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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孙哲:阿拉斯加会谈是中美坦诚相交的开始

作者:汤以诺   来源:中美印象  已有 5750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中美印象》第299期

【编者按:孙哲教授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员、中国项目联席主任孙哲。最近,本站记者汤以诺就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发展通过微信采访了他。以下是这次采访的全文。】

一、您曾援引布林肯的“never bet against America”,用“看空”的概念来分析讨论中美关系。一方面,从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到中国霸权论,美国对于中国的认知不断演化;另一方面,美国作为民主自由灯塔国的地位也被中国重新认识。那么,想请您为我们梳理一下,中美两国的相互认知在近年来是如何发展与变化的?

我写过一本关于美国研究的书,叫《美国学》,书中介绍了中国人的“美国观”。简单梳理一下,最近几年,也就是特朗普时期或者奥巴马后期,中美的相互认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先说美方,先后有中国崩溃论、威胁论和霸权论。中方呢,在国家发展与崛起的前提下,从一定程度上感受到美国的式微和衰落。不少中国人认为,尽管美国在科技等诸多领域还十分发达,但想做到霸权永续是很难实现的。

两相对比,一方面是,近年来70%以上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另一方面是,中国对美国的负面态度可能也达到了百分之七八十。在这种情况下的相互认知形成了一种“国之交,民相轻”的现象。这种现象会给两国的民间交往制造很多障碍。这种认知也会影响两国实际政策的制定。比如,现在就有人担忧美国对中国的十年签证政策会不会被取消。

从留学生的角度,他们在美国可以感受到美国的基础设施破败的情况,以及可以看到实实在在的少数族裔受压抑、受欺负的种族问题,他们自己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的有了新的认识。这些认知,同刘亚伟老师那个年代去美国的人所获得的认知是很不一样的。

从舆情调查方面来看,以前有零点公司、社科院美国所做过一些研究,但最近几年,国内目前还没有机构会学者对中国人的美国观做连续的、系统的调查。但是从自媒体、电视节目、以及各类文章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中国百姓对美国开始产生极大的反感情绪。我个人认为,这种情绪的产生与美国的政策动态是有关的,特别是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政策,特朗普的贸易战,加上最近拜登时期的中美阿拉斯加会谈。我认为,双边媒体对对方的认知,都是在镜子里看对方,这将是个很大的麻烦。

二、在制度性因素之外,新冠疫情爆发这一黑天鹅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美关系的动态平衡。有美国学者曾从“预防危机的能力很差”和“解决危机的能力很强”这两个方面来评价中国政府的疫情治理。对此,您怎么看?此外,请问您是如何看待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评中国政府的疫情治理,有一位学者评价得比较中肯,他说,中国现在还是靠这种非常原始的物理式的隔离,来做危机处理,这种模式对其他的国家来说,不可能仿效,也无法做到。目前看,中国积极的疫苗研发以及科学疫情防范措施赢得了世界关注。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我国人口基数大的事实,以及涉及的疫苗接种普及的推行问题。

从预防危机的角度来说,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中国确实没有准备,但也很难说是中国在这预防方面做得很差。面对新冠爆发这场从未遇见和预见的挑战,中国能够及时封城,解决危机的能力确实很强。

以发展的眼光看,中国想要在这两方面增加自己的能力,那就需要用科学与大数据来总结经验,特别是总结教训。我觉得这两方面呢,对中国本身提出了一个挑战,也提出了一个重要发展进步方向。

中美之间的民间往来,尤其是人员的往来,现在基本上隔断了。尽管我们现在还进行着一定程度的互动,但都是在线上进行的。这就涉及到新冠疫情对两国交往所带来的重要冲击——两国的民众交往。在疫情之前,每年可能有五六百万人往来于中美之间;但是新冠疫情的爆发冲击了两国的民间纽带,使得包括商业往来等交流都变得非常困难。所以,双方要要积极推进,把外交官认证和疫苗认证做好,并且应尽快打开国门。

三、特朗普当政时期的对华政策是分析中美关系变迁的重要话题。在特朗普政策阴影仍未消散的情况下,特朗普最近又对公众释放了他可能参与2024大选的信号。您认为特朗普的任期对于中美关系的变化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而拜登的施政又会怎样影响双边关系呢?

