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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建平:我的电影梦(上)

作者:   来源:至近至远东西  已有 283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故事能记录什么?也许是过去这个时代的某些“英雄主义”,一些我们曾经达到的高度?。。。未来的时代会很不一样,不会再有同样的人物,同样的情怀。记录下来,让记忆有所依归。

(屈建平先生是我在大学时世界电影史的老师。我们全班四十多个人,每次听他的课就是在一个小黑屋里,一边欣赏他介绍的不同类型的电影, 一边听他娓娓讲解这部片子的经典之处。他启蒙我们学会欣赏电影,学会解构并尽可能创造性地组合运用各种各样的电影视听语言。我印象最深的是,学期结束时,他说,你们从现在起就不能单纯从观众的角度去看电影了,要想到幕后该怎么做,才能讲好一个故事。后来我也成了做策划和做幕后工作的人,常常想起他的这句话。这句话仿佛一粒种子撒进泥土,我们同学将在各自不同的工作生涯中,用劳动和创造浇灌,静候开花结果…… )

这是屈建平先生的故事。让我们听听屈老师的故事,穿梭过去与未来。

1. 回到改革元年

前些天,我去见了几位北京广播学院(2004年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1978级的老同学。席间,同学们提议今年还要再聚一次,庆祝1978级同学入学四十年。同时,我突然心生感叹:这也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四十年了啊!(此文写于2018年)回望四十年前,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农村小伙,而四十年后的我,却是一个致力于将中国电影、中国故事推向世界的电影人。改革开放是开启我四十年电影梦的钥匙,也是载我驶向梦想彼岸的航船。

1978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和关键的年份。这一年,中国各个大学校园迎来了“文革”后首批通过正规考试“择优录取”的新生;《人民日报》刊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数学家陈景润成了当时中国拥有最高人气和最多粉丝的“全民偶像”;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揭开了全国上下“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的帷幕……这一切都让知识、教育和科学重新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推动着人们思想上的大解放和中国历史命运的变革,同时也悄悄改变着一个少年的命运。

1978年的初春异常寒冷。在山西永济冰冻严寒的黄土高原上,我和一群浑身是土的青年人在夜以继日地从40米深的引黄大渠下面把冰冻的土块拉上堤坝。那一天,我拉着七八个青年突击队员从堤坝冲向大渠底部,因为堤坝上的同伴忘了挂上连接小车的挂钩和钢缆,我拉土的车和车上的人从大渠面上翻了下去,我更是重重地摔晕在大渠底部的冻土上。清醒后,我就躺在县人民医院的床上了。医生说,不幸中的万幸,大难不死,只是有轻微的脑震荡。

母亲搀扶着我走出急诊室,迎面碰上我在永济中学读书时的历史老师——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罗鸿英老师。罗老师关切地问起我的情况,得知我刚刚经历的惊险之后说:“这一下摔得好!”接着,她兴奋地告诉我,全国高考恢复了,我可以去参加今年的高考了!她鼓励我赶快回学校复习功课,为高考做准备。那时没有电话,若不是这次巧遇,我很可能还在家劳动挣工分。那一年,我十九岁,高中毕业后,回村里担任团支部宣传委员;那一年,我们家拼命挣工分,依然欠生产队粮食款60元;那一年,我最爱读的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一年,在静谧无人的夜晚,我一个人浇灌麦田时,总爱大声唱起《我们走在大路上》为自己壮胆……

三个月后,我以永济市文科预考第一名的成绩顺利通过了全国统考。同年十月我以当年全校入学最优成绩进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文艺编导专业学习广播电视文艺创作。从此,我的人生和命运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紧紧地连接到了一起。毫无意外地,我也和当年一起进入大学的百万学子共同见证了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

2.核桃林里的成长与爱情

1978年10月5日我乘火车经过长达二十小时的旅行抵达北京。这里的一切对于来自农村的我来说都是那么新鲜,那么如梦似幻。到北京的第二天,我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心中的圣地——天安门广场,站在广场上,看着以前只能在书本上读到的建筑,我感觉我触摸到了心中的梦想。11月,我生日的当天,作为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我们有组织地来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伟人的遗容,向一个时代告别。走出纪念堂,我和同学们惊讶地看到纪念堂东侧展出的呼吁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诗歌和文章。朦胧中,我感到一场波澜壮阔的新浪潮似乎已经把我们无一例外地推向了时代的洪流浪尖。

