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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审历史经验,重构中美日战略大三角关系:敢问路在何方?

作者:高兰   来源:北语国别院  已有 867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高兰,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战后以来,国际协调主义支撑着世界的秩序,经历了尼克松冲击和特朗普冲击,当前中美日战略大三角关系正在重构与发展中。借鉴历史经验,正视现实挑战,重塑中美日战略大三角关系的未来发展,应为值得探讨的深刻议题。

一、国际协调主义:中美日战略大三角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在上世纪70年代,由于尼克松冲击,日本先于美国与中国建立了邦交正常化,随后中美日之间建立了战略大三角关系,在联合国、WTO等框架下,中美日三国加强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协调合作。

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实行干预主义的接触政策,希望在确保美国的政治、经济、技术优势的同时,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秩序,克林顿政府、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等长期持续该接触政策。另一方面,冷战后,为防止日本“战略漂流”,美日两国相继签署《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等一系列条约,从原来的日本单边依赖美国发展到美日相互依赖的结构。特别是,由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 领导发表了四份“阿米蒂奇报告”,强调美日同盟“需要更新”、“不进则退”,美日同盟由过去关注“东亚事务”发展成为“世界中的日美同盟”,从原来的军事同盟发展成兼具政治军事安全经济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同盟。

冷战后,在建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对于日美关系不稳定的“同盟漂流说”的疑问。战后的日本在日美同盟框架下,出现模糊国家身份认同、淡化国家主体意识的对美一边倒政策。冷战后,日本试图在不改变日美同盟框架的基础上发展日本的自主外交。冷战结束后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给日本的这种倾向注入了思想支撑。后冷战时代西方思想的主要特征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行,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在国际社会的竞争中存活下来,走自由主义道路是唯一的选择——首先是经济上的,然后是政治上。如弗朗西斯·福山的著名论断:“历史已经终结,意识形态层面,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再无敌手。”政治哲学家们认为各种世界观经历了数百年的矛盾与斗争之后,最终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自由主义民主制。

从以上变化中可以看出,美日同盟自成立以来,基于自由主义民主制的军事同盟色彩十分鲜明。特别是1996年以来,美日同盟不断寻求从亚太区域扩展到全球,与此同时,在对华政策方面,从牵制为主的接触战略逐步转向接触为主的牵制战略。

2018年以来,在“特朗普冲击”下,出现“新国际协调主义”的趋势——日本与欧洲等国寻求发挥“第三方力量”,希望填补因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与国际组织“退群”、淡化美国领导世界意图而形成的力量真空地带,等待美国力量的回归。另一方面,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加剧了美日两国与中国的分歧与摩擦,中美日关系呈现出从战略协调走向竞争共存的样态。

在新冠疫情的危机中,美国国内的批判和危机感很强。例如,坎贝尔(Campbell)和杜如松(Dooshi)敲响了警钟,认为正如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显示了英国作为全球力量的终结一样,如果美国处理不当的话,这次的危机对美国来说可能会成为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美国再版。理查德·哈斯(Haass)则认为,这次危机的一个特征是美国缺乏领导能力:一方面美国力量相对衰退,另一方面美国领导世界的意志也相对衰退。

另一方面,全球多边协调体制出现困难,全球化浪潮也出现危机。早在疫情爆发之前,WTO在其基本交涉功能和纠纷解决功能方面陷入了功能不全的问题,美国、欧盟、中国等支持WTO体制的主要国家步调不统一,改革进展增加了不确定性。疫情爆发后,包括WTO改革在内的多边协调面临更严峻的考验。布莱默指出,新冠疫情危机后的现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构筑的世界秩序处于崩溃状态。。。国际协调出现恶劣的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发展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这次危机之前就遭受了严重的打击。鲁德表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经开始崩溃,具体表现为世界各国优先重整本国经济,采取本国第一政策,缺乏主导多边协调机制的领导力量等等。

二、新国际协调主义:中美日关系的重构

由于新冠疫情危机危机,很多国家重新认识到了多边协调的重要性,出现了建立“新国际协调主义”的呼声。例如,许多国家呼吁在WTO的领导下,在公共卫生、电子商务(数字贸易)等领域加强国际协调。在新国际协调主义的框架下,中美日三国之间出现了新的挑战,但由于三国政治生态中特有的“协调主义”历史基因以及共同利益需要,中美日共同努力重构战略大三角关系的利益诉求开始显现。

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批判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使得自克林顿政权以来美国对华基于干预主义的接触政策受到极大的损害。另一方面,美国忽视与西方同盟各国的关系,缺乏维护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热情。拜登在竞选期间频频呼吁“美国回归”,早在2020年3月-4月的《外交政策》杂志就发表署名文章,提出“美国需要重新领导世界”。拜登执政以来,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逐渐呈现出延续奥巴马政府以来国际协调主义的特征。

