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正在进入大选的收尾阶段。“十月惊奇”延续至今，拜登与特朗普究竟谁会最终就任总统已经超出了美国的边界，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热点。中国在美诸多的跨国公司当然也在密切关注这一选举，因为选举结果或将影响甚至决定部分中企的命运。

经历过一系列的政治事件，Tik Tok依然保持了经营权，没有出现之前所谓的“出售危机”，并初步有效地对冲了紧迫的政治风险。此前，按照美国政府的裁决，11月12日是TikTok剥离在美业务的截止期，所以现实的威胁还不能完全解除。但特朗普的主要精力已经被其强劲的对手拜登所占据，无暇过多地顾及TikTok。而TikTok也明智地汲取此前的教训，尽量避免卷入党派政治中，极力保持“政治中立”。对APP上的敏感内容，TikTok开展了诸多的技术性屏蔽，实施更加严格的内容审查，防止极端主义或者明显政治倾向性的内容给予美国监管层新的制裁借口。

但由于此次美国民众因投票结果争议而表现出极大的政治参与热情，TikTok所拥有的数以亿计的用户不可避免地将自身的政治情绪、偏好和怨恨投射到TikTok上。在通用的英语语言难以获得审核后，部分民众选用代号或者暗码，这进一步加大了审核的难度。这一切其实都在说明TikTok有意放低姿态，在形势不明朗之际尽量不卷入政治是非。

在州法院上的胜诉给TikTok在美的投资“合法性”事实上加分。而TikTok也正着手升级为具有新商业功能的APP，以求更好地与脸书竞争。10月下旬，总部位于加拿大的Shopify将TikTok加入包括Facebook、Instagram及Pinterest等社交网站合作伙伴组合，以及亚马逊、谷歌和沃尔玛等集团的电商平台，以求更好地开发美国社交商务市场。TikTok在美拥有数以亿计的用户，其将客户转化为商业优势的潜能更大。表面看，TikTok正在按其计划布局北美市场，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就好像在美国经营的政治风险烟消云散了一样。

但真的是如此吗?

从理论上讲，TikTok至少还面临以下几大挑战：

第一，司法挑战。TikTok赢得了在加州的法律诉讼，这引起了司法部的反弹。在9月27日傍晚，华盛顿特区联邦法官卡尔•尼古拉斯(Carl Nichols)临时发布命令阻止禁令生效，暂缓实施美国政府关于将TikTok从移动应用商店下架的行政命令，但这仅仅等于尼古拉斯给了TikTok大约1个半月的“缓刑期”。川普政府坚信的指控证据包括：一些数据被传输给中国，并称这些信息可能被中国政府获取，以追踪美国人并建立特定档案，或可能日后用于勒索。美司法部官员指责字节跳动受制于中国法律，这些法律可能要求该公司听命于中国政府，协助中国政府的“监视”和“非公开行动”。联邦政府于10月8日就法院的裁决提出上诉，向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提交了相关文件。司法部在该文件指出，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尼科尔斯在9月发布的初步裁定法令应该被撤销。在理论上，拜登要在1月20日后才能正式执政，但在这一时间节点前特朗普依然是美国总统，依然可以继续对TikTok施加压力甚至可能强令其退出美国市场。

目前，特朗普面临国内国际压力，但其核心内阁之一司法部部长威廉•巴尔显示出了一定的“政治忠诚”，巴尔要求司法部介入选举调查这一表态迅速促使负责选举犯罪的最高检察官理查德•皮尔格辞职。从这一点看，特朗普依然可以对司法部施加影响。也就是说，特朗普还可以对TikTok可能的起诉进行权力施压。尽管哥伦比亚特区目前是民主党势力占优，但理论上联邦司法部依然有渠道可以影响相应的诉讼。

第二，《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的法律限制。与以往美国应对中国投资采取应急式立法不同，FIRRMA是美国应对外资审查的立法巅峰。该法案明确指出对美国而言，会对国家安全产生重大风险的FDI包括：涉及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美国公民的个人可识别信息(PII)及针对网络漏洞的投资。立法的主要目标是针对中国在美一度加剧的“战略资产获取”和“先进技术习得以及转移”为目标的投资。显然，作为依靠庞大个体注册以及大数据后台运营的TikTok不可避免会涉及到美国公民的个人隐私信息或商业信息的存储和流通。在中美关系敏感化的现实下，任何理论上的威胁因素都可能被视为现实的威胁而受到“预防性打击”。FIRRMA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其对字节跳动总体上依然是不利的。

