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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院报告:在复杂性中探索中美关系新框架

作者:   来源: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已有 987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从2019年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启动一项为期两年的有关“中美关系新框架与路线图“的联合研究项目,旨在从智库层面加强对话,增信释疑,防止中美关系走向冲突对抗,推动中美关系和平稳定。双方共展开了5轮闭门研讨,坦诚交换看法,尽管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彼此认知仍有差距,但在管控竞争、增进合作方面双方不断取得共识。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原则,两家智库分别推出各自版本的研究报告。本报告代表现代院中美关系课题组的看法。

核心观点

● 不赞成以“竞争”界定中美关系,而认为中美关系的基本现实和最大特点是“复杂性”。

● 主张以“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来定位中美关系,其中相互尊重是基础,平等互利是路径、和平共处是目的。

● 提出了“三条基线、三大原则、三层合作”的路线图。

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在复杂性中探索中美关系新框架

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世纪之问。中美合作,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中美对抗,两国和世界都会遭殃。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

——习近平主席(2021年9月10日)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关系处在十字路口。中美关系往何处去,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过去几年来,特朗普政府大幅调整对华政策,全方位对华遏制打压,给中美关系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促使人们关心和思考中美关系的未来。基于这一现实,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简称“现代院”)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觉得有必要就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加强沟通,发挥两国智库的作用,共同致力于规避冲突、发展合作,探索中美良性互动的新框架,为塑造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作出努力。为此,两家机构自2019年开始启动一项为期两年的中美关系“二轨对话”。

在对话的两年多时间里,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中美关系的时空背景更加复杂。与此同时,中美两国自身的变化也给双边关系带来深刻影响。美国经历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的权力过渡,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转换。在此背景下,现代院与布鲁金斯学会聚焦中美关系的敏感问题、重要动向、长期趋势、关系框架等,邀请中美两国知名专家学者,以小规模闭门会谈的形式,迄今共举行了五轮对话,就相关话题展开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探讨。

对话经历了中美关系最艰难的时刻,也见证了中美关系由紧张对立到趋向缓和的过程。原计划在美国举行的首轮对话由于当时中美学术交流政治氛围恶化而改在新加坡举行,后来的四轮对话则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而改在线上进行。在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的时候,无论线上线下,中方学者始终强调应将“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作为处理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基本遵循,继续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方学者则多突出中美关系的长期竞争性,对“新型大国关系”提法有意回避。

今年以来,中美元首两次通话,两国也正努力推动举行首次元首视频会晤;两国外交、经贸高层数度会面、通话,气候变化等具体领域的沟通协调也在持续进行中。中美关系出现一些缓和迹象。在现代院与布鲁金斯学会的最新一轮对话中,双方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取得更多共识,如都希望保持稳定、避免冲突、加强合作,都期待发展和平稳定的中美关系;但美方学者仍多坚持用“竞争”定义中美关系,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上意识形态色彩依然浓厚,双方仍存在不少分歧,这也凸显了两国智库对当前形势认知的基本差异。基于此,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双方同意推出各自版本的研究报告。本报告代表的是现代院课题组对此问题的初步思考。

本报告认为,复杂性是中美关系的基本现实和突出特征,不能仅用竞争来概括中美关系;同时,两国应着眼长远和全局,把握好定性和定位的关系,立足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探索中美良性互动新框架,实现中美两国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Complexity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对华展开全方位遏制打压。拜登政府上台后,沿袭前任“战略竞争对手”的对华定位。同时,布林肯国务卿也提出“该竞争时竞争、可合作时合作、须对抗时对抗”的三分法,试图以此更全面地管理中美关系。但布林肯的“三分法”根本还在突出战略竞争,立意是消极的。

美方学者多认为,“竞争”不是坏词,中美竞争是“事实”,关键是如何管理竞争。为此,美国战略界人士在“竞争”框架下,陆续提出“稳定竞争”“无难竞争”(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建设性竞争”“有管理的竞争”等各种主张。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中又提出“持久竞争”的概念。这林林总总的提法似乎意在说明,承认竞争才是搞好中美关系的起点。但中方认为,不管如何为“竞争”穿靴戴帽进行包装,都改变不了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本质,都摆脱不了以偏概全的思维窠臼。

我们认为,尽管中美确实存在竞争,在某些方面甚至竞争异常激烈,但这不应该成为思考中美关系的逻辑起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的苏黎世会晤中,明确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本报告认为,中方之所以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原因在于:

其一,“竞争”一词以偏概全,未能客观准确反映中美关系的全貌。中美两国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存在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又存在广泛共同利益,彼此深度相互依赖。将中美关系中竞争的一面人为放大,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必将危害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其二,以“竞争”定位中美关系容易导向一个冲突对抗的结局。关系定位包含主观意图和战略色彩在其中,暗含对未来关系走向的塑造引领。小布什政府上台后一度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导致中美关系出现倒退,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便在此背景下发生。2005年,美方将中国视为可以合作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两国关系迎来良好发展势头。在当前形势下,如果刻意强调中美关系的竞争面,发展双边关系的民意基础势将趋于负面,政府的政策选择余地必然被压缩,要采取任何合作的政策,都将不得不面对更多、更大的国内压力。如此,中美关系的合作面必然会不断缩小,竞争面将不断扩大,稍有不慎,容易导向一个冲突对抗的结局。

其三,中美关系已超越双边而具有全球影响,以“竞争”定位中美关系会令其他国家面临更大的选边站队压力。在竞争框架下,中美双方都会努力扩大国际联合阵线,第三方与中美任何一方走近,都会被竞争的另一方视作一种制衡。第三方选边站队的压力大增,而世界也将日益趋于阵营化。

其四,以“竞争”定位中美关系容易给中方造成一个印象,即试图以竞争掩盖美方对华遏制打压的霸权本质。在竞争框架下,美国对华一切遏制打压都会被视作应对“竞争对手”的合理手段,其背后的霸权目的则被悄然掩盖。

其五,从根本上讲,中美战略思维存在本质差异,以“竞争”定位中美关系反映了美国非黑即白、非输即赢、以输赢论英雄的现实主义战略思维。中国的战略思维则是以和为贵、追求合作共赢。中国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不是为了跟美国一争高下、分个输赢。

中方认为,建交40余年来,中美关系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竞争又有合作、高度复杂的局面。两国关系的高度复杂性,是当前中美关系最重要的现实和特征。承认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才是正确处理中美关系的前提。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首先体现在两国经济利益深度交织,即便有推动“脱钩”的强大力量,也不是想“脱钩”就脱得了的。特朗普政府力主中美“脱钩”,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强化对华出口管制,但却未能阻止中美贸易继续扩大,反而使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不得不承担对华加征关税带来的绝大多数成本。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0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5867亿美元,同比上涨8.3%;2021年前7个月,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同比增长40%。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2021》显示,95%的受访美企表示其中国业务在过去一年实现盈利,超过40%企业计划在未来一年加大在华资源投入。事实证明,中美金融、投资和产业链关系依然密切,很难真正“脱钩”。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近期提出中美要“再挂钩”,恰恰反映了中美经贸关系剪不断的现实。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也体现在内政与外交高度交织、现实利益和价值观差异紧密缠绕。这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涉海等敏感议题上都有集中凸显。任何围绕上述敏感问题的局部冲突均有上升为全面冲突的风险。尤其在台海方向,中美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不容低估。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还体现在中美关系与世界变局深度交织。“变而未定”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特征。中美身处变局之中,自身又是变局的重要变量,决定了中美关系可能比以往的大国关系更加复杂。正如习近平主席今年9月与拜登总统通话时所指出的,“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世纪之问。”

最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与中美关系当前所处的阶段有关。美国战略界人士认为中美较量是一场“长期博弈”和“持久竞争”,中方学者认为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特点是有攻有守,有进有退,谁也吃不掉谁,中美关系因而也将呈现高度复杂的局面。

复杂性决定了中美关系的未来具有多种可能性。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一条是通往更高烈度的战略对抗之路,另一条是走向更有韧性的战略稳定之路。过去几年,中美走向战略对抗的风险在上升,学界有关中美“新冷战”“冷战1.5”“冷战2.0”甚至“中美必有一战”的各种说法逐渐流行起来。历史宿命论某种程度上成为推动中美走向战略对抗的一种力量。今年9月,拜登总统在联大“不寻求新冷战”的讲话,让人捕捉到中美关系中出现的一丝积极信号。但是,在关于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问题上,任何宿命论和乐观主义的看法都不足为凭。

鉴于中美对抗不仅将给两国也将给全世界带来重大风险和挑战,中美显然必须共同探讨破解之道,回答如何搞好中美关系这道“必答题”。通向更有韧性的战略稳定之路并不容易走,需要两国克服重重困难,拿出战略胆识和政治魄力并付出巨大努力。