拜登的外交安保团队大多为“协调主义”倡导者,主要包括安东尼·布林肯、杰克·沙利文、约翰·凯利、苏珊・赖斯、米歇尔・弗洛伊诺、卡·凯恩贝尔、尼古拉斯・伯恩斯、托马斯・多尼朗、本·罗兹等。例如,现任国务卿布林肯早在2018年就批评特朗普正把全球领导权让给中国,反对其裹挟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单边主义和仇外主义的“美国优先”政策,主张“完全与中国脱钩不现实且最终会适得其反”。布林肯认为,中美在竞争之外,也可在气候变化、防扩散、全球健康等方面合作。此外,坎贝尔是“亚太再平衡”战略主要设计者。坎贝尔与埃利·拉特纳、杰克·沙利文在《外交事务》等平台发文称,美国必须接受美国在亚太军事主导地位未来旁落的现实,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已结束,美中应寻求共存,防止两国滑入危险冲突的冷战模式,主张美中在南海等建立危机管控机制,不单方面改变台海问题现状。此外,他认为未来双方可在防控疫情、气候变化等共同面临的问题领域展开合作。另一方面,现任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2019年与坎贝尔在《外交事务》撰文主张与中国的“接触政策”已过时,中美战略竞争不可避免,但在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仍有合作空间。

从日本方面来看,2020年以来,中日关系步入正轨,但是随着疫情爆发以及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激化,日本对美、对华政策开始出现一定的调整迹象。日本认为,中美对立具有“贸易战争”、“安全保障、技术”和“意识形态”等三层结构。日本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战略主张。即,一种主张“对华融和论”,即在坚持日美同盟作为安全保障基轴的同时,强调以经济为中心继续改善中日关系,代表性人物有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与前首相安倍助理今井尚哉等。另一种主张“对华强硬论”,指责中国的香港问题、钓鱼岛维权执法问题等。无论是“对华融和论”,还是“对华强硬论”,均深刻认识到日本已经深深地陷入中美对立的夹缝中。总体上,对于日本来说,尽管日美同盟关系是日本安全保障的基轴,但日本不应在与美国保持政策同步的同时,加深与中国的对立。这是因为,日本与中国是永远的邻国,这是日本的宿命。

日本前首相安倍曾说,虽然中美关系紧张,但日本将维持与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积极评价了安倍首相对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并取得新发展做出的贡献。菅义伟首相在担任前官房长官时也明确指出,日本将“与同盟国美国巩固信赖关系,推进各种合作,同时与中国也谋求沟通的想法不会改变”。菅义伟执政后,反复强调将“继承安倍外交”,多次与拜登总统强调,将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关系,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并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例如,2021年3月16日,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会议(“2+2”会谈),再次确认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4月16日,美日首脑会谈,设定“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议题,在特定议题上对华制衡。5月11-17日,日美澳法在东海联合军演,意图“针对中国施压”。此外,日本主张将主导通过强化有志国间合作来重新建立多边合作,建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

三、历史经验似乎终结——敢问路在前方?

今后,随着美日两国政局的变化,在新国际协调主义的框架下,如何重构中美日战略大三角关系,是一个值得关注但也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提出建立“美日新时代全球伙伴关系”,“有竞争力和弹性的伙伴关系”,强化了美日同盟。拜登执政后,预计今后中美关系仍将持续性紧张,中美竞争合作、中日竞争共存将进入常态。但是,正如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所指出,中美之间已经形成十分成熟的大国关系,中美仍然在努力发展建设性关系。中日关系具有脆弱性、不稳定性,尽管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道路出现困难,但是中日两国经济关系依然十分紧密。因此,有必要需要重新思考(Rethink)、重建(Rebuild)、重置(Reset)、重构(Reconstitute)中美日关系的未来发展图景。

一方面,中美日应共同建设智能全球化,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战后以来,以国际协调主义为指导原则,中美日三国在战略大三角关系框架下,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各国经济的繁荣稳定。近年来出现“过度的全球化”倾向,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供应链开始重组,各国经济政策出现一定调整,中美日三国有责任、有能力共同推动新型智能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中美日应共同进行“巧竞争”,推动重构新型战略大三角关系。美国学者谢淑丽于2019年主持编撰了政策报告《修正航向:有效且可持续的对华政策调整》,倡导美国政府在保持与中国经贸、民间社会往来的基础上进行“巧竞争”,而非全面与中国对抗。

总之,当前中美日关系正在受到重大挑战,但是有必要讨论重构中美日战略大三角关系的未来前景。正如约瑟夫奈指出,中美关系尚未跌入最坏状态。目前,为了筹备在今年10月G20领导人会议期间的美国和中国会晤,中美之间互动频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在意大利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部长级会议上和王毅部长举行会晤。此外,拜登政府也计划派出副国务卿谢尔曼今夏访华,布林肯或国安顾问沙利文也计划在下半年访华。另外,美国白宫还考虑安排拜登第二次和中方举行通话等措施。

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做法。美日应调整心态,正视疫情后迫切希望恢复经济发展的国际国内需求,客观看待中国的和平发展。正如前美国劳工部部长罗伯特·莱克指出,“美国最大的威胁不是中国而是自己”,美国在应对外部挑战的同时应更多的着眼于自身教育、科研、基建的发展,而非“妖魔化”他国或无意义的增加军事开支。作为世界第一、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的美国、中国、日本,正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在新时代构建良性、理性的大国关系,重构战略大三角关系,促进世界各国的和平繁荣发展,是摆在中美日三国面前的严峻课题。

来源:《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2021年6月总第二十三期

发布时间:2021年06月26日 来源时间:2021年0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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