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美日印澳举行了四方安全机制下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此次会谈的一个重要议题是科技方面的合作。会后形成的所谓“关于技术设计、开发、管理及应用的原则”标志着四国集团在推动技术政治化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决议中包含的“价值观(values)”、“原则(principles)”、“自由(freedom)”、“专制监视(authoritarian surveillance)”等字眼表明,这是一份散发着浓厚意识形态气息的决议。实际上,此次达成的众多新原则的最显著特点就是,试图将民主价值观和人权观念嵌入其中并向国际社会推广。那么,四国集团为何推出这样一份决议?这份决议体现了哪些考虑?其推广将产生多大影响?
促成新原则的三条逻辑主线
新原则的提出契合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动辄强调“民主”、“自由”、“人权”的政策倾向,是拜登政府面对具体形势做出的最新反应。在其产生过程中,有三条逻辑主线发挥了作用。
逻辑主线一:它是拜登政府寻求对国内经济进行系统性改革,以重新确立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基础的体现。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不久即于2月24日签署行政命令,针对四种产品——半导体芯片、电动汽车大容量电池、稀土矿产和药品的供应链进行为期100天的审查。在6月8日公布了审查结果后,拜登迅速下令提升上述四种产品的供应链产能,以降低对他国的依赖。重要产品的供应链安全问题被上升到事关国家安全的高度。仅在半导体领域,美国今年先后通过《美国芯片法案》、《创新和竞争法案》两部法案,加上正在推进的《促进美国制半导体法案》,其希望半导体产业回流美国的愿望由此可见一斑。将技术发展政治化,也是其意图实现相关产业回流的手段之一。
逻辑主线二:它是四国集团内部进行初步分工后的重要政策转向,旨在提升集团在高科技领域的主导能力。3月份的四国首脑线上峰会讨论了在技术层面的多边合作,四国分别提出了各自关注的重点:日本强调邻国黑客攻击;印度关注区域科技能力;美国提出要“震慑中国”;澳大利亚认为要以人道主义和普世伦理观来主导科技治理,当时的目的是建立民主政体领导的科技生态系统。9月份的这次峰会则进行了深度整合,企图以所谓的“民主价值观”和“人权”来统领科技发展,将成员关注的议题悉数纳入其中,姿态具有鲜明的进攻性。
逻辑主线三:日本在相关议题上的暗箱操作发挥了难以忽视的影响。日本是四国集团中炒作供应链问题的始作俑者,其在十年前就与澳、印在稀土方面存在着勾连。在中国今年公布了《稀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之后,四国明显加强了在稀土方面的合作。在芯片问题上,日本政府一直推动日企采取“中国+1”模式,避免过度依赖中国。随着全球芯片短缺问题愈演愈烈,日本加强了与美国的协调。在日本首相菅义伟4月访问美国后,两国同意就半导体供应链建立联合研发基地。四国集团出台相关合作措施的背后频频闪现着日本的身影。
推行新原则的目的
四国集团推出新原则的目的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将意识形态因素注入高科技竞争之中,在科技领域形成一个打击并排挤对手的同盟。包括半导体、大容量电池等在内的高新技术是当前国家间竞争的核心内容,四国集团将意识形态因素注入其中,在丑化对手的基础上,以民主、自由等标签对结盟对象国进行身份确认,唤起这些国家的站队意识,使其一致对外。高科技领域的自由竞争状态将被彻底终结,国家间是否合作首先要看其是否坚持西方价值观,高科技领域成为民主国家进行党同伐异的又一个主战场。
(二)建立并引领科技领域的国际规范标准,确立体现美国利益的全球治理模式。从新原则的具体内容看,科学技术所涉的每一环节、每个主体、每种传播方式都要符合“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围绕技术的方方面面都将被打上明确的意识形态烙印。国家秉承的价值观将成为判定技术本身善恶的首要标准。透明、具有互操作性、尊重言论自由和个人隐私等要求将是决定技术设计、开发、管理及其应用的各个环节是否合理、合规的重要尺度。这种泛政治化操作意在摒弃单纯的经济利益考虑,让政治因素成为决定技术发展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将西方操作方式标准化,并将标准化的操作方式上升为治理模式在全球加以推广。
(三)阻止高新技术进一步扩散,维护美日在国际分工中的主导地位。高科技领域——尤其是信息技术产业正被美日赋予战略意义,认为其不仅攸关国家安全,而且与国际地位密切相连。以半导体行业为例,尽管目前美日在材料供应、芯片设计及制造方面拥有压倒性优势,但面对中国在设计、应用环节的异军突起、欧洲在制造环节的奋起直追以及产业链深受中国台湾地区产能影响的现实,美日以四国集团形式出台关于技术的指导原则,意在为下一步阻挠并打压中国和欧盟以延缓技术的扩散速度,同时整合中国台湾地区产能做出铺垫。
新原则的影响
将价值观、民主、自由、人权等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生硬地与科学技术相挂钩,实行泛政治化操作,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由此可见,为了维护自身的技术优势,四国集团尤其是其中的美日两国是何等不择手段。
特别值得玩味的是,在出台关于技术原则的同时,美国放弃了对孟晚舟女士的引渡请求,这表明拜登政府决意放弃特朗普的“公仇私报”式做法。与特朗普的“小家子气”相比,拜登更注重通过整合国家力量来实现对高科技领域优势地位的争夺和垄断,其能量显然非特朗普之流可比,其行为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也将成倍增加。这对于中国而言,是个迫切需要高度警惕并严肃对待的新课题。
(崔荣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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