第三，中美投资关系不确定的挑战依然存在。尽管民主党拜登获得了选票上的优势，并以“影子政府”角色进行执政预演，其对华经贸政策有变革特朗普强硬姿态的可能，但在具体投资领域依然没有形成明显的立场。如果按照民主党惯常对华政策分析，中国在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的投资依然会面临严格的审查。可以说，哪怕拜登回归到奥巴马时期那种对华投资相对宽松的时代，TikTok依然要面对两党政治精英对中国投资业已形成的高度警惕和防范，要面对对TikTok母公司所在的中国的政治不信任，要面对美国日益完善的外资监管和法律，也要面对既有竞争格局中处于“守势”的现实。何况拜登在几次重要的讲话中始终强调美国的领导权，这当然包含了在“科技”这一核心领域的领导权。当然出于维持就业的需要，在排除“威胁”或者使TikTok的“威胁”处于“透明”、“可控”的状态下，新政府依然有可能积极分享TikTok的发展红利，并牢牢控制“安全”这一主线，随时可以介入经营并弱化其优势。

第四，美国政府政策连贯性的挑战。美国政府官员可以大体分为文职与政务官员，前者主要负责按照“事实”进行判断，后者负责紧跟总统、国务高级官员的立场。现实中，事务官对技术型威胁的判断往往为政务官员进行“政治”和“安全”评价提供重要依据，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吏”与“官”之间的关系。美国政府深刻明白市场对特定技术的助推作用，中美之间的权势转移最明白地表现在于经济领域的力量对比，而经济实力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具有核心科技的工业和服务业产品的竞争力。美国精英尽管在对华经贸议题上“损利得失”有着显著地区别，但在与中国长期的经贸关系中，美国政商精英所反映的“被剥夺感”和“不平等感”无论是从国务官僚、国会议员以及中国美国商会的调研报告中都有直观的反映。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新政府不会再以类似奥巴马时期主流的自由主义那种相对宽松、宽容的立场处理贸易、投资等议题上的涉华冲突，而会更加注重结果导向，寻求更多的“绝对收益”。“充分利用、积极预防”是民主党对中国一贯的政策，民主党在外交领域的一大传统偏好在于寻求盟友合作，力求以最小成本来实现对竞争对手既有优势的最大抵消。此外，中国近年在跨国公司数量以及实力上不断逼平美国，使得美国倍感压力。在这一点上，具有科技与资本、市场优势且在美市场上表现强劲的TikTok所面对的压力自然不会小。

第五，印度是一个强悍的挑战者角色。在众多的大国中，印度是对TikTok采取决绝且果断措施实施市场阻隔的国家之一。这主要原因是特朗普“印太战略”突出印度在美国全球大战略中的地位，让原本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民族主义”高度膨胀。此外，印度拥有在网络技术、金融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在禁止TikTok运用后，印度迅速地升级了与TikTok类似的运用“ShareChat”并积极走跨国融资壮大的路线。在民主党执政过往中从不缺乏“借力打力”的案例，如果为对冲风险或者实施反垄断，新政府支持ShareChat平衡TikTok的优势，这一可能也不能完全排除。目前，全球跨国公司纷纷转向，力图将自身定位为大型商业投资综合体，在美国加速排挤TikTok，美印关系走强，印度网信公司在美国市场日益崛起的态势下，TikTok所需面对的压力不只来自于美国，也包含了类似功能的其他商业综合体以及复杂的国际关系。

跨国投资冲突背后越发凸显国家间系统性的竞争与对抗。美国当地时间11月10日，TikTok在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法院叫停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4日颁发的总统令，该命令强制要求字节跳动在11月12日之前剥离TikTok美国业务。大选暂时使得特朗普无暇抽身处理与TikTok纷杂的法律事务以及背后实质上的中美投资较量。可以预计的是，与以往危机一样，TikTok依然可以平安度过11月12日。TikTok能够使用选举带来的机会红利应对特朗普带来的政治压力。但是，从美国联邦与州的司法冲突、美政治精英认知、美国的立法成熟度、官僚制和不断走向深度竞争的全球即时聊天娱乐市场上看，TikTok远没有处于“安全”之中。对此，TikTok还需要在母国政府的支持配合下打好法律和舆论战，要深刻明白在美投资红利的长期性战略性与对美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并存这一事实。“充分利用、从长远打算”，在相对和平的日子里，TikTok一样要集中资源提升产品与服务在美的商业黏性，进一步实现自身在美的经营合规化，在混沌中寻求转机，努力做一家纯“商业性”的网信娱乐商投公司，做到可持续安全和全球化两不误。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