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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博拉·韦内齐亚尔:谁在领导美国走向反华战争?

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已有 220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世界正在感受美国日益浓烈的战争恶意。在乌克兰冲突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美国与北约不断升级与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同时也不忘继续加紧对中国的围堵和挑衅。

4月14日,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代表团窜访台湾;

5月4日,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在国会极力渲染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的“核威胁”,并称中国“很可能利用核胁迫来为自己谋取利益”;

5月5日,韩国宣布加入北约组织旗下的一个网络防御组织;同时韩国和日本都被邀请参加在马德里的北约峰会,北约的“亚洲分部”呼之欲出。

面对美国拜登政府表现出的激进好战外交姿态,人们不禁要问:在美国的统治精英中,是哪些人在鼓吹战争?美国国内是否还存在能遏制这种好战情绪的机制?

本文得出三个结论:一是在拜登政府中,两个原本彼此竞争的外交政策精英团体——自由主义鹰派和新保守派——完成了战略上的合流,在精英阶层中形成了自1948年以来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共识,使美国的好战情绪达到新的高度;二是美国大资产阶级出于长期利益的考虑,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为战略对手的共识,形成了对于外交政策的坚实支持;三是因为美国宪法的设计、极右翼势力的扩张以及选举过程的赤裸裸“金钱化”,传说中的民主制衡体制完全没有能力制约“好战政策”的扩散趋势。

好战派外交政策精英的合流

美国自由主义鹰派的早期代表包括哈里·杜鲁门、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等民主党总统,其思想根源——自由干涉主义——则可以追溯到伍德罗·威尔逊“美国登上世界舞台为民主战斗”的主张。对越南的入侵就是这一思想指导下的行动。

越南战争失败后,民主党的外交政策暂时地减少了对外干涉的呼声。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Scoop" Jackson,当时也被称为“波音公司的参议员”)与其他支持国际干预的反共分子一起,促成了新保守主义者团体。新保守主义派在1970年代末支持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因为他致力于对抗苏联的“扩张主义”。

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单边主义崛起,新保守派进入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其思想领袖保罗·沃尔福威茨曾是亨利·杰克逊的助手,当时担任负责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1992年,在苏联解体后仅几个月,沃尔福威茨提出了一份《国防政策指南》,明确主张美国要扩大军事力量、确立永久性的“独角兽”地位,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扩展到前苏联的势力范围及其所有周边地区,以防止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崛起。

通过武力投射在全世界保持美国领导的单极态势,这一“大战略”影响了布什父子、克林顿、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第一次海湾战争之所以能够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苏联的虚弱。随后,美国和北约以军事力量强行肢解了南斯拉夫。“9·11”后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完全被新保守主义分子(如副总统迪克·切尼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控制。

尽管都主张对外军事干涉,自由鹰派和新保守派在历史上有两项主要差异。第一,自由鹰派认为美国应当影响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实施军事干预,新保守派则主张无视多边机构。第二,自由鹰派寻求与美国主导的西方盟国一同实施军事干预,新保守派则不惮于发起单边军事行动、违反一切国际法律。正如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所说,新保守派乐于接受“美国帝国”的称号,并作为世界唯一帝国的统治者单方面决定对任何国家的军事干涉。

一种常见的误解认为,美国的两党有着截然不同的外交策略。表面上看,2000年到2016年,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确是新保守派主要阵地,偏向共和党的政策,而布鲁金斯学会和后来新成立的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等智库则有更多自由鹰派成员偏向民主党。但各个智库中都有来自两党的代表,他们之间的分歧不是党派门户,而是所谓“两党外交政策共识”中的具体政策分歧。实际上,在白宫和议会决策的背后,由非营利基金会、大学、智库、政策研讨团体等机构共同组成的政策规划网络,将源于企业和资本家的“议题”打磨成政策提案和报告。