New Framework

中美关系新框架

复杂性是对中美关系的定性。但探索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不但要有一个基于现实的客观定性,还要有一种着眼未来、包含期许的主观定位。美方用竞争来描述中美关系,既是对中美关系的片面解读,也是对定性与定位的混淆。

中美关系定位始终是一个重要战略问题。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对华关系定位上曾使用“建设性合作伙伴”“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战略竞争对手”等表述,中国也曾用过“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等提法。当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依然是中国追求的目标。在现代院与布鲁金斯学会的“二轨对话”中,双方学者普遍认为有必要探索和构建一个中美关系的新框架,以适应中美关系新现实并塑造未来,实现中美良性互动。中方认为,从两国对中美关系复杂性的共同认知出发,任何单一词汇或用语都难以准确定位中美关系。基于此,新时期中美关系的新框架可以界定为: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其中,相互尊重是前提,平等互利是手段,和平共处是目的,最终实现合作共赢,真正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一)相互尊重

相互尊重本质上是一种态度和精神,双方都应超越事务层面去理解这一提法。在中美博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大背景下,中美彼此应该做“值得对方尊敬的对手”,而非为了遏制打压对方而丧失基本的国际道义和国家操守。在中美实力不断接近、具体分歧不断凸显的大背景下,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应是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而不应成为阻碍两国达成共识的羁绊。

奥巴马政府时期,出于对“相互尊重”一词的误解和根深蒂固的霸权思维,美国战略界一度将这一表述束之高阁,这一做法实质性地影响了中美战略互信;特朗普时期,特朗普总统本人和国务卿蒂勒森则在不同场合表示中美要相互尊重,但在“美国优先”的理念之下,美国并未将此作为一种战略上的指引,而是作为一种战术工具来使用;拜登政府执政后,拜登总统本人和国务卿布林肯都使用过这一表述,美方借此寻求中美战略稳定、拓展双方合作空间。可见,“相互尊重”已经成为中美双方的重要共识,所需要的,则是进一步从内涵和路径上加以明确和引导。

从内涵看,中方历来尊重美国的社会制度和重要利益,从不干涉美国内政和生活方式,无意挑战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地区存在,更谈不上取代美国霸权地位;相应的,美方应尊重中国人民对自身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不要处心积虑图谋改变中国,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美国应当尊重14亿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尊重中国发展进步的权利。

从举措看,一方面,美方应换位思考,正确理解中国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发展格局、“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等重大战略目标、思想和部署的重要意义,停止意识形态攻击,避免制造冷战氛围。另一方面,美方应停止以所谓民主、人权、宗教等为借口对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肆意干涉。在这些方面,中方没有退让余地,美国挑衅性、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只会引发中方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制。

(二)平等互利

平等是《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没有主从之分、阵营之别、门户之见,各国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平等协商。

自鸦片战争以来,饱受殖民和侵略之苦的中华民族就对“平等”孜孜以求。新中国成立之后,平等互利一直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一,被历代中国领导人所坚守。今天中国所讲的“平视外交”就是为了寻求一种更加平等的对外交往姿态,中国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反对“从实力地位出发”的胁迫外交。同时,平等也意味着对等,中国会以对等的姿态来处理中美关系。

互利既是中美利益深度攸关的一个客观事实,也是中美关系正常化50年来两国关系的一条基本经验:两国关系的发展始终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中美两国的发展是一种相互促进、水涨船高、互利共赢的关系。冷战时期中美共同应对苏联威胁,冷战结束后中美经贸合作成为新引擎。中国加入WTO以来获得了经济上的快速增长,而美国不仅因投资中国而获利,同时也依靠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保持了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在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之后,中国选择同美国和国际社会进行反恐合作,使美国逐渐摆脱安全危机;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中国选择同美国一道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使美国最终避免重大经济衰退;在奥巴马推动国际气变治理时,也正是由于中国克服自身发展困难、积极支持参与才使得《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顺利推动。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美本应再次携手应对这一全球非传统安全的挑战,但在特朗普“大国竞争”的逻辑和“美国吃亏论”的误导之下,两国错失了这一合作的机遇,致使中美关系直线下滑。特朗普时期全球治理进程的大幅倒退,从反面印证了两国互利合作的重要性。

