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新疆棉花等问题相互抛出制裁手段，中国与欧洲的关系近期有所紧张，欧洲议会更是通过投票冻结了去年年底达成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当然，中欧关系的变化也与美国从今年年初以来大力拉拢欧洲盟友、加强与欧洲盟友协调立场有密切关系。5月25日，中国外长王毅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中国专场”活动时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欧关系，认为合作是中欧关系的大方向和主基调，将欧方视为伙伴而非对手。针对暗流涌动的中美欧关系，末谈君专访了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欧洲问题专家史志钦。

Q：去年年底，中国与欧盟达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下称协定)，当时中欧关系也正处于升温期，但今年3月以来，局势似乎出现了一些变化，一方面美国不遗余力的拉拢欧洲盟友，另一方面在新疆、香港、台湾等问题上，中欧之间出现了一些摩擦(互有制裁动作)，有声音担忧协定或将受到影响。尽管4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通话中，曾表示希望欧盟能够独立做出正确的判断，实现战略自主，但欧洲议会还是在5月20日通过投票冻结协定，解冻的条件是北京撤销对欧盟政界人士的制裁。你如何看待当下的中美欧大三角关系?

史志钦：从中美欧三边关系来看，大部分人认为美国这一角色很重要。欧洲常常抱怨，中美关系好的时候，欧洲就被冷落，一旦中美关系不好，中国又想到欧盟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各方都期待有一个等同的合作。这说不上是结构性矛盾，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美国这个变量当然很关键。奥巴马时期美国要实现“亚太再平衡”，比较关注中国和亚洲地区，特朗普上台之后又高举“美国第一”，一切以美国的发展为主。在美国优先的理念之下，欧盟和中国对于美国来说都是一样的，特朗普不管价值观的问题，也不管是不是美国的盟友，反正美国的利益最重要。于是，特朗普四处出击，既打压中国，又打压欧盟，打压中国为的是全方位遏制中国崛起，打压欧盟是为了解决美欧之间贸易摩擦，欧盟自然很不满意那个时候的美国。

除此之外，美国与欧盟在北约、国防费用均摊等问题上也有分歧，美国完全从自身角度考虑问题，不顾盟友。美国的疏远让欧盟的一些政治家越来越不信任美国，无论是经济上还是防务上，欧盟都意识到要自主。

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美国国内有相当一部分政客想要与中国从经济到科技全方位脱钩，中美关系直线下坠，最直接的一个结果自然是中国和欧盟更加接近，所以在去年年底中欧达成协定。其实这个时间点也很巧合，这份协议从2013年开始谈判，历时7年，经过35轮谈判，在这个过程中，恰好中美关系变得逐渐紧张起来。

过去一年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影响最大的自然是新冠肺炎疫情，很多人认为，这份协议可能无法像中欧双方领导人之前承诺的那样，在去年年底之前达成。谈判过程中的确也遇到了障碍，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还比较大。

但是这份协议对双方而言，除了分歧之外，更有足够达成协议的动力。德国恰好去年是欧盟的轮值主席国，在中欧关系当中，中德之间的经济联系也要密切一些。从德国的自身利益来看，它想要维护中国这个大的市场，总理默克尔也想在卸任总理职位前留下一个政治遗产。

对欧盟而言，中国毕竟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中国而言，面对来自美国的全方位打压，需要在国际上联合欧盟，在政治上、在战略上有一个缓冲地带。更何况在去全球化的趋势之下，维护与欧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政治、经济以及战略上的意义同样非常重大。中国应该是在这样的判断下，在市场准入和劳工标准方面，做出了一些让步，最后中欧投资协议谈判完成，也是皆大欢喜的一件事。