另外一个人们常见的误解是,所谓自由主义“进步”(progressive)一面会平衡社会发展、支持国际援助与限制军费开支。然而,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新自由主义,其基础是国家屈从于市场力量,并对医疗、食品援助和教育等社会支出实行紧缩,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遵循这一原则。新自由主义鼓励无限制的军事开支,拜登政府最新预算中包括8130亿美元的军事开支,比上年预算增加了4%。在COVID-19疫情期间,美国政府提供了的5万亿刺激资金中1.7万亿直接进入大企业的口袋。特别严重的是,新自由主义严重损害了全球南方人民的生活质量。它将发展中国家拖入债务陷阱,迫使他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无休止地偿付债务。

在外交政策领域,二战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智库是外交关系委员会(CFR)。该智库接受来自各种来源的捐赠,目前的董事会成员中既有老布什的主要中东问题顾问理查德·哈斯,也有奥巴马的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德国《明镜》杂志曾将CFR描述为“美国和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私人机构”和“资本主义的中央政治局”。 《华盛顿邮报》高级编辑和调察员理查德·哈伍德称该委员会及其成员为“最接近于美国统治机构的东西”。

不论在选举中支持哪一党的候选人,这个长期协作的网络一直保持着外交政策的稳定。这种在国际事务上“美国至上”、拒绝其他国家插手的世界观,可以追溯到1823年以来的门罗主义,只是现代的美国外交政策精英将从前局限在美洲大陆的门罗主义推广到了全世界。跨政党协同和转换政党都是这个外交政策精英群体的常态,他们与执政的资本主义阶级以及控制美国外交政策的“Deep State”(情报机构和军方)紧密相连。


政策的形成过程 图源:《谁统治美国?》,作者威廉‧多姆霍夫

大约迟至2008年之前,共和党中聚集的新保守派主要战略目标仍然是彻底肢解俄罗斯、并将其无核化。然而在2008年左右,美国政治精英势力开始认识到:中国经济崛起已经势不可挡,且中国未来的领导人不会成为下一个戈尔巴乔夫或者叶利钦。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新保守派把中国完全纳入了对抗和遏制的视野。

与此同时,一些倾向民主党的自由鹰派成立了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自由鹰派的代表、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主导制订并实施了“重返亚太”战略,这个战略自然得到还在共和党阵营中的新保守派人士首肯,被马克斯·布特(Max Boot)赞扬为“强有力的声音”。然而,将北约扩大到乌克兰并与俄罗斯对抗的战略,仍然是新保守派和自由派鹰派的优先事项。在战略优先级方面,他们反对主张与俄罗斯缓和关系、以便强化与中国对抗的“现实主义者”的立场。

特朗普在2016年的选举胜利在CFR共识中造成了短期的动荡。特朗普代表了一场支持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在大资本精英内部只有一小部分人大力支持他,包括航运巨头Uline的所有者迪克·乌伊莱因、建材零售商家得宝的创始人伯尼·马库斯、极右翼媒体布莱特巴特新闻网的投资人罗伯特·墨瑟、银行家蒂莫西·梅隆等人。

特朗普在全球事务上的收缩态势——尤其是从叙利亚和阿富汗撤军、以及与朝鲜的外交接触——符合中下资产阶级的短期利益诉求,也得到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包括亨利·基辛格)的支持,但让新保守派心生不满。一批新保守派精英在反特朗普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约300名曾在布什政府任职的官员在2020年大选中转入民主党阵营,新保守派大佬马克斯·布特也成为了拜登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思想领袖。2003年,布特曾写道:“鉴于‘帝国主义’背负的历史包袱,美国政府没有必要拥抱这个词。但它绝对应该接受这种做法。”

排除了特朗普的干扰之后,CFR回归常态的同时,新保守派和自由鹰派则在拜登政权中实现了战略导向的彻底合流。在“9·11”之后,由于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这两派精英已有合流之势,但近年来他们在一些关键外交政策问题上形成了联合,这是数十年来未曾出现过的跨越。

两派精英达成共识的国际事务理论可以简述为:美国应该积极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清除不受欢迎的政权,全力促进“自由民主”,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确保其全球霸权,并打击那些挑战西方价值和军事霸权的国家——首当其冲者自然是俄罗斯和中国。去年5月,国务卿布林肯呼吁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个词意味着遵循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和安全组织,而不是基于联合国的更广泛的机构),这表明自由鹰派现在已经正式放弃了追随联合国或其他国际多边组织的幌子——除非这些组织遵循美国的规定。