看不完的书、听不完的课、参加不完的课外活动是我大学四年的主题。我每日与文学、戏剧、戏曲、电影、音乐、美术、哲学为伴,如饥似渴地饱览着各类书籍。在那个物质仍然贫乏的年代,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精神世界富裕的快乐和浪漫。与我同屋的室友们都患上了“知识饥渴症”。那时,若有同学好不容易从外面借到一本世界名著,我们全宿舍同学一天内就会集体接力传阅完。新闻系的大课令我印象深刻:编采、摄影、文编、播音专业的120多个同学当中,有农民、工人、军人、干部和知识青年。大家在一起畅所欲言,团结而融洽。我所在的文艺编导班里有30位同学,其中最小的15岁,最大的30多岁,更多的是和我年龄相近的二十岁左右的毛头小伙子。同学们有的还不知恋爱为何物,而有的已经为人父母多年。在大学的四年是我们如饥似渴地更新知识、开拓眼界的四年,也是我思考封闭时代的青少年时光,体验绽放的青春年华的四年。那时候,因为各大院校的师资普遍短缺,各个院校之间优秀的教授互相代课。我们的戏剧导演课就是由中央戏剧学院的导演系主任徐晓钟教授担任主讲。我是他的课代表。其他如音乐曲式学、美学和各种专业理论课都是由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专家授课。这样的优秀师资力量为我们毕生的事业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他们的人格也为我们此后的人生树立了良好的专业榜样。

课余时间,酷爱写作的我写下了许多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我写的小说《春联》和其他作品被写作教授推荐给大学校园广播站,由播音系同学朗读,这也使从农村长大的我收获了和城市孩子建立起的真挚友谊。那时学校主楼的前面是大片的核桃林。课余时间,同学们都喜欢到核桃林里去读书、写作和交流。我和许多同学一样,平生第一段纯真的爱情也是从这片枝叶甜香的核桃林里开始的。在核桃林里,我不仅仅收获了思想的解放,也收获了宝贵、真挚的爱情。那些年,我在恋人每天必经的花圃小径上眺望她的身影,并认定这个来自天山脚下的姑娘就是我生命中要寻找的那个终身伴侣。

1982年毕业时,我因为成绩优秀,被我的恩师,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学界的泰斗张凤铸教授邀请留校当他的助手。留校的第一年,我受命担任了1982级文编专业的班主任。那年我24岁,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比我小四五岁的师弟师妹。此后我连续十年在大学里任教。我的学生大都成为著名的电影电视导演、广播影视界的高级管理者和成功的企业家。这不能不说是改革开放年代给我生命的一份巨大的恩赐。

3. 依稀世外朱辛庄

大学毕业留校时,张凤铸教授曾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告诉他,如果留我担任电影学的教师,我必须去电影学院深造。老师同意了我的想法。1983年,北京电影学院要招收一届高级编剧导演进修班的消息传来,我立即报名参加考试。结果接到的通知是我被电影理论专业录取了,但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电影创作才是我的最终梦想啊!不行,我要去尽力争取!张老师陪同我找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沈嵩生院长。沈院长很支持我的想法,让我去找主持导演系工作的周伟老师。周老师原是延安鲁艺的学员队队长,电影艺术界很多高级领导都是她当年的战友。我贸然前去,她能答应吗?我不太确定。我忐忑不安地来到周老师住的单元楼公寓,见到了慈祥又严肃的周老师。她问:“你这位同志为什么不服从组织分配啊?你学习成绩那么好,搞理论研究再适合不过了!”我坦然而诚恳地向她讲述了我想转修电影创作专业的初衷。我告诉她:“我心中认为,电影应该是导演的艺术。德国诗人歌德曾说过,“理论是灰色的,唯有生命之树长青”。所以我特别想去学习电影导演专业。”周老师听完我的话,沉吟良久说:“这样吧,你回去等消息!”

(北京电影学院朱辛庄校址。网络图片)

开学报到那天,我拿着写着电影理论专业的入学通知走到文学系报到处,负责人竟然找不到我的名字。这时学院教务长走过来跟我说:“是屈建平吧?名单上没你的名字啊。谁让你不服从组织分配啊!”我当时懵了。老师看我有点着急就说:“你不是找过周伟老师吗?到导演系去看看吧!”果然,我在导演班的名单上找到了我的名字。当时我心里默默地想:“谢谢周老师,谢谢你圆了我的电影导演梦。”后来,我才知道周老师早在1949年就参与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筹建和第一部故事片《团结起来到明天》的拍摄。1956年,她调到初创的北京电影学院任教。从延安鲁艺走来的周伟老师用她的爱心照亮了几代电影导演的艺术道路,后来她当之无愧地获得了北京电影学院授予的最高成就奖“金烛奖”。

