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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前大使:中美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存在矛盾

作者:马凯硕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已有 693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导读:中美关系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大国关系。随着美方在双边关系中不断强调竞争调性、甚至展开一系列超越经济竞争层面的战略部署,我们有必要思考中美对抗可能走向的最佳场景和最坏可能。新加坡学者、联合国安理会前主席马凯硕从理性的角度探寻了中美之间何以能够避免地缘政治的灾难性竞争。 本文指出,误解和误判遮蔽了中美之间的“根本不矛盾”。作者提出一系列认知倒置:美国将中国当成是昔日的苏联敌手,但美国却表现得更像是冷战时期的苏联,其决策僵硬死板,缺乏灵活性和理性。美国比中国更不适应和一个多样化的世界打交道。马凯硕认为,中美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存在矛盾,美国应该把焦点放在确保美国经济和社会的成功与竞争力上,亦即应专注于国内团结和发展,而非浪费宝贵的资源来应对“莫须有”的中国意识形态威胁。

国际关系中的理性和情绪往往是西风压倒东风。在最坏的图景中,倘若美国无法克服内部分裂,是否可能反而借中美对抗转移内部矛盾?正如作者所言,这是一场既不可避免、又可以避免的政治竞争。欧亚科学系统研究会特推送此文,供读者思考。原文摘编自《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中信出版社,2021),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中美之间的五个“不矛盾”

文|马凯硕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重大地缘政治竞争既不可避免,也可以避免。

虽然中国领导人想复兴中华文明,但他们并没有要去接管世界,以及要把每个人都变成中国人。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影响力,必然伴随着其经济规模的增长而壮大。然而,中国不会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来改变其他社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实践。关于当今世界的一个巨大的悖论是,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但与美国领导人相比,中国领导人更容易与一个多样化的世界打交道,因为他们不认为其他社会应该变得像中国一样。中国人明白其他社会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美国人则不然。

遗憾的是,这种说法对美国几乎无甚影响,因为美国已坚信今天的中国成了一个威胁。因此,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一场重大的地缘政治竞争不可避免。

在国际关系中,情绪与理性同等重要。如果中国同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同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那么美国将更容易接受这个大国的崛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权力从英国向美国转移会进行得相对顺利: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政权让位给另一个。这一转移背后没有情绪上的恶意揣测。相形之下,中国代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西方人脑海中一直被认为是不同的。因此,在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横亘着一个自然而合理的担忧:他们会理解我们,以及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吗?我们能理解他们吗?

尽管悲观的理由很充分,但人们也可以找到同样充分的乐观理由。如果我们能够调动理性的力量来理解中美两国真正的国家利益,就会得出结论:这两个大国之间不应该存在根本的矛盾。事实上,中美之间有着五个“不矛盾”。如果两国政府中明智的思考占据上风,它们应该反思并强调这五个根本上的“不矛盾”。

西方语境中很少使用“不矛盾”这个词。西方人的思维习惯了黑白分明,一方是对的,另一方是错的。中国人的思维却不同,黑与白都可能是对的。这种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在“阴”“阳”概念中得到了最佳体现。在西方人的世界观中,只有“阴”或“阳”一方是正确的。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阴”和“阳”都可能是正确的。持此二元论观点,我们就有可能看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五个根本上的“不矛盾”。

1 两国的根本利益不矛盾

这两个社会的根本国家利益都是改善国民的福祉。1809年3月,托马斯·杰斐逊在卸任美国总统时写道:“一个好政府首要且唯一合法的目标是关心人民的生命和幸福,而不是破坏它们。”马丁·沃尔夫注意到这一观点,询问道:“如何衡量‘幸福’呢?是什么增进了‘幸福’?”沃尔夫说,这些都是古老的问题。西方的功利主义哲学家,包括杰里米·边沁在内,早就提出了这种问题。

好消息是,当代功利主义哲学家已经接受了衡量幸福的挑战。例如,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理查德·莱亚德在合著作品《幸福的起源》中说,人们自我报告的“生活满意度”可以作为衡量幸福的一个良好指标。鉴于此,莱亚德声称,“幸福感”最终将被完全接受为评估社会政策的标准方法。如果我们可以衡量和增进幸福感,那么就可以关注提升幸福感的政策。我们还可以决定在国家预算中哪些项目应该获得优先考虑:是国内投资还是国防支出?

