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投资以及接受外来投资是一国实力和国力的体现，大国往往通过对外投资以及吸收投资来积累资本并实现诸如政治以及地缘战略等非经济目标。从历史看，欧洲国家的崛起除了早期地理大发现以及相伴随的“武力殖民”外，一个重大的推动力就是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战略的结合需要共同“走出去”。欧洲各国通过地理大发现获得商业所需的金银等贵金属、香料等奢侈品以及优势产品的倾销地。包括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家的早期全球地位的攫取都离不开相应跨国公司的支持。

欧洲城市化和商业化极大地推动了贸易投资公司的发展。为了拓展利益，早在1600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就授予不列颠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皇家许可状，给予它在印度贸易特权，实际上这个许可状赋予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长达21年。这是全球较早的巨型跨国公司，从现代投资理论看，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是一种绿地投资，这一公司的扩张伴随着英国武力殖民走向全球，跨国公司所带来的贸易效应以及由此对国家权力和政治经济地缘版图的拓展，有力地推动并捍卫了英国的殖民利益。为了维持商贸安全、开拓殖民版图，威慑和打击商业竞争对手，英国发展起了规模庞大的海军。可以说，在商业利益的基础上，跨国公司有力地支撑了英国这一“日不落帝国”。作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同在1600年成立了全球首家跨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直到今天依然是拥有20万人的巨型跨国公司。

一部国际关系史，在铁血之下往往隐藏的是跨国公司对原料、劳工以及寡占市场地位的觊觎和争夺。全球主要国家长期奉行“重商主义”使得对商业利润的争夺和重要贸易商路和市场的控制往往成为国际冲突的根源。

美国的发展离不开跨国公司的投资以及本土成长起来的跨国公司。外国资本的投资改变了美国，从早期英国的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公司、东印度公司等跨国公司在美国东海岸开辟市场进行投资贸易，以及随后由贸易出口引发美国南北就原材料出口关税之争导致南北战争开始到美国工业革命“镀金时代”，一大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在这一时期形成。比较著名的有洛克菲勒、福特、标准石油这些跨国公司的群体性崛起。这一时期的工业化及其竞争塑造了美国工业资本主义文明，推动美国工业技术以及管理的革新，使美国在19世纪末跻身资本主义工业强国前列。

美国对全球领导力的一大表现在于对国际产业走势的引领以及适时将产业优势以贸易和投资的形式形成“公共产品”并辐射全球，以此获得对象国的认同、参与和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价值分配。比如在二战后的欧洲重建中，杜鲁门所提的“马歇尔计划”刺激了众多美国公司对欧洲的投资，并有力地推动了欧洲经济的复兴。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后，尤其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20世纪70年代，跨国公司成为美国实力和资本自由主义精神的象征，那时候的美国自信而开放。在“去工业化”的过程中美国对全球工业国家的跨国公司敞开大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现了良好的资源、商品、市场、人力、资本的互补。尽管存在如美国对日本汽车、电器产业的抵制和制裁，但美日两大工业国总体上维持了较为稳定的投资商业关系。而美国也通过投资关系来维持与不同盟友的经济相互依赖。

在和平时期，美国对国际经济的领导权其核心体现于基于商业利益为基础的规范制定、权威的利益分配和冲突协调，并在频繁的投资中构造金融网络将美元渗透到全球交易体系中，使得全球主要的大宗货物和金融交易以美元为“锚”，如此，美国的全球领导权得以更加稳定。

美国跨国公司通过对外投资实现利润与技术输出，并推动对象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宣传市场经济以及跨国贸易，积极转移初级制造业并鼓励发展中国家融入自身主导的国际贸易。美国始终在“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中徘徊，美国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来缓解由于初级(落后)产业外迁而造成的工人失业以及收入的不均，而本土则集中物力、财力发展“军民两用”型工业。以此得以长时期盘踞在全球产业链的顶端，并牢牢通过产业、金融来控制和提升美元的流动性。吸收外来投资有助于回填因购买初级制成品和原料流失的美元，美国再将先进的工业品进行高利润的销售，这样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美国借此实现利润和美元的回流。美国享受着全球化领导地位带来在产业、金融、投资和就业的红利，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来撬动主导权护持。投资可以产生因资本粘性而带来的政治依附，撤资或中断投资以及对特定投资品类的制裁可以触发对象国在相互依赖中的脆弱性，以此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来打击竞争和敌对国家，实现主导权的稳固。可以说，本土跨国公司与吸收外来投资助推了美国的全球领导权。

在一定程度上，“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同为美国的产业政策。吸纳全球优质跨国公司的投资是美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重要手段，而排挤具有竞争优势的外国公司实施“保护主义”是维护本土寡头公司的重要手段。美国外交政策始终不变的目标之一是维护其海外商业利益，有时，为维护跨国公司的海外利益，美国政府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历史上，美国对外来投资曾长期保持自由、开放、宽容的态度。美国市场广阔，拥有丰富的高素质劳动者、良好的法治、先进的技术，使得全球主要跨国公司纷纷布局美国市场。实现对美直接投资是推动公司成为先进跨国公司的重要一环，获得跨国公司的认同和投资本身就是对其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认同。