2019年,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罗伯特·卡根(曾经公开主张美国应当率先使用“战术核武器”)与自由鹰派代表安东尼·布林肯一起写了一篇文章,敦促美国放弃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他们呼吁“遏制”(即包围并削弱)俄罗斯和中国,呼吁对“美国的对手”采取“预防性外交和威慑”政策。

顺便一提,罗伯特·卡根的妻子维多利亚·纽兰(Victoria Nuland)曾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助理国务卿,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众所周知,她在组织和支持2014年乌克兰的危机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目前她在拜登政府担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这是美国国务院的第三高位,仅次于国务卿布林肯和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她还是自由鹰派领袖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最近刚刚去世)的亲信与精神传人。从这个小圈子俱乐部,不难发现二大外交精英阵营的高度融合,也可以发现引发乌克兰危机的实际推手。

从乌克兰危机演化的具体过程,可以看出这个好战精英团体采取策略的轨迹是:强化美国对北约的领导地位,以北约(而非联合国)作为对外干涉的首要机制;拒绝承认“对手”对于敏感区域的主权和安全诉求,以此挑衅对方开战;甚至谋划使用战术核武器,在对手领土或周边进行“有限核战争”;在全过程中施加单边胁迫性措施,实施“混合战争”——结合经济制裁、金融、信息、宣传、文化、颜色革命、网络战、法律战等全方位的手段,以期削弱和颠覆对手政权。如果在乌克兰取得理想的成果,同样的策略无疑会被复制到西太平洋。

战略上的一致并不意味着政策精英们在其他次要问题(如气候变化)上没有分歧。但即使在气候问题上,我们最近也看到:美国要求欧洲停止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而拜登总统气候特使克里对这一举措可能造成的负面环境影响不置一词——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用自己的天然气来取代俄罗斯在欧洲的天然气销售。美国国内的冲突和矛盾仍未得到解决,并正在向危险的方向发展。

近年来,一些国际上的进步人士发起运动,表达他们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外交战略的担忧。“新冷战”的概念在一些方面低估了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恶意。历史上与苏联的冷战是有底线有规则的:美国采用多种政治和经济手段施压,谋求颠覆苏联政权,但并不谋求改变核武器势力边界,双方承认实际控制的利益范围与安全需求。

而如今《华尔街日报》竟公然呼吁“美国应当展现赢得一场核战争的能力”,CFR的精英们声称乌克兰和台湾地区都是西方军事势力范围内的战略要地而必须得到保卫。就连冷战的领袖基辛格也对当下美国的外交政策表示担忧和反对,他认为将中俄分而治之、挑拨俄罗斯对抗中国才是正确的策略,警告与这两个拥核大国直接开战会导致危险的后果。凯南和麦克纳马拉想必也会赞同基辛格的态度,如果他们还在世的话。不过,老一代冷战领袖已然凋敝,没人再倾听他们的声音。

美国资产阶级支持反华战争导演

一方面,由于全球供应链的形成,美国与欧洲的制造业严重依赖从中国进口,为了降低美国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拜登政府不得不处理关于贸易战关税的减免呼声;另一方面,中国自己并没有主动发起“经济脱钩”,而是面对“贸易战”“科技战”压力,做好“内部大循环”的推进。新冠疫情以来,表面上看,中美商品贸易额出现阶段性上升。

但要看见中美关系的底层逻辑在发生变化:美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日益紧密的反华联盟,支持外交精英们的好战策略。这种情形产生,既有长期利益的因素,也有意识形态的因素。美国确实严重依赖中国的生产,这使得脱钩非常困难。但中美2020年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约6152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标普500指数企业年度总收入(14万亿美元)的5%。除了芯片制造商严重依赖中国市场以外。波音、卡特彼勒、通用汽车、星巴克、耐克、福特或苹果没有一家的收入超过25%来自中国。如果细看几个重要产业的现状会发现:中美经贸关系这块曾经的压舱石,正失去其稳定性。