美国比中国富裕得多。美国的名义人均收入是62641美元,是中国的9771美元的六倍多。美国虽然更富有,但人民的福祉,尤其是底层50%人民的福祉,在近几十年里不断恶化。有一个事实不容辩驳:自从“9·11”事件以来,美国在中东战争中浪费了近5万亿美元。如果这4.8万亿美元被分配给美国底层50%的人民,那么每个公民将拿到大约2.9万美元。如果把这个数字与2/3的美国家庭连500美元的紧急现金都筹措不来放到一起,就能清楚地看到,把人民的福祉放在首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简言之,如果美国停止无谓的国外战争,利用这些资源来改善人民的福祉,那么美国人民的生活会好得多。中国的人均收入远低于美国,因此,增进中国人民的福祉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和美国都应该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首要的国家利益,这一观点无可辩驳。然而,战略思考者看不到这个基本点,这一事实表明,他们的视角已变得何等扭曲。辽阔的太平洋隔开了中国和美国,这是两国的幸运。如果它们都能关注本国人民的福祉,并让太平洋保护各自的家园,中美两国都会更加美好。

中美两国还可以找到合作的领域。美国正饱受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之苦,而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基础设施建设超级大国,中国建设高速铁路(即高铁)网络的速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快。2012年,《纽约时报》记者基思·布拉德舍报道说:“中国开始运营……世界上最长的高铁线路,8小时可以行驶相当于从纽约到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的距离……从纽约到迈阿密的距离相对更近,但美国铁路公司的列车依然需要花费将近30个小时。”常识告诉我们,两国应该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展开合作。然而,考虑到彼此恶劣的政治态度,常识无法发挥作用。因此,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需要一个重大的战略重启。如果两个大国首先尝试界定自身的核心国家利益,尤其是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的核心利益,它们就会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在两国的国家利益之间根本不存在矛盾。

2 减缓气候变化方面,中美也根本不矛盾

如果气候变化使地球变得越来越不适合居住,那么美国和中国公民将成为同一条沉船上的旅客。“重整泰坦尼克号甲板上躺椅的人是傻子”,这已是陈词滥调。但如果美国和中国继续争论地缘政治分歧,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到保护地球环境这一共同利益上,那么它们就是在做无用之功。

一位智者曾说,对人类来说,最佳之事是天文学家在与地球相碰撞的轨道上发现了一颗遥远的彗星,但不确定它会击中哪个大陆。只有面临这种共同的威胁,地球上75亿人(包括中国的14亿和美国的3.3亿)才会意识到,他们作为地球公民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描绘了一个简单的事实:

今天几乎所有人类都接受同一套地缘政治体系……使用同样的经济制度……采用一样的法律制度……也接受同样的科学体系……全球文化虽然单一,但却非同质……但不论如何,它们彼此都密切相关,而且会以许多不同方式相互影响。虽然会有各种争斗,但它们争辩用的是同一套概念,战斗用的是同一套武器……今天,伊朗和美国虽然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但它们讲的都是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国际权利以及核物理学这套语言。

我们唯一的宜居星球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我们应该关注彼此的差异还是相似之处?人类被认为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这是我们成为世界上优势物种的显著原因。然而,最聪明的物种现在正以一种自杀的方式行动——允许气候环境继续恶化,而不采取共同行动来逆转它。我们还在争论哪些国家该受到指责。杰出的美国前驻印度大使罗伯特·布莱克威尔正确地指出,“当今中国产生的碳排放量约占全球的28%,美国仅占约15%”。另一个事实是,正在发生的全球气候变暖不单单是当前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也是由西方国家自使用煤炭当作燃料的工业革命以来排放的温室气体存量造成的,尤其是二氧化碳的存量。下图记录了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见中国的排放量远远低于美国和欧盟。简言之,所有工业化国家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携手努力,以减轻进一步的环境破坏。

3 美国和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存在矛盾

这一说法可能令人备感意外。人们普遍认为,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是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歧。如今,东南亚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感觉不到任何来自中国意识形态的威胁。许多思虑过度的美国人可能嗤笑这种想法很天真。许多美国人已经确信(几乎出于宗教信仰),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本身就对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了威胁。