去年下半年，美国忙着总统大选，美国国内想要联合西方各国遏制中国的声音非常之多，美国也暗示欧盟不要操之过急，等拜登当选之后再谈。所以，从时机来看，去年底达成协议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这份协议本身，与美国没有关系，中欧双方都认可就行。欧盟没有听美国的劝阻，这也是欧洲经济自主、外交自主的一种体现。当然，欧盟内部也有一些鹰派人士，认为欧盟不应该仓促签署协议，但无论如何，协议在年底前压哨签署，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后来形势又有了变化，毕竟中欧关系当中，不是只有这一件事。拜登上台后，摒弃特朗普单打独斗的思路，要联合盟友对付中国，两个人的外交风格非常不一样。拜登试图告诉欧洲，美国回来了，它们很需要欧洲，这个时候，中欧之间原本的分歧也被放大了。

这其中的一个抓手就是人权问题。过去十几年，中欧在人权问题上不断有摩擦和斗争，当然人权问题的浮沉，也与国际形势关系密切。现在形势变了，美国不断施压，不断造势，把香港问题和新疆问题塑造成了两个国际问题。

欧盟是一个多元社会，除了执政党之外，还有在野党和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有些主张经济优先，有些重视价值观。在中国看来，无论是新疆还是香港问题，都是内政问题，而且中国对于人权的理解本身与西方就不一样，那么中欧之间的分歧自然就出现了。欧盟需要在各个政党和利益团体之间做到平衡，自然要对新疆问题和香港问题有所表示，要体现立场，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制裁。

美国和欧洲对中国施加制裁，中国不可能不反制，从国家利益上看，制裁就要对等，不然无法向民众交代。过去中国没有能力反制裁，现在中国有能力，不仅要反制裁，而且还要加大力度，因为要告诉对方，这是中国的底线，不能碰。中国显然不会因为协定就放弃自己反制的权力，何况这是一份双向协定，对中欧双方都有好处。在疫情影响下，欧洲的经济正遭受冲击，中国市场也就变得更加重要。那么，欧洲应该选择市场还是选择价值观呢?这是中国想要欧洲思考的问题。

中国更大力度的反击制裁就好像往欧洲这个“池塘”里扔了一块儿石头，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其实有点恶性循环的意思，中国方面越制裁，欧洲的舆论反弹越激烈，而舆论又会影响协议本身。

走到这一步，中欧投资协议还能不能被批准，还有待观察。虽然欧洲议会近日表决“冻结”该协议，但从长远看也不必过于悲观。目前来看，中欧关系会僵持一个时期。但维持正常的中欧关系，包括非常重要的经贸关系不仅符合双方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更有助于当前的全球抗疫及后疫情时期的世界经济复苏。相信中欧双方未来可以走出一个解套之路。

Q：有观点认为，协定之所以去年能达成，是因为中国做出了较大的让步，再加上现在国际形势的一些变化，欧洲对中国的高技术投资设置的门槛越来越高，但中国并没有对欧洲的投资采取对等的措施，因此中国实际上是吃亏的。

史志钦：我认为这种观念经不起推敲。协议看似中国做了让步，实际上它反应的还是对等互惠原则，是双方都满意的谈判协议。这是当今国际关系的现状和准则。

毋庸置疑，这些年来欧盟对中国的疑虑和戒备在上升。相应地，欧盟也出台了一些企业投资与收购的审查机制。尽管如此，签署协定肯定是一个进步，具体落地的时候，中国也会遵循对等原则。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容忍本国利益过份受损。

过去几年，中国对欧洲的投资井喷式发展，尤其是2016年和2017年这两年，中国在欧洲做了几起大手笔的收购，比如美的集团收购德国的机器人巨头库卡公司，吉利汽车购入9.69%德国戴勒姆公司的股份，成为戴勒姆的最大股东。当然，一两起的收购不会引起太大注意，但收购次数多了，的确会让对方有所担心，尤其是收购一些老牌企业，欧洲各国民众在情感上会有些难以接受。

另外，涉及到所谓的敏感技术企业，中资收购尤其会引起欧洲和美国的警惕，在美国施压之下，舆论再加入炒作，必然会带来巨大阻力。同样，中国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企业的采购也会确立审查机制，中国现在已经通过了一个类似的法案。

