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9冠状病毒病爆发之前，中美关系就在恶化，但这场大流行极大地加剧了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对抗中国应该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组织原则，就像冷战时期对抗苏联一样。但这将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这反映了一种过时的思维模式，认为与其他大国打交道是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今天和今后一个世纪，我们面临的最重大威胁不是其他国家，而是一系列跨国问题。

毕竟，即使美国成功地反制了中国，我们的安全和繁荣仍然可能因为未来的流行病、气候变化、网络攻击、恐怖主义以及核武器的扩散甚至使用而急剧下降。从今天的危机中得出的结论是明确的：美国不仅需要直接应对这些全球挑战，还需要增强我们的竞争力和应对这些挑战的韧性。

一些人要求中国在法律上和经济上对大流行的成本负责，而另一些人则呼吁扩大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

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缺乏防护设备、无法进行足够的检测、坚持保持距离的不平衡以及追踪接触者的能力有限而责怪北京。包括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和德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情况都要好得多，这充分说明了美国的反应。我们更明智的做法是坚持“你需要治愈你自己”的格言，而不是把中国当作替罪羊。

我们也不应误读中国外交政策的目的。2017年，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描述为一个修正主义大国，希望“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并“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相悖的世界”。五角大楼的《国防战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则将这一观点发挥得更加深入，在2018年将中国描述为一个“战略竞争对手”，寻求“在近期内取代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以在未来实现全球卓越地位”。

这些评估高估了中国的雄心和能力。正如中国2019年国防白皮书明确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战略当务之急是维护领土完整和内部稳定。北京方面担心，任何国内分裂运动的成功都会导致其他分裂运动。

最能让人理解的是，中国是一个寻求减少美国在其后院的影响力、增加其对邻国影响力的地区大国。北京并不寻求推翻目前的世界秩序，而是要增加自己在世界秩序中的影响力。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国并不想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也不想控制世界每个角落的国际政治。而当中国确实触及更远的地区时，其工具往往主要是经济方面的。

中国在试图扩大其影响范围和影响力方面面临严重限制。中国经济两位数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

中国还必须应对严重的环境问题和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机，即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迅速减少。对于那些为中国主宰世界的未来敲响警钟的言论，我们应该持谨慎态度。

当然，中国既是一个现实的威胁，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但它是一个可以在不使中国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焦点的情况下加以解决的威胁。一些美国与中国的战略对抗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应该在必要的时候反击中国，以捍卫美国的利益。然而，这种竞争应该尽可能地受到限制，这样它就不会排除与中国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合作。

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美方应支持国际调查。但是华盛顿也应该站在世界卫生组织改革的最前沿，这样中国(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就能了解自己的义务以及如果不履行这些义务将会付出的代价。

我们还必须重新思考与中国贸易的方式。双边贸易仍然符合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只有两个例外：我们应该减少对中国(或任何其他外国供应商)原材料和产品的依赖，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我们显然必须保护我们的技术和机密，无论是政府的还是商业的。

一些批评人士感到沮丧的是，让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并没有带来人们所希望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但这样的进步从来就不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政策不太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尽管如此，经济一体化过去和现在都是值得的：它让中国在亚洲的稳定中有了利害关系，也给了中国不使用武力对付邻国的另一个理由。

虽然美国不能也不应该试图阻止中国的崛起——这将取决于中国的决心——但当中国的崛起变成胁迫性的，并威胁到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时，我们应该做出反应。考虑到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以及它与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接近程度，我们应该从威慑中国使用武力或恐吓邻国的角度来定义成功。

我们必须加强与日本、韩国、越南、印度、澳大利亚、中国台湾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关系，同时避免迫使它们在我们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我们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框架，让中国清楚地认识到，单方面的激进行动将会失败，而在地区和全球挑战上与我们合作往往会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利益。

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美国的外交政策失去了方向。30年后，美国的战略仍然缺乏一个一致的方向，但它不应该试图通过恢复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来找到一个方向。中国不是苏联，全球化定义的世界需要新的战略思维。

本文作者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原文5月7日刊与《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转自《华尔街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