首先是时代弄潮儿科技/互联网行业。在美国排名前十的富人中,只有埃隆·马斯克不是来自科技/互联网行业,而他的“第一桶金”也是来自于互联网。与二十年前的富人名单对比,传统制造业、银行业和石油业的巨头已经消失。大部分科技精英有着强烈的反华冲动。谷歌、亚马逊、脸书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市场。苹果和微软也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iPhone在中国的市场占比一度被华为超越,只是因为华为被芯片“断供”才再度反超。

美国科技企业巨头们渴望中国政治体制的改变——哪怕是用一场战争——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曾任谷歌执行主席的埃里克·施密特牵头成立了国防创新委员会(DIU)和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NSCAI),不断强调“中国威胁论”,他的态度很能代表美国科技界的普遍意见。在过去二年围绕新冠疫情、中国香港事务和新疆事务的舆论战中,推特和脸书都扮演了压制客观报道事实的声音,积极参与妖魔化中国。

美国制造业仍然依赖中国的产能。美国制造业的持续投资和技术革新基本上在几年前就被放弃了,尽管从奥巴马到特朗普都在呼吁将“近岸制造”带回北美,但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可能是近年来唯一引人注目的美企在中国的制造业投资,然而埃隆·马斯克同时还通过SpaceX接受大量政府采购项目,其“星链”卫星去年两次非正常变轨接近中国空间站,被中方指责“非常不负责任”,中国《解放军报》认为其“野蛮扩张”有将卫星军事化应用之嫌。最近马斯克又收购了社交网络平台推特,很难期待他会改变推特长期以来针对中俄等国的言论控制。

美国金融服务业一直期待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向他们开放市场,但他们最大的希望是中国发生政权变更、彻底走上新自由主义道路。索罗斯的反华态度众所周知。摩根大通的CEO杰米·戴蒙去年11月声称“摩根大通会比中国共产党更长寿”(尽管事后他道歉称自己只是在开玩笑),并暗示中国大陆如果试图收复台湾地区将遭受沉重的军事打击。

中国政府加强对资本无序扩张的管制和一系列中概股从美国退市,显示出中国资本市场并未完全朝着华尔街希望的方向发展。尽管查理·芒格在5月的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称“中国值得投资”,但不要忽视他这句话的前提:中国政府是所谓“侵犯人权”的“集权主义政权”,只是因为“在中国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企业”,所以才“值得冒额外的风险”。

美国零售消费业被中国制造和中国品牌挤压早已不是新闻。去年3月,耐克等品牌以子虚乌有的“强迫劳动”为理由抵制新疆棉花,5月又在中国发布涉嫌种族歧视的广告,结果是市场占比进一步下滑,被中国国产品牌安踏迎头赶上。中美文化娱乐业在新冠疫情后已经明显脱钩,2021年中国电影票房中,国产电影占了85%,曾深受中国观众喜爱的漫威超级英雄电影连续因意识形态问题无法进入中国市场,2021年中国票房为0,最近的《奇异博士2》再次出现反华镜头,预计仍然无法在中国上映。美国企业在商业利益与意识形态上的权衡判断,从这些案例上可见一斑。

当然,在讨论美国的外交政策时,不能忽视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影响力——这个行业是帝国主义战略经济、政治和军事部门的顶峰。美国对军事优势的追求导致了在武器、硅芯片、先进通信(包括卫星网络战)和生物技术领域的疯狂支出。五角大楼声称其未来10年至少需要7.3万亿美元拨款,这笔钱大部分会流入军工复合体。世界前六大军事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雷神技术、BAE系统、诺斯罗普·格鲁曼和通用动力)每年的总销售额超过1600亿美元,新近加入竞争的则是亚马逊、微软、谷歌、甲骨文、IBM、Palantir(创始人彼得·蒂尔是个反华的极端好战分子)等科技企业,他们获得的一些大合同金额高达上百亿美元。

