗,即依靠联盟、规则和价值观三大支柱。

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看,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在政治极化背景下,对华强硬却是府会、两党的罕见共识,打中国牌成为既有效且保险的政治伎俩。两党议员政客争相表现出对华强硬,不失时机地推动对华全面竞争甚至对抗的法案,意图将对华竞争法治化、系统化。例如参议院通过的《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即将在众议院外委会(7月12日)审议的《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力参与法案》(EAGLES Act)等。这些动态将毒化美国内政中的涉华氛围,绑架白宫对华政策。

二、拜登政府对华3C政策

在这个大背景下,拜登对华政策制定可以说是一场国内国际的双层博弈。对华竞争战略已是美国战略界共识,但是如何开展对华竞争,还没有确定。也是在对华政策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拜登政府提出了对华3C政策。国内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较为乐观,认为拜登对华政策更加理性、灵活、务实,给中美关系转圜打开机会窗口。第二种较为悲观,认为这是拜登的迷惑战术,模糊重点,对我战略麻痹,实质是零和博弈的恶性竞争甚至对抗。第三种认为这是美国一厢情愿,将不同议题相互割裂,想合作就合作,想打压就打压,这是办不到的。

通过梳理过去一段时间,美国如何实践3C政策。

其一,竞争全面铺开。拜登表示将从“实力地位”展开对华竞争,形成全政府、全社会、全领域的对华竞争。在国内,强本固基,加大对高科技、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在国际上,主要依靠联盟、规则和价值观三个核心支柱。一是修复和整合联盟体系,拜登意识到对华竞争无法仅仅靠自身力量,拜登团队在亚洲和欧洲开展旋风式外交,试图强化印太四方机制,调动跨大西洋关系,谋划东西两冀联盟布局。二是重塑国际规则,意图“规锁”对手,力图提升在国际机制中的影响力,重振全球领导力。三是开展价值观外交。鼓吹“全球民主倒退”,将大国竞争从权力结构矛盾上升为意识形态对立。还用价值观绑架其他议题,提出“科技专制”与“科技民主”的对立,并以意识形态的不可妥协性,动用军事、制裁、出口管制、供应链转移等手段开展“大国竞争”。

其二,合作较为黯淡。拜登团队此前提出中美可在抗疫、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领域进行合作,但我们看到这是言不由衷的,更多的是竞争。美国一直都拒绝同中国进行抗疫合作,如今又启动疫苗竞争,就新冠病毒溯源不断施压。气候合作虽然有些动作,但美国更多的是将中国视为其在全球气候议程、绿色经济和清洁能源等高科技领域领导权的挑战者,未来,美国还会拉拢西方国家建立相关气候规则,对华加大施压。核不扩散领域,在伊核、朝核问题上对中国既有拉拢,也有忌惮。

其三,对抗日益凸显。虽然拜登表示不愿与中国陷入新“冷战”,但实际上,当前美对华对抗一面非常突出。军事领域,美国国防部将中国视为“步步进逼的威胁”,军力部署重心进一步转向亚太,2022财年国防预算提案中划拨50.9亿美元用于“太平洋威慑计划”,比2021财年国防预算案投入翻倍。高科技领域,进一步泛化国家安全,利用商务部“实体清单”、国防部的“涉军企业清单”等促使科技脱钩。经贸领域,推动产业链去中国化,白宫公布供应链审查报告提出将建立“贸易打击小组”(trade strike force)加大对华施压。价值观领域对抗更为激烈,在涉疆、港、藏等议题上与我针锋相对,巧立名目,大力制裁,甚至通过劳工部的“强迫劳动产品清单”推动市场脱钩。白宫近期也发布将反腐败确立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备忘录,将通过反腐打压中企和一带一路倡议。

由此可见,拜登对华3C政策中,确实存在厚此薄彼的情况,竞争和对抗一面凸显,合作一面较不足。

三、美国对华政策掣肘因素

美国对华政策能否执行下去,能否奏效,也会受一系列掣肘因素影响,其中有三大矛盾已经凸显。

一是美国与盟友间的矛盾。拜登宣布“美国回来了”,但是美国信誉在特朗普时期遭受重创,如今美国能否赢回盟友信任,美国真的回来吗?美国能回来多少?美国要回来多久?美国是否会要求在中美间选边站队?美国盟友也担心被抛弃和被牵连的困境。此外,美国与盟友之间有不同利益诉求,例如美欧在能源、数字税、伊核、巴以等议题上的分歧较大,美俄走近会伤及美欧同盟。亚洲盟友对与中国合作也有更大的利益。