如果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国家是固有威胁,那么它应该被许多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视作一种威胁。根据人口规模来看,世界上最大的三个资本主义国家分别是印度(13亿人)、美国(3.3亿人)和印度尼西亚(2.5亿人)。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那么这三个国家都应该感受到威胁。但只有一些美国决策者感觉受到了威胁。如果有人去问印度总理莫迪或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或者两国的任何高级官员),贵国是否感受到来自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威胁,他们会对自己为何会被问到这一问题感到不解。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地理上比美国离中国更近,它们与中国的联系也更多,所以很了解中国。虽然中国的崛起是它们共同关注的问题,但它们并不关心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遗憾的是,许多美国思想家不假思索地把他们昔日对苏联共产党行为的假设转移到中国共产党身上。这么做是危险的。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和适应能力都远超苏联共产党,而且有一点不同于苏联共产党,那就是其没有很快消失的危险。在2019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冷战结束时,苏联和东欧国家僵化的计划经济,在巨大的国防开支的压力下彻底崩溃。即便如此,这也用了40年时间。中国经济充满活力,不太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崩溃。”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更具备适应力?因为它跟苏联共产党不同,它不是乘着意识形态的浪潮,而是顺应文明复兴的潮流——中华文明已经证实自身是历史上最强大、最具韧性的文明之一。

许多美国战略思想家都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致使日军占领新加坡的战略失误,即便新加坡本应是英国坚不可摧的堡垒。英国人让大炮对准南方,准备迎接来自海上的进攻。然而,日本军队却骑着自行车从北方赶来。新加坡的失守已经成为教科书般的案例,述说着战略思维是如何犯下错误的。

美国的战略思想家在盯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时,同样是在犯一个类似的错误。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会对美国造成威胁。相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成功与竞争力才是真正的挑战。为应对这一挑战,美国思想家应该把焦点放在确保美国经济和社会的成功与竞争力上。有趣的是,乔治·凯南在以“X先生”为笔名的著名文章中也强调了一个强大的美国国内社会的重要性。他用了美国人应该注意的两个关键短语。同冷战时期一样,即将发生的地缘政治竞争的结果,将取决于美国的“精神活力”,以及美国能否成功地避免“优柔寡断、不团结和内部分裂”。简言之,是国内因素——而非外部威胁——决定着美国将表现如何。可悲的是,今天的美国既缺乏精神活力,也深深陷入不团结和内部分裂中。美国与其浪费宝贵的资源来应对“莫须有”的中国意识形态的威胁,不如利用同等资源来振兴自己的社会。美国人和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上根本没有矛盾,尽管这看起来有悖常理。

4 美国和中国的文明之间也不存在矛盾

虽然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曾发出警告,但西方和中国之间没有迫在眉睫的文明冲突的危险。同样地,如果理性成为国家之间关系的驱动力,那么我们就不必担心文明差异的影响。正如伟大的哲学家告诉我们的,理性和逻辑的论据在所有文化和文明中都具有普适性。不同文明之间没有理由不能理性地互动。

人类不仅在个人决策中会受到情绪的严重影响,在地缘政治的判断上也会受到情绪的影响。更糟糕的是,这些情绪往往隐藏在潜意识里,它们虽然不会暴露在表面,但仍然非常活跃。

在过去的两三百年间,对“黄祸”的恐惧导致了美国人对“黄种人”的各种歧视行为,从19世纪末的《排华法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日裔美国人的拘押,不一而足。席卷华盛顿特区的强烈反华情绪,也许部分出于对中国某些政策的不满,或者出于对中国陌生文化的恐惧,但也可能出自更深层次的情感暗流。美国前驻华大使傅立民曾表示:“看待中国时,许多美国人现在下意识地将阴险的小说人物傅满洲、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美国工业和金融主导地位构成的令人不安的挑战,以及激发了《反苦力法案》和《排华法案》的一种貌似‘恐华症’的生存威胁感联系到一起。”

美国民众需要自问,他们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有多少是出于冷静的理性分析,又有多少是对非白种人文明的成功深感不安。理性和情绪的斗争在潜意识中上演,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真正的答案。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感谢基伦·斯金纳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潜意识维度正在施加影响,现在是时候坦诚地讨论一下中美关系中的“黄祸”意识维度了。对付我们潜意识中的恐惧,最佳方法就是让它们浮出来并加以处理。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应该惧怕文明的冲突,而应该庆幸我们观察到的一个事实:“启蒙运动在西方引发的理性思潮正在全球蔓延,使每个地区都出现了务实的解决问题的文化,并使人们能够设想依据规则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秩序。”