(三)和平共处

如果说合作共赢是中国对中美关系的远景目标,那么和平共处则应成为中美关系必须努力实现的阶段性目标。

基辛格曾提出“共同演进”的概念,认为中美两国应追求一种“共同演进”的关系状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共同演进”的内涵,符合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双方达成的基本政治共识。拜登政府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等高官也认为,虽然40年来美国希望通过外交和经济接触来根本改变中国的想法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但如果美国人认为转向竞争就能达到接触政策所没有完成的目标、甚至迫使中国投降或崩溃,也会有类似(被证明是错误)的风险;尽管两国之间存在许多分歧,但双方都需要做好准备,把另外一个国家当成主要大国以实现“竞争性共存”。应该说,“共同演进”和“竞争性共存”等思想包含一定的积极成分。

特朗普政府时期及拜登执政以来中美互动的实践也表明,美国以改变中国为目标、以“全政府”手段对华遏制施压的做法,显然无法将中国打垮,也无力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于中美两国和国际社会而言,中美和平共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现实的。一方面,这是时代条件决定的,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中美两国都置身于“地球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面对层出不穷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人类命运休戚与共,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面对扑面而来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一系列人类未知的新空间有待中美合作共同探索;另一方面,这是人类发展的要求,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在一个多极化的时代寻求两极对抗不仅不符合两国利益和福祉,也会加剧全球治理赤字和“全球公地悲剧”,很难想象中美两个核大国走向冲突甚至战争给整个人类社会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无法预见中美走向“新冷战”给全球带来的恶果,中美两国都需要从全球和全人类的战略高度重新审视中美关系——中美和平共处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

Road Map

中美关系路线图

拜登政府上台至今,中美元首已经两次通话,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发挥了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外交和经贸高层的互动也给中美关系发展积累了动能。中方先后提出“三条底线”和“两个清单”,为中美关系构建新框架提供了方向和基础。

本报告认为,未来构建新框架应做到三个“三”。

明确“三条基线”

1.不热战。中美在核时代发生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但目前两国舆论均不同程度谈及战争,美国一些智库更多次发表中美交战场景的报告。这种消极“叙事”是危险的。中美领导人均明确反对竞争演化为冲突,但随着美国在印太地区加强“一体化威慑”,强化双边同盟,构建美英澳同盟(AUKUS),做实四方机制(QUAD),扩大在台海、南海军事存在,中美擦枪走火导致冲突甚至热战的可能性上升。

●双方亟需明确划定“红线”,防止因越界而导致失控。

●美方应克服“机制无用论”,从危机管控角度看待其重要性。进一步加强中美危机管控对话与机制建设,对“技术性相撞”做出危机降级的规则与程序安排。

●重启和推动两军热线与交流,加强战略对话,探索战区对话,增强对彼此战略意图的理解,防止误判。

●美方构建“四方机制”与美英澳安全同盟等排华组织是危险的,上述两个组织应与中国形成通报与对话机制,防止战略误判持续加深。

2.不冷战。尽管美方多次表态不搞“新冷战”,拜登总统也对此做过明确承诺,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搞“阵营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强调美中是“民主与独裁”之争、搞“伪多边主义”、构建“民主同盟”、举办“全球民主峰会”等做法,客观上会促使中美关系走向对立与隔绝,也会迫使世界其他国家不得不选边站队,从而形成事实上的“新冷战”。

●双方应避免以对方为指向,搞排他性的战略与安全“联盟”或“阵营”。

●防止利用国际多边机制“架空”对方,合作推动以联合国为中心和国际法为基础的真正“多边主义”,而非拉“小圈子”搞“伪多边主义”。

●停止意识形态划界,停止打造排他性的“价值观同盟”或“意识形态联盟”,在价值观上相互尊重、包容共建、和平共存。

3.不脱钩。中美经济经过过去几十年的经营,已形成非常深厚的相互依赖关系。对华“脱钩”相当于将一个有机体强行分开,其结果不是单向伤害,而会造成“双输”甚至“多输”局面。近期美国国内的供应链危机与通胀高启就是中美“脱钩”的副产品,同时也会伤及全球供应链安全与世界经济稳定。正如美贸易代表戴琪所言,中美应实现“再挂钩”而非“脱钩”。

●美方应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考虑,停止构建排华性供应链小圈子。

●双方应尽快重启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就美方取消对华惩罚性关税、适度解禁技术出口管制等问题进行商讨。中方则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中美经贸关系升级换代做准备。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缓解全球通胀压力。在全球基础设施、高科技及数字领域等方面共同探索标准规则制定,就WTO改革沟通协调立场。

●探索在“一带一路”、亚投行框架下深化合作的可能性。

遵循“三大原则”