公职人员、尤其是军队和国防部高官通过“旋转门”从军工企业拿到高额报酬,这在美国的体制中竟然不被视为腐败。比尔·克林顿在其总统任期后从私营企业获得1.2亿美元报酬,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时从私营企业获得了1.56亿美元的“慈善捐赠”。现任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作为四星上将退役后,曾在联合技术、雷神技术等军工企业担任董事,他的700万美元净资产大部分都是在这些职位上赚来的。绰号“疯狗”的詹姆斯·马蒂斯于2013年退役后,在其后的5年间,通过从一大批军事承包商那里获得高额报酬积累了700万美元净资产,其中包括价值60万至125万美元的通用动力公司的股票和期权。随后马蒂斯又转回政界,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

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超过70%(108人中的76人)的顶级将军在退役后为国防承包商工作。雷神、通用、波音等军工企业及其投资方松岛资本还是新美国安全中心和西部执行战略咨询公司(WestExec)的重要资助者——国务卿布林肯、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中情局副局长科恩、国防部助理部长拉特纳等人都曾在WestExec任职。由国防承包商(现在科技公司和私募基金也加入了这个行列)组成的军工复合体,与腐败的政客和将军们一起,用中国作为借口,领导着美国军事能力的大规模扩张。


曾在WestExec咨询公司任职的美国拜登政府官员 图源:环球网资讯

在美国,很少有重要的资本家个人愿意公开反对“中国是我们的敌人”的大合唱。在《纽约时报》或《华尔街日报》的专栏文章中,你不会看到许多公开的反对意见或呼吁克制。几年前被称为“对中国态度软弱”的迈克尔·布隆伯格,如今已不再发出任何呼吁克制战争狂热的言论,反而在今年2月被提名为国防创新委员会的主席。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一直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边缘人和邪教分子。麦肯锡公司倡导与中国增加生意往来,《纽约时报》则诋毁他们“帮助提高独裁政府的地位”,现在麦肯锡在美国商业界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削弱。

更关键的是,美国资产阶级上层精英早已不止是从前的“产业精英”。例如迈克尔·布隆伯格的身价估计为830亿美元,他不仅拥有信息服务公司彭博社88%的股份,而且多年来通过股票市场广泛投资。从埃里克·施密特,到查尔斯·科赫,到乔治·索罗斯,到马斯克,今日的亿万富翁们将自己的投资分散在各个产业,并通过非营利基金会资助智库和政策研讨团体,这使得他们比从前专注单一产业的百万富翁更能跳出短期经济利益的局限、站在长期战略视角看待外交政策。形成共同意识的资产阶级会期望颠覆中国政权后完全放开的中国市场潜力给他们带来长期超额收益,从而使这些亿万富翁更有动力承受遏制中国带来的部分行业的短期损失。

在被称为“在幕后领导美国政府”的CFR的“奠基”(Founder)级企业会员中,包含了能源(雪佛龙、埃克森美孚、赫斯、Tellurian)、金融(美林、花旗、高盛、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黑石)、IT(埃森哲、苹果、AT&T、思科)、互联网(谷歌、Meta)等行业的代表。今年1月,CFR在一篇研究报告中鼓吹“加强美日协调,应对台湾冲突”。类似这样布局战争、遏制中国的政策意见,代表着该协会成员企业的控制者、股东和大客户们构成的资产阶级精英的长期战略主张。


CFR影响下的媒体网络 图源:https://cfrmedia.wordpress.com/

在中产阶级上层精英中,有一小部分以CATO研究所为代表的极右翼自由主义孤立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大声反对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和美国的军事扩张,他们撰文反对美国在乌克兰的作用。但这个群体在国际政策领域目前是被边缘化的,没有太多影响力。

马克思曾指出,资产阶级向来是一个“战友团”。 这个团伙维持着一个现代国家,其中雇佣了一大批永久性的武装人员、情报人员和间谍。2015年,美国有430万拥有安全许可的雇员。这个团体与军事-工业-数字垄断复合体联合,发挥着巨大的力量,而不必经过任何选举。这就是美国的“Deep State”。特朗普和他的亲信们上台不久就迅速失能,无法实施自己的外交政策,能看出Deep State力量非同小可。

极右翼的崛起和美国体制中虚假的制衡

由资产阶级统治精英往下,美国中产阶级对中国的敌意有很深的种族主义根源。我们已经看到,特朗普执政的四年是民粹主义与白人至上右翼运动——他们自称“另类右翼”(Alt Right)——全面融合的四年,他的宣传旗手斯蒂芬·班农曾是白人至上主义网站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的董事长,同时毫不奇怪,他也成为美国最积极的反华者之一。