我们应该分阶段讨论特朗普任期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特朗普在执政初期访问了中国,与习主席2017年11月年在北京见面,而他到2020年初才去印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特朗普对中国的重视,同时可见当时的中美双边关系还是不错的。但是到了他执政后期,先打贸易战,后是对中国发动了全面攻击。在他手下一批反华急先锋的助攻下,特朗普政府从根本上颠覆了过去四十多年形成的相对成熟和稳定的双边关系。在这种大气候下,中美两国的民间交往又因为疫情中断,合作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进展。在中美的博弈与摩擦中,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认为,拜登的政策就是结合特朗普和奥巴马实用主义政策的一杯鸡尾酒——该合作就合作,该竞争就竞争,该对抗就对抗。针对美国的这种对华的新的方针,中国应该承认:中美关系是既有合作,也有对抗。双方应该呼吁尽量减少对抗,扩大合作。

四、在中美关系的演化进程中,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一直都在各个方面进行积极的参与。请问您认为Civil Society和NGO 在中美两国文化认知等方面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您是怎么看它们在中美关系变化中的角色呢?

首先,中美双方对Civil Society和NGO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中国很多有影响力的组织,比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都是半官方性质的。在中国很难看到像美国类似卡特中心或仁人之家那样纯粹的独立的非政府组织。但是中国的自媒体已经崛起了,比如说微信公号等。这算不算Civil Society和NGO的一部分呢?我认为也应该算,因为这些媒介对促进中美双方的文化认知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中国曾强调说要有“顶层设计,底线思维”。我觉得这句话说得有道理,但是不全面。底线思维不能光靠政府的力量,还要靠民间的媒体的呼吁。我认为在未来,被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这些社交媒体都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现在存在的问题是,美国的一些最著名的网站如Facebook,Twitter等进不了中国,而中国的Tiktok也可能在美国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大家各说各的,互不想通,英文媒体和中文媒体里边对同一件事情的报道,可能大相径庭。而受众都有自己的选择性,都会倾向于相信自己国家的媒体上的报道,从而产生认知差异。我认为,Civil Society和NGO应该做一些更公正的报道与介绍,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五、有学者曾提出,在80年代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文化引入和中国官方的推动下,在中美相互认知中,中国了解美国的程度远超过美国了解中国的程度。对此,您怎么看?您认为美国应该在哪些方面多了解中国,或者,中国应该在哪些方面多了解美国?

80年代,中国打开国门看世界,开始了解当时美国的发达状况和政治体制,改变了“美国是一个腐朽的、没落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刻板认识。之后,大家开始接触美国文化,听到了美国的音乐,看了美国的电影,甚至去到了美国,中美之间交流逐渐增多。

从发展的眼光看,未来中国人更应该了解美国哪一方面呢?我认为,应该是美国的政治制度。这次美国大选确确实实让中国加强了对美国复杂的政治体制的认知,包括国会的运作,三权分立等。我认为,中国应通过两个突破口更多地了解美国政治。

一个是美国的地方政治。在美国的50个州特别是那些农业州,中国做的工作还比较少。我们关注较多的都是纽约,华盛顿,洛杉矶这种大城市的政治,但是对阿肯色,俄克拉荷马州等就了解较少。他们的老百姓对中国的认识是什么样的?他们的国际观是什么样的?他们对特朗普的态度怎么样?对于这些问题,中国可能并不清楚。

另一方面呢,就是要了解美国的经济,无论是从投资的角度还是从贸易的角度。比如,普通的美国人,在社会机构或在工作单位,他们是怎么看待国际事物,看待中国的?除了了解美国的地方的民情,我们还要了解美国的循环性的议题,比如民意的流动。

中国在全面了解美国这方面,做的还不够。特别是,我们对美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了解还不多。比如,全世界80%以上的新药,可能都是美国的制药公司研制和生产的。我们要更综合地评估美国的好与坏,更全方面地了解美国,更深入地了解美国。

现在中国没有研究美国的本科专业,只有国际政治,地区研究等,这是很可惜的。我认为,中国大学里应该设立相对应的美国研究本科专业,并且应多设立美国研究院这样的机构。

六、您的“新知十讲”从多个方面为我们讲解和介绍了美国的昨日与今天。我了解到,中美建交初期,多位驻华大使都有非常“地道”的中国背景,比如恒安石,李洁明和芮效俭,他们都是在中国出生的。您认为,“本土视角”对于西方社会的“他者认知”有什么影响呢?