当今时代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在过去,是西方领导人致力于拥抱多样性的价值观, 而不是中国领导人。有一位美国总统经历过很可能发生核战争的梦魇,他就是约翰·肯尼迪。这段经历让他的内心备受折磨,在反思过后,他向美国同胞提出了一些宝贵的建议。正如1963年他在美利坚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发言:“因此,我们不能对彼此的分歧视而不见,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共同利益上,并通过共同利益来消弭我们的分歧。如果我们现在解决不了这些分歧,至少能以多样化的名义让世界变得安全。因为,归根结底,连接我们的根本纽带是,我们都生活在这颗小小的星球上,我们都呼吸着同一种空气,我们都珍视我们孩子的未来,我们也都是血肉之躯。”他的发言的关键信息是,让多样性在世界上获得安全。

简言之,过去富有远见的美国领导人已经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那就是,尽管人类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中,但文明之间并不一定会发生冲突。如果我们听从他们的建议,那么即使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可能存在有危险分歧的文明维度,也不会产生矛盾。

5 美国输出政治价值观将导致中美产生真正矛盾

美国人对言论、出版、集会和宗教自由的理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相信每个人都有权享有同样的基本人权。中国人认为社会需求和社会和谐比个人需求和权利更重要,防止混乱和动荡是治理的主要目标。简言之,美国和中国显然信奉两套不同的政治价值观。

然而,只有当中国试图向美国输出价值观,美国也试图向中国输出价值观时,这个领域才会产生根本性矛盾。一些美国人,沉溺在“中国威胁论”里,开始暗示自己,中国正试图破坏美国社会的价值观。这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的一句名言里有所体现。他说,现在美国“全社会”都受到中国的威胁。一群美国学者发布的题为《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的报告也指出,中国正试图破坏美国的自由。该报告称:“开放和自由是美国民主的基本要素,也是美国及其生活方式的固有优势。必须保护这些价值不受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侵蚀。”

我们可以坚定地断言,中国政府没有意愿和计划去破坏或推翻美国的民主制度。为什么没有呢?答案很简单,中国领导人是政治现实主义者。他们才不会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上浪费时间和资源。遗憾的是,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情况却并非如此。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有责任去帮助中国人民摆脱“政治压迫”。既然美国成功地将许许多多人从苏联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它就有能力也应该对中国这么做。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美国应该努力帮助中国走向历史正确的一边。他们还认为,既然美国是“山巅闪光之城”,就有义务去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

美国人也讲究公平。他们认为人们应该言行一致。美国人也会同意这样一个广泛的原则,即一个违反《世界人权宣言》某些基本原则的国家,不具备道德权威去向他人宣讲这些人权的优点。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美国在关塔那摩监狱中会系统地施行酷刑。但很少有美国人知道,小布什政府制定了臭名昭著的非常规引渡政策,据此将“高价值”囚犯送往埃及和叙利亚等不关心人权的国家,在那里对他们施加折磨和审问。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在欧洲的“黑狱”、阿富汗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和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囚犯。这一政策显然违犯了美国国内法和国际法——二者都禁止酷刑。

6 结语

如果中美两国都专注于改善本国公民的生活和福祉这一核心利益,那么它们将认识到,在长期国家利益层面,两国不存在根本性矛盾。2010年,时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和温家宝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体现了中印关系的积极精神:“世界上有足够的空间供中印共同发展,也有足够的领域供中印开展合作。”同样,世界上有足够的空间供中国和美国共同繁荣发展。

同等重要的是,面对全球变暖这一严峻挑战,中国和美国在使地球适宜两国17亿人口和世界上其余50多亿人口居住方面,也有着根本的共同利益。这一紧迫而严峻的挑战应该优先于人类面临的所有其他挑战。

气候变化带给人类的挑战其实很简单:人类能否证明自身仍然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并把这种形象传递给子孙后代?当人类看到两个类人猿部落在周围森林失火时还在打斗着争夺领土时,会投之以同情的目光。然而,在地球面临巨大危险时,如果美国和中国继续关注它们的分歧,那么在子孙后代的眼里,这两国的形象同刚才提及的类人猿是一样的。

历代的道德哲学家和宗教圣人都提醒我们,试图创造完美永远是徒劳的,我们也不会有非黑即白的简单选项。到头来,我们总是必须做出取舍,包括道德上的取舍。所以我们要厘清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并学会关注它们。归根结底,世界上其他50多亿人期望美国和中国能做到:致力于拯救地球并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尤其是本国人民的生活条件。因此,最终的问题将不再是美国赢了还是中国赢了,而是人类是否会赢得胜利。

发布时间:2021年10月15日 来源时间:2021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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