他们动员的主要人群是美国的下中产阶级:这个群体大多是白人,家庭年收入约7.5万美元,大多来自小城市或农村,从事小生意或专业工作,约占全国人口1/4。虽然斯蒂芬·班农和特朗普本人喜欢吹捧他们在“白人工人阶级”中的支持,但实际上他们的支持基础是美国的下中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

共和党在选举上得益于这个新法西斯主义投票集团的建立。他们热爱大资本家,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为大资本家;他们认为精英主义政治和文化领袖阻碍了他们发财,因此憎恶这个群体;他们鄙视在自己之下的工人阶级。1951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谈到美国中产阶级时写道:

他们是一群后卫。短期内,他们会惶恐不安地追求声望;但从长远看来,他们会追逐权力,因为说到底,声望是由权力决定的。与此同时,在美国社会的政治市场上,新中产阶级正在高声叫卖自己;任何看上去足够体面、足够强大的人都可能占有他们。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认真出个价。

直到不久以前,下中产阶级对“美国帝国”兴趣不大、和中国也没有太多交集,但他们能感受到近年来经济上的变化。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实际从未恢复活力,宽松的货币政策让大资本家赚足了利润,下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则遭受了损害。特朗普将这个对现状不满又缺乏代言人的群体动员起来成为他的重要票仓,动员的手段就是“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种族资本主义以及通过“新冷战”来全面打压中国这个对手。

目前在美国国内,民众普遍对中国抱有敌意,主流媒体和互联网平台则不断强化“中国是自由世界的邪恶敌人,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的印象,国内言论自由已经荡然无存——任何对中俄表示同情、甚至只是客观分析的声音,都会受到舆论和大众的强烈抨击。一些进步人士表示,自朝鲜战争后从未在美国见过如此恶劣的舆论环境,甚至有人将当今美国的社会氛围比作1930年代初的德国。

正在美国社会发生的这一幕其实也告诉我们,外人经常误解美国国家机器中的所谓“制衡机制”是为了实现三权分立。与欧洲社会革命运动不断催生的宪法改革的历史不同,这一部最初由一批产业主(包括奴隶主)奠基的美国宪法,一开始就旨在保护私人财产拥有者的权利,防止“暴民多数派”统治。直到今天,宪法仍有足够的操作空间,消解掉大多数传统的资产阶级社会法律权利。

诸如选举人团这样的措施,旨在阻止人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总统。小布什和特朗普赢得总统职位时,实际获得的票数都少于他们各自的对手。这一措施最初是为了保护南方蓄奴州和其他较小的农业州的利益,一直延续至今,因为修改宪法的过程从一开始就设计得极其困难和繁琐。尽管最终取消了禁止黑人、妇女和没有财产的人享有投票权的规定,但剥夺选民权利的情况仍然存在。2021年,有19个州颁布了34项压制选民的法律,可能限制这些州内多达5500万选民的投票权。同时,最高法院有能力推翻选举权立法、取消平权行动、并允许宗教组织削弱公民权利。

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被称为“公民联合”的裁决,取消了对私人和企业对选举捐款额度的限制,选举在法律意义上成为一场“财力的较量”。在2020年的选举中,总统和国会参议院选举的总支出为140亿美元。现在又要加上“心理-技术竞争”因素,基于社交媒体、行为经济学和大数据的技术手段无孔不入,对选举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这些技术又极其昂贵,这些措施保障了只有富人才有可能参政。2016年,参议员的财富中位数超过300万美元。这已经不是一个受人民制约和平衡的政府。

战争的阴霾还会散去吗?