二是美国外交与内政之间的矛盾。美国二战后推行的“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与美国内政高度契合。但如今,美国自觉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损,“美国优先”理念和“特朗普主义”潜流依然存在,“购美国货”“疫苗民族主义”都体现出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衰微。拜登提出“中产阶级外交政策”正是为了统筹外交与内政,但是也反映出美国外交目标与国内利益出现脱节。具体而言,美国到底能为盟友做什么,能为“重建更美国世界”B3W之类的倡议拿出多少真金白银也未可知。

三是中美关系中的矛盾。中美关系极具重要性和复杂性。拜登从审议和复盘中应该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提出对华3C政策不一定完全是虚伪的,也是反映出拜登评估对华政策之后的结果。例如坎贝尔曾撰文提出中美要竞争,但不能要灾难。如何平衡和协调不同利益诉求,包括经济诉求、安全诉求、价值观诉求等,是拜登对华政策面临的挑战。

三、中国要如何应对?

中美竞争将是一场长期博弈,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我们要在三个方向努力。

(一)修炼内功,增强自身竞争力

大国竞争最终比拼的是综合国力。时间在中国一边,应该有战略耐心和战略智慧。保持经济健康增长,克服人口结构压力、环境污染等瓶颈。尤其要发挥政治稳定和社会凝聚力、动员力的比较优势,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契机弯道超车。

(二)扩大朋友圈,打破遏华联盟

美与盟友伙伴之间并非铁板一块。尤其要经略好周边,尊重东盟“中心地位”,尊重欧洲“战略自主”,坚定地站在发展中世界的一边,争取中间力量。深度嵌入国际和地区机制,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来对抗美国虚假的多边主义,阻止美国另起炉竃建立排华小圈子。当前,我国外交面临“后疫情外交”的挑战。疫情的上半场,美国在抗疫和疫苗援助方面输给了中国,想在下半场率先恢复线下首脑外交。这就给了中国外交更大的压力,中国也需要尽快设计可行的、更有能见度的外交动作。

(三)主动塑造中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重回理性、务实的正轨

对于中美关系,不能陷入结构决定论,不能淡化行为体的施动性。其一,要针锋相对地对美斗争,划定底线红线,与美界定好竞争的边界,管控好竞争。拜登想以规则制华,我们也需要同美国建立竞争的规则,防止恶性竞争和冲突失控。其二,要拓宽合作领域。即使在冷战时期,美苏在军控、太空、传染病防治等领域都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在跨国挑战日益严峻的今天,中美合作的必要性和合行性更加凸显,包括疫后经济复苏、疫苗互认,气候变化、核不扩散,以及就网络安全、资料隐私、虚假资讯等问题加大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管理等。美国大放水抬高通胀压力,需要与中国加强经济政策协调。近期也有共和党议员敦促拜登取消对华关税。经贸是特朗普时期的中美关系摩擦点,现在可能会再回归稳定器的作用。

其三,重启对美人文交流和对话。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辩论并未有定论,近期涌现出多位重量级政界和学界人士呼吁更加理性的对华政策。例如,桑德斯、艾利森等在《外交事务》上撰文反对放弃对华接触。逾40个美国进步团体致函拜登,警告中美冷战将导致气候崩溃。美国经济学界也重要浮现“中美共同体”(Chimerica)的讨论。外交接触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中美首脑会晤、正式互任大使就是契机,恢复领馆也是可行方式。也要多与学界、商界、地方、媒体接触,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敦促中美关系转圜。