简单看来，签署协议之后，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还要考虑国内的相关法律，这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在协议谈判的过程中，欧盟一直抱怨中国的市场准入力度不够，行业保护、国企补贴以及市场不透明，这就是为什么协议谈了七年才完成。欧盟在市场准入上一再强调要对等，要让中国让步，在特殊的背景下，也的确是中国做了一些让步，协议才能达成。但这些让步是中国从战略大局考虑的结果，它并没有危害中国核心的国家利益。

Q：欧洲议会冻结协定进一步冲击了人们对于这份协定最终能否通过的信心，不过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即便不能通过也没有关系，因为本身这份协议对中国来说比较“鸡肋”。

史志钦：中欧投资协定并没有到一定不会通过的地步，目前欧洲议会只是“冻结”，有“冻结”就意味着会有“解冻”。未来国际形势随时都会发生变化，欧洲内部形势也会发生变化。虽然有些矛盾和挫折，但是往前看的话，双方都希望扩大开放。

如果协议最终没通过，中国民间的舆论会觉得“伤了面子”，西方舆论会认为是中国输了面子，这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如大家所认知，包括很多欧洲企业家和政治家，这是一个符合双方利益的协议，不是“谁求谁”的协议，如果协议遭到扼杀，受损的是双方企业家的利益，对双方都不利。

习近平主席上个月在博鳌论坛也一直在强调，中国还是会继续扩大开放。中国和欧洲在这份协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时候，一些反应难免也会有些赌气的成分，但是赌气不符合双方的利益，只能满足一些小丑的虚荣心。

Q：在中美欧这个战略大三角中，欧洲一方面非常重视中国市场，但另一方面与美国有着相同的价值观。疫情发生以来，美欧意识到对于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拜登上台之后，也提出了要领导和维护一个以强大民主联盟为基础的世界体系，携手其他民主国家，尤其是欧洲建立了可信赖的战略供应链和科技基础设施。也就是说，美欧除了价值观同盟之外，美国还在竭力推动供应链自主。在新疆棉花的问题上，就是美国联合开发署资助的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与欧洲的一次配合。你认为欧洲会在多大程度上配合美国，中国又应该如何应对?

史志钦：欧盟自身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中国要继续坚持开放的心态，坚持与人为善，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坚持人道主义，密切与欧洲的合作。欧洲人从新冠疫情认识到，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关键商品如口罩、医疗器材等过份依靠国际市场会产生问题，一旦亟需或货物不足，就要面临“断供”的问题，它们就会有这样的担忧。

因此，产业链供应与国家安全的观念逐步浮出水面。以安全作为籍口及寻求以周边为基础的区域化合作方案将替代全球，加快制造业回归，多元化、平行化的产业链布局将成为未来的主流趋势。

Q：这个话题其实可以稍作延伸，最近有声音提出，中国应该改变一种思维惯性，就是“我们不能吃亏”。中共十九大报告中说，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在这个走近的过程，也意味着要付出很多代价，做出很多牺牲，不能总盯着“我是不是吃亏了”。

史志钦：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

“吃亏不吃亏”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处事风格和为人之道的事情。这当然也可以引入到国际关系中来。在我们现实中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些人在为人处事之时总是斤斤计较，总担心自己吃亏，甚至事事处处都希望不吃亏，甚至占便宜。但这样的人最终结果往往是朋友不多，自己独来独往，遇到事情时只能靠自己，甚至成为孤家寡人，遇到事情没人帮忙，最后也难以成就大事。

还有些人则是相对比较慷慨，遇事情总能为对方着想，不怕一时一事会吃亏，甚至总是会吃亏，但一旦遇到困难大家都会惦记着他，甚至会鼎力相助而最后成就大业。这样的例子或故事历史上不胜其数。

同样，吃亏不吃可以类比于国际关系之中。新中国建立之时虽然十分困难，但中国人不怕吃亏，甚至在自己吃不饱穿不暖时还不忘记去支持和援助第三世界的兄弟朋友。结果，第三世界朋友则以投李相报，在国际政治斗争中针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与围剿，能在重大问题上帮助中国、支持中国。众所周知，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联合国地位的斗争中，是非洲的兄弟国家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这就是“小吃亏大收获”的经典故事。