2014年,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的习近平说:“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而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则在一个内部通信中声称:“太平洋是美国的领海”。

2020年,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Cebr)预测到2028年中国GDP将超越美国,这个时间点成了美国资产阶级精英眼中的“魔障”。美国近年来的外交政策和舆论走向,无不在为一场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热战做准备。在乌克兰发生的代理人战争,正是这场“热战”的预演和前奏。为战争做准备的思想动员在美国社会已经全面展开,新法西斯主义的车轮已经开始转动,一个新的麦卡锡主义时代已经出现,所谓民主政治只是资产阶级精英统治的遮羞布,不会成为战争机器的刹车机制。

美国有1.4亿工人阶级和穷人。据估计,美国有1700万儿童正遭受饥饿,比COVID-19大流行之前多了六百万。虽然这个阶层的一部分人确实在意识形态上支持美国的战争贩子政策,但这种支持实际上与他们的实际利益直接相抵触。历史上,黑人、女权运动等美国传统进步群体有着强烈的斗争精神,马丁·路德·金博士和马尔科姆·X等领袖表现出了惊人的斗争勇气,他们在美国国内掀起了反对美国在东南亚侵略战争的抵抗浪潮。可悲的是,今天这些进步团体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领导人已经成为美帝国主义政策和反华的支持者。

在美国人民当中也有一些重要的道德的声音在大声疾呼。但必须指出的是,少数反对“新冷战”的进步团体立即被诋毁为“为新疆种族灭绝辩护”。美国的制度保证了社会的这一部分呼声是无力的。

在美国及其盟友之外,其他国家并不欢迎北约强势扩张带来的战争。在3月2日联合国大会第11届紧急特别会议上,代表全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政府对题为“对乌克兰的侵略”的决议草案投下了反对或弃权票。全世界三分之二人口所在的国家并不认同美国主导的针对俄罗斯的制裁。美国升级和延长战争的企图、以及强迫与俄罗斯和中国脱钩,将导致大规模的经济失调,这会给美国的统治带来大规模的负面反应。对于美国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强化美元霸权的过激行为,甚至像印度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也深感担忧。

本周,墨西哥总统奥布拉多宣布他将不参加美国在洛杉矶召开的美洲峰会,因为古巴、委内瑞拉等国家被拒之门外。拉丁美洲对美国统治的抵抗正在增长。但应该看到: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实际没有能力约束美国发动战争。除了自己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华盛顿拒绝接受任何东西的约束。

美国拜登政府正在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并制造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最大程度地削弱俄罗斯,意图颠覆俄罗斯政权。它还偏离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以各种方式破坏台湾海峡的稳定。虽然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且目前的经济实力庞大,但这个国家已长期处于衰退和危机状态。1950年,美国占世界GDP(购买力平价)的27.3%;而到2020年,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15.9%。甚至在COVID-19疫情之前,美国的年均GDP增长率就已经下降到不足2%。

尽管最近有超过5万亿美元的巨大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美国的净固定投资只增长了1.4%,这导致了本轮的通货膨胀。这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与战争无关。但是,美国有意地借助战争伤害欧洲经济,从而缓解自身面临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和军事开支暴增等问题。尽管国内对与中国脱钩存在巨大的政治共识,但美国对中国的订单仍在增加,实质性脱钩仍然是一个白日梦。增加更多的制裁只会加速全球去美元化和反对美元霸权的进程。美国不会自己在经济上倒下,但其推动战争、制裁和脱钩的后果将继续损害其自身经济,并危及世界粮食供应链。由此产生的全球社会不稳定将反过来导致美国经济更加疲软,并引发对其全球统治的意外挑战。

中国稳定的社会治理、强大的国防实力、以及爱好和平又不畏强权的外交策略,才能如杨洁篪所说——“从实力的地位出发”最终让美国放弃与中国开战并战而胜之的幻想。

中国继续作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主权国家,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等全球治理新方案,这符合全球南方的利益。应当立即致力于重振金砖国家和不结盟运动等可行的全球南方多边项目。在这一点上,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有一个鲜明的共同利益。来自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的广大人民将是在各种官方和民间平台呼吁和平、抵制战争的重要力量。美国不会是第一个因傲慢和狂妄而过度膨胀、最终力不从心的帝国。

(黛博拉·韦内齐亚尔是一名美国籍记者和编辑,曾在全球供应链领域工作35年。她目前居住在意大利威尼斯。)

发布时间:2022年05月19日 来源时间:2022年0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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