早期，美国对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总体政策是开放的。随着不同阶段中国对全球价值链要素需求不同，中国从优先满足国内能源需求的石油投资逐步转向战略资产以及关键技术的获取(习得)和全产业链的对美投资。目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一大特征在于获取技术外溢和市场。中美双向直接投资是美国对华经济接触的主要体现，然而在特朗普主导的对华竞争态势中，经过中美几代领导人共有实践形成的经济接触模式和路径的“合理性”受到质疑。中国对美贸易和投资被视为“盗取”美国先进技术，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侵蚀其价值观的行为。“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国在美投资的跨国公司可以最先感受到中美关系变革带来的冲击。

由于《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在国会通过并获得总统的签署，美国对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总体上实行有限准入、严格审查的措施。同比2017年投资量，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在2018年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市场上的增量目前主要由在美存量投资而展开。在存量投资中，特朗普政府瞄准了WeChat 和TikTok两家中国先进网信公司的运用APP。尽管特朗普政府难以拿出可实证的证据，但在国家安全泛化以及中美投资缺乏现实规范和信任的背景下，特朗普对这两款APP实施了“预防性打击”，即以行政命令限制其运行。这一行政命令引发了中美冲突，同时在代表民意的国会上也受到了两党重要议员的欢迎。

WeChat 和TikTok是中企两大服务类投资产品，其母公司分别是中国网信巨头腾讯以及字节跳动。在中国对发达国家的赶超进程中，中国政府力争以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网络新兴技术作为获取国家竞争力的新杠杆，表现之一在于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网信企业的崛起，其中WeChat 和TikTok这两款APP是这一进程的重要代表。前者主要客户是在美华裔和华人留学生，后者的用户则包含了美国数以亿计的年轻人。这两款APP具有较大的客户忠诚度和市场粘性，相应产业链条上更有无数美国本土利益关联商以及依靠这两款APP经营谋生的美国民众。相比于较为单纯功能的WeChat，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所造就的投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更是空前，推动中美投资关系的跌宕起伏。

美国的实力可以通过世界五百强企业占比及其资产额很好地表现。在2019年中国企业在数量上首次超越美国位列全球第一。而今，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在全球化中越发走向保守，对待像字节跳动等投资，国务官僚制定的政策飘忽不定，这说明即使是美国政治精英内部对如何处置中国的投资资产难以达成共识。作为最终领导人的特朗普，宁愿牺牲福利效应亦要追求“绝对安全”。全球化是一种价值复合体，各国理性的选择是以国家利益为优先，趋利避害。原本可通过技术手段协同处理的数据跨境流动存储和安全问题，在特朗普的认知中成了绝对的“非黑即白”，以权力排挤威胁跨国公司本身是一种反全球化的实践。其代价不仅是明面上美国利益关联体的账面损失，更难以估算的是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所发出的消极信号——只有物理排斥拒阻中企才能实现国家安全。在否定中国跨国公司在美存在的合法性之际，特朗普正在拆解美国的领导力。

韦伯在其传世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突出描述了宗教在西方商业拓展中的作用，鼓励人们在合理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地追求金钱。现在美国对中国网信类投资的限制往往带有明显的“他者归类”特征，将中企视为文化他者、竞争他者、安全他者。特朗普没有动力像奥巴马政府那样，在坚持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同时，恰当地以协商方式(如BIT或战略对话谈判)加CFIUS审查来解除可能的“安全威胁”。特朗普发出的信号是“认定威胁——处理威胁”的线性逻辑，在多元主义为核心的美国“民主”政治中，商业利益协调业已变得困难。目前，中美难以就直接投资的安全“外部性”实现有效的协商和谈判，特朗普的措施往往遭致“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其投机钻营并以选举利益为优先将带来国内国际的连锁反应。如果给商业投资赋予过多的政治、安全因素，将进一步加大中国投资的政治风险以及成本。美国复杂的政治过程以及权力的多头牵制，将使得制裁、排挤WeChat 和TikTok成为新的中美权力竞争和斗争焦点。通过对中企投资威胁的界定，可以有效地增加其运营的政治风险，反复变换的政策意味着反复不断的威慑，这可以极大地削弱中企投资的优势并增加其竞争劣势。在这一情形下，中企不能集中资源和精力在提升对美客户的服务和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上，却要花费巨资融入美国政治过程，不得不优先确保企业的安全和生存上，这明显是违背经济和产业规律。企业被迫从生产上转移注意力，政府对经济的深度介入，这对各方来讲都不是好事。

历史会深刻地记录这次中美在投资领域的深度冲突，权力压制与缺乏证据的制裁并非是美国表现其全球领导力和实现美中两国投资治理的最佳方式。无论博弈的最后结果如何，“雨过地皮湿”，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势头都很难回到过去。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