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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国会骚乱:美国政治转向的分水岭?

作者:陈定定,胡俊扬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已有 768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墙体和桌椅的残损、散落的碎裂玻璃,都在沉默中诉说着华盛顿历史上这一天的骚乱。2021年1月6日,愤怒的特朗普支持者暴力冲击美国国会并占据办公室,致使总统选举人团计票程序被迫中断。武装对峙还造成了5人身亡,其中1人为国会警察,其余4名示威者中1人死于枪击,3人死于紧急病症;约63人被逮捕,另有超过50名警察受伤。不过,国会确认程序所幸仍保有了基本韧性未出现瘫痪。连夜开会之后,拜登的胜利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中得到确认,以306张选举人票多数票正式当选第46任美国总统。

暴力团体的背后:合力之下民粹主义的激化

早在选举结果还未明朗之际,共和党人便逐步分成了两个阵营:“倒川派”和“挺川派”。一些资深共和党人已开始“抛弃”特朗普,与他所谓“选举遭窃取”的说法保持距离,致使后者对共和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都在大幅减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口吻较为中立,称“投票都需合法,各方都必须遵守这一程序”。而以2012年总统候选人罗姆尼(Mitt Romney)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则毫不留情地公开抨击特朗普的欺诈指控;宾夕法尼亚共和党参议员帕特·图密(Pat Toomey)称其言论“非常令人不安”且毫无根据;马里兰州共和党州长拉里·霍根(Larry Hogan)则指责他的指控无可辩驳地破坏了美国民主进程。与此同时,多位华府官员也于近期陆续辞职。

但与党内及本届政府内部分人“跳船”现象迥异的是,随着权力交接步入尾声,被特朗普所煽动的基层选民的声音却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也成为了继司法、立法层面失利之后,特朗普翻盘的最后选择,即通过与更广泛的民意支持者合作来阻碍甚至推翻拜登当选的结果。以特朗普为起点,社交媒体上分散的、个人化的表达在持续的病毒式传播中,最终触发了线下的集体暴力行动。包括俄勒冈州、佐治亚州、科罗拉多州和堪萨斯州在内的多地议会大厦都出现集结示威,以表达自己强烈的政治诉求:本次大选投票结果是虚假且非法的。

数万人的抗议示威者团体不仅表明特朗普的选民基础广泛,同时也侧面印证了此前的民调结论,即特朗普的支持联盟较其对手拜登而言,或许更为稳固且具有凝聚力。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6月的结果显示,注册选民表示将投票给拜登的群体中有67%是因为反对特朗普,而真正支持拜登的只有33%; 相应地,投票给特朗普的人中真正支持特朗普的占76%,以反对拜登为由者仅占24%。此次国会山抗议的暴力转向更是由其中极为稳固的中低层白人基本盘所促成,包括极右势力、极端保守派、阴谋论者、习惯于诉诸民粹情感的团体,譬如QAnon阴谋论拥护者、“骄傲男孩”(Proud Boys);更随处可见暗含种族主义倾向或暴力含义的邦联旗帜、加兹登旗帜。尽管各派别多样,但他们共通之处却都可以概括为反智、反动、反现代、反全球化及白人至上。

这一民粹浪潮与政治、社会的两极分化相伴相生,它们从何而来同样值得我们去深究。其一,若干世纪前为促成民主而设计的分权制衡体系的制度性缺陷早就埋下隐患,造就了日后美国的“否决政治”及分裂化特征。通过分权制衡从而更好代表广大美国人民利益的初衷开始走偏,“先否决、后治理”成为了两党执政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因素。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政府角色、种族、移民等问题上的分歧和对立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根据皮尤数年的统计,在过去二十多年间,民主党与共和党间的价值观念“共识”区域出现了大幅缩水,从1994年的50%左右分别下降十九和七个百分点,至2015年约36%的重叠率。随着美国党派内部思想的同质化和党派间理念的高度分歧,政治精英极化已经愈发明显。两党之间的“共识”被无法妥协的“冲突”所取代,政党之间的规范准则受此影响出现撕裂。双方立场的尖锐对立和模糊空间的大幅萎缩极大破坏了美国政治程序的有效运转。