从入学起,我和来自峨眉电影制片厂的韩三平、米家山,从西安电影制片厂来的黄建新、吕枫,以及北影厂的于晓洋,潇湘厂的薛宜昌、张欣,长影厂的尹黎明,珠影厂的潘志远,广西厂的毛健等有电影制片厂工作经验的同学一起度过了特别愉快的三年时间,看了上千部电影。那时,北京电影学院派出了最好的师资阵容来给我们上课,教授当中包括导演系的汪岁寒、谢飞、郑洞天、乌兰、江世雄、王心语教授,表演系的孙敏、林洪桐教授,文学系的黄式宪、汪流教授,摄影系的郑国恩、鲍肖然教授,美术系的王树薇、何宝通、宋洪荣教授,录音系的周传基教授等。人生能有几个四十年?改革开放让我们脱离了生活的沉重,进入了电影梦想的家园。后二十年到国外工作生活后,曾经在梦里回过一次依稀世外的朱辛庄,那片兀然挺立在广阔田地上的校园无疑是我们生命中的电影伊甸园。

(郑国恩老师在教摄影课。网络图片)

4. 投身电影电视的发展事业

从电影学院毕业后,我回到北京广播学院教授世界电影史论,并担任广播电视文艺编导教研室主任。当时没有教材,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写了11万字的《世界电影电视艺术发展史》,甚至因长时间伏案写作落下了颈椎病。我的讲课也受到极大的欢迎,别的科系的学生也来听我的课。我的学生们在结束学业后也陆续走上电影电视行业岗位,其中沈东后来成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拍出了《太行山上》《建党伟业》等一系列好片。我教过的学生至今仍和我保持着珍贵的师生情谊。

1986年,米家山带领我和吕枫联合导演了反映铁道兵工作、生活、爱情的故事片《没有新娘的婚礼》;1988年,为了庆祝国际和平年,我带领着自己的学生们导演制作了反映校园生活的电视剧《年轻的白杨》并获得全国大学生电视剧评奖之“奋进奖”。

(1986年国际和平年, 电视上出现很多令人激动的画面。网络图片)

1990年,国家新闻出版界也面临着深刻改革的问题。我被调入人民日报社担任海天新闻事业发展公司总经理。从那时起,我深刻地认识到在这个历史转折时代记录下深化改革、探讨改革的重要性。我扛着摄像机走遍中国大地拍摄了一批电影、电视剧:1989年编导《狼烟在这里消散》《紫塞明珠——承德》等纪录片;1990年编导反映北京舞蹈学院舞蹈教育改革的纪录片《明日舞蹈之星》,获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发的“星光奖”;1992年导演的电视连续剧《福兮祸兮》获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发的中国人口文化金爵奖;同期执导的影视作品如讲述连云港国营农场改革的《海滩上没有神话》、反映贵州农民从农耕生产转型矿产开发题材的《山那边的炮声》,都受到业内专家学者的关注和好评。1992年,《光明日报》发表著名电影评论家童道明先生评论《青年导演屈建平和他的导演风格》;同年7月4日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任重在《文艺报》发表评论《屈建平电视剧创作漫笔》。专家学者的评点给我的创作带来了指导和鼓励。

(90年代纪录片,记录下深化改革、探讨改革的重要性。网络图片)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电视机走进了千家万户,电视节目也丰富多彩起来,这为我提供了更多创作机会。1993年—1995年,我参与策划编导了CCTV主办的《希望之路》《中国质量万里行》《质量管理与法制知识竞赛》等电视综艺晚会。六集系列纪录片《中国人眼中的日本》1994年,我参与策划了北京电视台台庆电视晚会,并与北京电视台合作制作《海外红娘》等专栏节目。

1994年,我和人民日报国际部驻日首席记者孙东民联合策划,由我编导,由中央电视台与人民日报社联合制作了六集系列纪录片《中国人眼中的日本》。这部系列片在中央电视台和朝日电视台播出后,在中日两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1995年我调入国务院新闻办所属的五洲传播中心担任影视部主任。其间编导了大型系列人类学纪录片《西藏人》。这部反映改革开放给西藏家庭带来巨大变化的纪录片,获得了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长纪录片奖提名,并受到美国影评家撰文好评。

(待续)

发布时间:2022年10月18日 来源时间:2022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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