郭至君:浅析中美战略互信重构与中美关系走向

如果要论述中美关系,脱离不了“战略互信”这个词,用国际政治中的概念表述,当两国均相信对方以 “绝对收益 ”、“非零和博弈 ”为主要目标时就应当视为拥有战略互信,反之则视为缺乏战略互信。奥巴马入主白宫后,战略互信问题被提上了中美关系议事日程。2009年9月24日时任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建议中美通过相互 “战略保证 ”增加战略互信。随后时任美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部资深主任贝德于11月6日提出中美“通过语言和行动建立信心和信任”。然而,中美关系风风雨雨40多年,两国始终用复杂的心情和目光看待对方,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战略互信,反而在战略缺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美国是个超级现实主义国家,中国的快速全面增长会受到美国更多的防范与软硬抵制。中美在各个方面的战略竞争日益凸显并且正在固化为常态。特别是,经过特朗普政府四年的“折腾”与“破坏”,美国两党已基本确认,中国崛起的对外目标是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甚至取代美国,按国际政治的理论概念来讲,目前的中美关系是一对敌对关系,不存在建立战略互信的基础。究其原因,造成中美战略互信缺失的主要表现和深层原因有:第一,双方真诚沟通不足,某些共识未见诸行动。第二,经济摩擦政治化削弱战略互信基础。第三,实力相对消长引发心态微妙变化。王缉思和李侃如在2013年就提出中美战略互疑,认为双方在长远意图方面的互不信任会越来越成为两国关系中的核心关切。近10年过去,可以说,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中美战略互信崩盘的过程已经加速出现,“战略互疑”的阶段已经过去,不夸张的说,中美之间在特朗普政府执政后期,出现了可能彻底脱钩的危机,并且这个危机到现在还在暗流汹涌,两国关系并未出现一些人此前期待的转圜。

具体来说,我个人认为,目前中美关系之中存在三大战略问题——误判、围堵、盲动。

首先,拜登政府存在严重的对华战略误判,纵观拜登上台近五个月来的对华动作,我们不难看出,3C中的“对抗”的一面显然占比更重。拜登在2011年8月访华的时候,曾对习近平主席、对中国人民说了这么一段话:战略互信是美中关系持久稳定发展的关键,双方应该增加接触,增进相互瞭解,增进战略互信,避免战略误判。美方充分理解台湾、西藏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完全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10年过去,拜登不仅在西藏问题、台湾问题,还在新疆问题上搞大动作。作为一个相对瞭解中国和中国领导人的美国资深政客,拜登很清楚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内政,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事关中国主权、政治制度等敏感问题,是中国所界定的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议题。但今天的拜登却执意在这方面推倒了两国的战略互信,走向战略误判。

对比特朗普前政府,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的确有调整。可惜,它调整的不过是应对中国的手段和方式,而业已形成的遏制、打压中国的战略目标,以及此前一些极端美国政客挑起的意识形态对抗已经成为整个华盛顿的共识。这样的共识,是刻意建立在战略误判基础上的,尽管中国领导人近些年在国际许多多边场合上都表明过中国无意争霸世界老大地位,也无意对美国本身形成威胁,但拜登政府仍然对中国充满战略焦虑,甚至喊出“不会让中国在其任内超过美国”的逻辑混乱的话。我认为,拜登政府这样的错误战略不仅不会改善中美关系,还非常容易藉着现今高涨的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主义继续将中美关系推至更危险的境地。

第二,拜登政府对华实行战略围堵,其多边主义浪得虚名。

上个月,拜登试图在“欧洲行”期间传达重振多边主义价值观和“团结”盟友的信号,事实上,这样的表态其实从其上台之初就开始显现,但究其谈话内容,“中国”是始终绕不开的敌对话题。拜登花了相当多的精力说服盟友统一对华立场和行动,尽管G7联合声明提出将推动2021年成为多边主义的转捩点,但其实际意图恐怕是将2021年打造为抱团应对中国“威胁”的开局之年。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日前接受中评社记者访问时表态担忧中美会走向“结盟冷战”的境地,我认为这是可能的趋势,亟需警惕并且小心对待。

中国人理解的多边主义是协商一致、合作治理、互利共赢。习近平主席曾强调,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一个分裂的世界无法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对抗将把人类引入死胡同。王毅外长近期也在多个国际场合提到,多边主义不是冠冕堂皇的口号,更不能成为推行单边行径的包装。但是现在拜登政府的做法是利用强权政治来挑动集团对抗,这不是中国所期待的多边主义,而是美国打着“多边主义”旗号的伪多边主义,这样的做法比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更加虚伪、更加危险,更具破坏性。