1.一个中国原则。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一旦处理不慎,将给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全局性破坏。一个中国原则构成了中美过去几十年关系平稳发展的基础。但特朗普上台后,不仅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话,出台《与台湾交往法》等多个涉台法案,还用法律手段升级对台军售的质与量,使一个中国原则受到冲击。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均堂而皇之地将所谓“六项保证”作为美国对台政策依据,与台实质性关系不断强化,拉拢盟友为台“站台”,“一中”原则更趋松动。美松动“一中”原则与台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效应叠加,可能为台海带来一场灾难。

●美方应清醒认识到,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如果“台独”胆敢挑衅,中国有权采取任何手段予以制止。中方对维护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家领土主权与完整的承诺是庄严的,意志是坚定的,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

●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稳定。为此,美应采取的行动包括并不仅限于:减少军舰穿越台海次数,不在国际场合与盟友共同“挺台”,减少对台军售规模与频次,停止助台拓展“国际空间”等,使台海回到中美共同管控“台独”的状态。

2.不干涉内政原则。不干涉内政是《联合国宪章》重要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国长期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一。但美国长期打着所谓民主、人权旗号,在意识形态、涉台、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正如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指出的,中美关系要稳定,最根本的是要尊重彼此领土主权、社会制度以及发展道路,不把自己的意志和模式强加于对方;中国从不干涉美国内政,美方也应以同样态度对待中国,不干涉中国内政。

●美方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方必须坚守的核心利益。

●美方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美方应尽快取消对华实施的所有单边制裁、长臂管辖等。

●美方应停止支持香港反对派的“反中乱港”行为,停止抹黑中国治疆政策及反恐努力,重新将“东伊运”列为恐怖组织,并停止攻击中国治藏及民族宗教政策。

3.聚同化异原则。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双方只要坚持相互尊重、聚同化异,保持战略耐心,不为一事所惑,不为一言所扰,中美关系大局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所谓聚同化异,就是力求在对立两端之间找到内在的共同之处和适当的解决办法,聚其“同”,取其“中”,让相同的正确的东西得以不断聚合、扩大,使不正确的东西和不同见解逐渐化解、消除。

●中美国情各异,历史文化、发展道路、发展阶段不同,但分歧不是两国关系主流。应聚焦共识,为全球战略稳定发挥大国特殊责任,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发展中美关系。

●建设性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为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推动“三个层面”合作

双边层面

●尽快重启人文交流。双方可考虑适度放松签证限制、鼓励相互访学,修补受损关系。取消对中国媒体和中方赴美人员的不必要签证限制,尽快取消所谓的“中国行动倡议”。

●可就美国国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电网、绿色交通、新能源、汽车、碳捕集与回收等领域展开合作。

●双方还应高度重视对话机制的作用,尽快重建有效的高层沟通机制,包括领导人定期交流,以及经贸、气变、军事安全、执法等领域的机制性对话。

区域层面

●在朝核问题上,中美应在评估此前应对朝核问题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半岛无核化与构建永久和平机制。

●在伊朗核问题上,美方应尽快无条件回归《伊核协议》,在“P5+1”框架下全面推进协议执行,消除地区安全隐患。

●在阿富汗问题上,中美可就稳定阿富汗局势、促进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等方面展开务实合作。

全球层面

●在气变问题上,中方多年坚定不移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郑重承诺于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并为此采取一揽子国内措施,言必信,行必果;但美国因国内政治或领导人变更,在气变问题上出尔反尔、前后矛盾。中美应与欧洲和其他国家携手助力《巴黎协定》继续落实,增进政府、企业、科研层面合作与互信,加速推动清洁能源投资。美方还应克服国内矛盾,持续支持构建气变合作的长效多边机制,取信于世界。

●疫情合作方面“亡羊补牢、未为晚矣”。美方应停止在疫情溯源问题上的“政治化”行为,本着人民福祉至上,双方可在世卫组织框架下加强疫情协调与合作、协调疫苗全球分配。两国还应鼓励民间主体发挥力量,促进高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系统专家和一线工作者沟通交流,分享防控和治疗经验,推动两国企业在抗疫物资的制造、采购等方面积极合作。

●全球规则上,中美不应另起炉灶、恶性竞争,而应加强协调、共建规则。可在网络、太空、发展等领域展开对话,商建“共有规则”;也可在法治、人权等领域展开对话,缩小分歧;更应在联合国改革、WTO、IMF改革等重大问题上加强沟通协调,共同承担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大国责任。

发布时间:2021年11月30日 来源时间:2021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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