其二,美国衰落论调某种程度上与民粹主义出现交叠,予后者以广泛共鸣。21世纪以来,伴随9.11事件、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的先后爆发,围绕美国是否衰落的讨论声不绝于耳。衰落论的支持者认为,美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实力已经开始出现回落,一个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的层级秩序将在不久将来结束,被其它外部崛起力量所代替。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言论。他曾在《美国实力的衰落》一书中断言,作为“缺乏真正实力的超级大国,一个没有人追随、很少受到尊重的世界领袖”,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而目前加剧的族裔冲突、经济放缓、疫情防控不力等社会危机似乎正在不断印证这一观点。处于这一个民主焦虑的时代之下,矛盾被不断放大,民粹主义所提倡的“美国优先”与制度优越感看似给予民众以慰藉,实际上却在异见群体间、幻想与现实间创造了新的撕裂,成为美国面临的又一大困境。具有明确党派认同的选民普遍对彼此的敌意正逐步增加。皮尤中心2019年的调查结果表明,超过三分之二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人都认为,两党的选民不仅在计划和政策上存在分歧,而且在基本事实上也无法达成一致。可以说,受身份认同和民粹主义叙事结构的影响,政治极化在社会层面更多开始向情感的部落主义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又称情感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

其三,总统权力多年来的急剧扩张使行政首脑的个人特质与任意性愈发凸显,进一步削弱了权力制衡及其对总统任期内的限制能力。本世纪初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时,总统对行政部门的统摄力还处于低谷期。但9/11恐怖袭击事件成为了其扩展总统职权范围的契机,将其延伸到囊括一切外交和国家安全领域的领域。作为行政部门的首脑,总统没有必要与政府其他部门协商,便可以直接采取行政命令、行政协议、总统备忘录、总统公告、签署的声明和国家安全指令等多种方式达成目的。这一增长趋势在特朗普时期达到巅峰。受对外部约束的挑战态度和高度自信的驱使,特朗普继续藐视制度规范,并利用权威排除了持异议者,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主导地位。这在其外交事务的处理和人事任免方面都有所体现。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邓帕斯(Kathryn Dunn Tenpas)显示,特朗普入主白宫第一年的员工流动率高达34%创下记录,是奥巴马的三倍多、里根的两倍。其中,总统的“A队”行政官员(不包括内阁部长)中,前三年离职率总计91%。

上述三个维度的因素相互作用,在制度缺陷创造出的政治极化条件之下,民粹主义的崛起将特朗普和他的“美国优先”论送进了白宫,也在后者的执政四年间达到了顶峰。

权力交接后:“特朗普主义”的延续

多方谴责和强力执法的共同作用致使外界所担心的“内战”最后并没有发生,但此次抗议冲突的符号性和持续性影响仍不容忽视。自1814年英军入侵并焚毁大厦南北两翼以来,这是国会大厦历史上第二次遭受外部暴力冲击。作为民有、民治、民享政权的最高象征与根基,它的动摇标志着美国政治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持续下降、社会内部分裂程度的加剧上升,且都已达到一个非常危险的临界值。正如奥巴马发布的声明所言,这将“成为美国不能忘记的耻辱时刻”。

拜登的胜选不意味着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具有“反建制派”性质的草根政治文化的结束。一方面,特朗普的“历史遗留”问题迫使拜登面临极为严峻的国内、国际局势挑战。社会裂痕难弥合,政治生态恶化、内向化趋势正不断加剧;同时,从各种“退群”、中东撤军再到一系列单边主义行动,战略收缩的趋势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逻辑正式褪下了自由制度主义的“外衣”,进入新现实主义的框架中,但也导致了盟友关系损伤、美国战略信誉透支。另一方面,特朗普本人不会停止与建制派的斗争。虽然他在暴乱后公开发表讲话,承诺将“有序”移交权力,但演讲末的一句“我们不可思议的旅程才刚开始”,及其社交媒体主管丹·斯卡维诺(Dan Scavino)代替发表的声明中“这只是我们为使美国再次伟大而奋斗的开始”都暗示着自己将重返政治舞台。因此,未来政治光谱的两极化走向会更加明显,左右翼势力之争不会就此打住。

政治社会版图分裂、国家意志和资源无法有效整合的背后,是美国政治转向所面临的困顿境遇。抗议冲突次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在推特上接连感叹,“权力的和平转移,美国例外论,以及我们作为山巅之城的努力都到此为止了……如果说后美国时代有一个开始的日期,那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今天。” 或许哈斯是过于忧虑了,但是无论如何,2021年1月6日的美国国会骚乱不仅是一场暴力冲突,还具有符号性象征。它会深刻地印刻在美国历史中,成为这个国家政治生态的“分号”,特朗普主义的“逗号”。

本文作者

陈定定 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胡俊扬 海国图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发布时间:2021年01月10日 来源时间:2021年0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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