第三,拜登政府对华存在战略盲动的危险,而中国希望平等、有底线的良性竞争。

拜登上台近半年,对华制裁方面动作颇多,特别是在高新科技领域,“拉黑”了59家中企,禁止美国人与名单所列公司进行投资交易。美国国会参议院更是通过了《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要向美国技术、科学和研究领域投资逾2000亿美元,旨在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拜登政府没有取消前任政府对华加征的关税,还同时在投资、技术竞争方面频频出台法案“加码”,成立所谓的供应链中断工作组,这样的战略盲动必然重伤中美关系,令人担忧。

中国向来不怕竞争也欢迎竞争,但竞争不是没有底线的攻击和想方设法的打压。我个人认为,中国希望拜登所说的中美“激烈竞争”的内涵,是建立在公开、公平、有原则、有底线之上的。曾担任过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美国驻华公使的资深外交官傅立民近日接受专访时坦言,中国不会对美国本身构成威胁,而美国为保住过去的垄断地位切断同中国的科学技术、经贸往来甚至通过军事手段威胁对抗中国崛起都是徒劳的。对此我们深以为然,战略盲动的魔鬼,或许就是隐藏其中的战争。

总的来说,目前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中存在战略误判、战略围堵、战略盲动这三大问题,但归根结底还是拜登政府不愿意面对重新构建中美战略互信基础这一根本问题。那么如何跳出这样的怪圈?我认为,还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冷战思维、狭隘思维,重新回到构筑战略互信的轨道上来。我觉得有以下“三步走”:

首先,积极接触。因两国关系进入“下降螺旋”且新冠疫情肆虐的大背景,现在双方各层级的交往少之又少,但两国领导人的除夕通话和三月安克雷奇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就是沟通交流的实例,不管怎么说,国际关系始终离不开人际交往,中美之间人员交流非常重要。中美两国应排除万难,双向靠近,重新打造两国之间稳定的沟通、交流管道。

其次,逐步深入瞭解。中国坚持和平发展路线不会动摇,不会放弃重大战略机遇期,也勇于开辟中华民族的历史机遇期。拜登政府应该清楚,打压、遏制中国是不可取也是不会成功的。拜登政府应该多瞭解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思维,调整自身的焦虑心态,正视中国的发展,承认中国的成就,不要在对华政策上继续袭用特朗普时代的冷战思维和民粹主义,更不要“换汤不换药”地搞小圈子围堵、遏制中国。

第三,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真正取得进展。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大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很多,可以携手的地方也很多。新冠病毒、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核废水排放等等关乎人类共同和平与安宁的挑战就摆在我们眼前,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找寻共同议题,实打实地开始共同解决,而不是在面临挑战时一味地泛政治化,将可以密切合作的机遇束之高阁。

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性的政策。我们应当站在全球战略高度和人类历史新起点,重新思考两国关系的本质和未来,开创国际政治的新思维。

李振广:结语

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中美之间的斗争博弈牵动全世界的神经,对于追求和平发展的中国而言,的确是一个严峻挑战。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提出过一个文明生存进化法则,那就是挑战与回应法则。从气候到各种天灾,从战争到各种人祸等有形的挑战,将可激发族群的潜能,在回应的过程中变得更为强盛。

多难兴邦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意思。积极应对挑战,善于应对挑战,一方面是我们这个文明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我们这个文明延续五千年连绵不断发展的关键因素。我们的文明不断面临来自北方西方东方以及各种天灾人祸的挑战,从而也磨砺和提升了我们民族和文化的韧性,无论面临多大的内部和外部冲击,我们最终能够适应挑战,渡过挑战,走向新的辉煌,继续迎接新的挑战。这是我们的民族和中华文化长盛不衰的诀窍。这也是为什么说多难兴邦的道理所在。

澳大利亚的考拉生活模式,类似于躺平,没有挑战,能力、适应力就开始退化,一旦有美洲大猫这样的掠食者到来,对于这个物种来说那就是灭顶之灾。而非洲草原上羚羊能够奔跑飞跃出美丽流畅的弧线,那是它在面临生存挑战中不断把应对挑战的能力融于基因,成为本能。这也大大提升了这个种群的生存能力。也就是在应对挑战中实现发展进化。这也是一个规律。所以说面对挑战,需要高度谨慎,但没有必要杞人忧天。