恒安石,李洁明,芮效俭我都见过,他们都拥有在中国出生的本土视角,并且他们的观点对于西方社会的认知影响很大。这些人不管他政见怎么样,都对中国有一定的感情。

我曾采访李洁明,我说:“你是不是属于反华的蓝军阵营(blue teamer)?”他说:“我怎么是蓝军呢!我促成了美国的军舰访问青岛,我坚决制止陈水扁搞入联公投。”他提到了不少他给中国做的好事儿,但是同样这一个人,曾在大使馆接纳方励之教授,并且一度严厉批评中国。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不被中国政府所接受。而芮效俭是一个学者型的官员,在几次重大关头都是要求美国坚持和平与理性。他本人对两岸关系非常有研究。我和他们两位接触比较多。

他们以他们熟悉的80年代以前的中国,对现在中国的进行分析,从而奠定了他们的学识的基础。有他们在美国发声,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但是,他们的观点在专家的眼里可能是非常专业、非常中肯的,却未必对决策者有太多的作用,尤其是对不同党派的政客的影响就更加有限了。民众呢,因为代沟或者因为事件驱动(比如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也不会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他们的观点。比如说芮效俭和基辛格,无论他们说什么话,老百姓可能还是会怪罪中国。在他们要求理性的时候,理性的声音反而是不受欢迎的。在中国也一样,电视节目上那些飞机大炮的抗日神剧一播,收视率总比那些和平的、理性的、温情的电视节目的收视率要高,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七、您在对美日会谈的分析时提到了美日同盟实际是剑指中国。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中美阿拉斯加会谈之前,民主党进行了很具有代表性的国际关系同盟战略动员。您是如何看待美国试图建立反华同盟的意向?

拜登总统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部分,就是要恢复与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被破坏的与盟国的关系,这跟奥巴马时期提出的“巧实力”(smart power)外交是一脉相承的。虽然拜登在出席视频会议时说四国协调不针对第三方,但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拜登是想建立反华联盟。

应该说,这种同盟,是有限的,是狭义上的同盟。这些国家可能在政治立场上,环保政策上步调一致,但是在其他方面可能很难形成一个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一样的同盟。美日、美韩是有防务条约保证和保障的盟国关系,他们在对华政策上也许会有更多的协调。但在美欧和美印之间,它们很难组成在军事上针对中国的盟国。美国跟印度目前只不过是有一些情报互享和军事演习,这种同盟跟美日安保这种同盟含义是不一样的。

八、聚焦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您曾提到毛主席时代对于外交事件的灵活性处理。我记得毛主席曾说过:“欢迎尼克松来谈,谈总比不谈好!”那么您认为,在此次战略对话中,中国的目标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实现?您是如何看待此次对话对于中美关系发展的意义?

我们看到中美在拜登入主白宫后的第一轮接触就火药味十足。中国斩钉截铁地表达了对美国的不满,但同时也没有说要完全放弃合作,而是继续呼吁美国回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轨道上。杨洁篪在批评美国以后,还是说要继续对话。我认为,大家可以坦诚相见,把不同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对话总比对抗好。这可能是中美关系今后几年发展的一个新的模式,大家吵吵闹闹的,但是在气候变化,或伊核问题上,能够形成某种合作。这体现了既有竞争又有对抗又有合作的中美关系的现实复杂困境。

总结一下,中国应该对美采取一些更积极的外交措施,思考什么是美国最大的关切。比如说,在香港国安法、新疆,台湾问题等方面,中国能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增信释疑。最近中国方邀请上合组织的大使和外交官到新疆考察,那么能不能也组织美国的外交官、在华商界人士、在华留学生也去新疆实际看一看呢?我觉得这些都是具体的可推进的方面。

发布时间:2021年04月17日 来源时间:2021年0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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