我们的社会对美国带来的挑战感到愤怒,实际上是感到竞争压力的反应,这正在触发我们这个群体内在的挑战回应机制。群体中展现出激情上扬的一面,这就是群体荷尔蒙开始高密度释放,正在激发潜能的表征。

十多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从试探观望期进入磨合期。奥巴马时代的重返亚太战略已经体现出美国对华政策进入观望期的征兆,在特朗普时期,磨合摩擦显性上升。当前,中美关系已经从特朗普时代的经济磨合期进入到政治磨合阶段,但同时中美两国高度相互依存的巨大惯性仍发挥主要作用,中美关系中摩擦方面很多,呈显性化趋势,体现出中美关系惊涛骇浪一面;而中美相互依存相互合作依然根深蒂固且隐性化,作为压舱石决定了中美关系大船的船体与航向的基本稳定。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脉络,明显可以看出,美国民主党政府更在意意识形态,人权、政治等议题,是民主党主政时代对外关系的焦点,会拉高中美关系中斗争一面。这次美国对华战略全方位调整,面临的一个现实是,中美经贸文化社会交流高度粘合,决定了中美斗争一面的限度。在美国列出的三个层面:合作、竞争、对抗(斗争)来看,竞争是一个较为中性的状态,而合作和对抗代表了政策选择偏左或偏右的倾向。可以肯定的是,就目前而言,中美合作的领域极宽,是惯性的,隐性的;而斗争一面是在很窄的领域,但表现很激烈,是显性化的,引人关注的。未来,中美经贸社会科技文化交流脱钩的程度决定中美政治斗争的烈度,脱钩情况与斗争烈度成正比;或者说,与中美合作的宽度和力度成反比:脱钩程度越大,合作空间会相应压缩。

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是,无论是人还是政治实体之间,斗得最狠最无情的时候,往往是由于没有利益依存,袛有利益争夺,出手狠,不留余地。有了相互依存会迫使大家进行文斗,即斗争文明化、非暴力化。全球化后,世界已成为俱荣俱损的共同体,使人们高度相互依存。在打破各种壁垒和地域、小圈子过程中,最终实现区域一体化、全球化。一部手机、一辆汽车、一架飞机,零部件和技术来自世界各国,市场面向世界,整个世界共享收益,共享这些产品带来的服务和便利。大家都是这个世界的共同合伙人。当今世界就像是一个每个国家都有股份的巨大瓷器店,中美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合伙人,在自己家的瓷器店里进行文斗还是武斗?

所以,我对中美关系磨合的前景保持乐观,通过中美之间一段时期的合作、斗争、竞争,中美关系会进入一个新的平衡。这场全球级别的竞争博弈,极有可能带来中美两国实力与影响力的大幅跃升,是一种共同进步,是一种双赢的结局。当然,中美关系中的每一场斗争、对抗都将是艰难的,需要一个一个去克服,去解决,战术上要重视。这会为战略上的乐观远景奠定基础。

我相信,也期待,通过这场博弈,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再次赢得难得机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会因此而加速。

评论员简介:

李振广: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湾问题、中美关系。

张文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曾在山西大学和南开大学学习,分别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2014-2015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访学。主要从事美国政治、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研究。主要著作《族群与美国外交》,参与编写《百年变局与国家安全》《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美国大势》等,并在《美国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和平与发展》等刊物发表数十篇文章。

李枏: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战略室研究员。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采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布鲁金斯学会、韩国国立首尔大学、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和研究机构长期访学。研究领域为美国对外决策过程、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着有《现当代西方大战略理论探究》以及论文多篇。

朱中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负责人、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涉台外交、战略文化与中国传统对外战略。

仇朝兵: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外交室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史及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

郭艳: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台湾政治、两岸关系、中美关系等领域的研究。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论坛》、《理论前沿》、《中国评论》等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40多篇,出版《国家认同:危机与重构》、《国家认同与台湾问题》、《台湾政坛:泛绿》(合着)、《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编着)等著作。

袁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是美国对外政策、国际安全研究、对外话语战略。毕业于外交学院,获国际政治专业博士学位,曾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访问学习。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国际政治研究》《国际安全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并经常在国家主流媒体上发表评论文章。

郭至君: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中评社国际部主任,曾任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发布时间:2021年08月11日 来源时间:2021年0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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