如今中国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深化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始终强调通过“合作”来实现“共赢”。与此同时，针对尚未摆脱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适时地伸出援手，体现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乐于助人的中华优良传统，进而赢得多数国家的理解和尊重。

自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既要履行大国对外援助义务，但又始终恪守合作共赢的基本理念，树立利益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意识，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即使我们对外有援助也是雪中送炭的援助，而不是带有居高临下的心态。过去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今后还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永远牢记在心。

至于民间片面指责中国对外“散财”的观点则有点过份夸大，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这样做。除作为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外，中国政府倡议的“一带一路”更多是基于经济规律而开展的经济合作。经济合作就是基于经济规则在合作中实现双赢，如果只一方赢，另一方经常吃亏，这样的合作肯定不可持久。

尽国际义务不是吃亏不吃亏的问题，是大国责任问题，否则就不配大国，大国与小国打交道吃点亏是正常的，是大国风度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大让小、长让幼、男让女、富让贫(或富扶贫)的习惯与美德。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与国际社会中打交道时，尤其与小国打交道时有些吃亏现象是正常的。

Q：在这里我们更想讨论的改变“不能吃亏”思维，主要聚焦在中国对外交往中应该在某些情形下将合作与斗争分开来看，而不是始终秉持一种“你不能既赚我的钱，又说我的坏话”的心态。

史志钦：“你不能既赚我的钱，又说我的坏话”，对此要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

首先，赚钱是基于经济规律和互有需求，互有利益的自愿交易。如果任何一方面不愿意，谁也不会强迫，这应该是互惠互利的考量。比如外资进入中国，中国提供了一个巨大市场，让他们盈利，在这个过程中，外资赚钱了，中国同样也获利了。从经济学角度这是一种双赢，任何人或企业都不会做亏本买卖。

其次，对于“说我的坏话”要理性的分析。“坏话”是恶毒的攻击辱骂，还是其中隐含了我们工作中需要改进的缺点和不足，这个要搞清楚。也就是说要把谩骂、攻击、抹黑区别开来。对于罔顾事实的谩骂和攻击，我们要坚决回应，而对我们的批评或建议则要接受和改进。

对于其他国家的批评，中国可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时候一些善意的批评乃至逆耳的批评对中国的发展是有利的。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我理解“大国的样子”，也包含着“习惯于外部批评”。

Q：善意的批评是一方面，但也不得不说，现在中西在舆论场上的争执大多起源于西方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的抹黑和假新闻。如何破解这样的抹黑和假新闻，对中国的外宣能力提出了要求。

史志钦：当然，批评和抹黑是两回事。在新疆问题上，为什么西方舆论一边倒，这还是话语权的问题。西方确实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故意抹黑中国，这就需要中国理直气壮进行斗争，斗争中要有理有据。

总而言之，假新闻和批评一定要分开，如果是假的，先去证明假在何处，这一点很重要。当然，让西方媒体来帮中国宣传，确实有些过于理想，很多事情都是开放性的问题，但中国至少应该摆出不怕批评，敢讲事实的大国姿态。

Q：此前在美国举行的领导人气候峰会，尽管采取的是线上会议的方法，但依然可以看作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就任后的美国总统拜登第一次同框。从现实情况来看，气候问题越来越成为国家合作的重点，你如何看待中美欧三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前景?

史志钦：面对全球气候及环境变化，气候问题已成为全球的一面旗帜，谁不举起这面大旗，谁就失去了道义制高点。之前或许不那么明显，但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之后，人们逐渐发现人与环境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些年来，人类明显感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气候变化俨然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因此，应对气候变化也就是全球治理层面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哪个政党、政客不扛起这面大旗，它(他在)西方议会民主制中就会失去选民的支持。

德国大选目前的民调，以加快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为立党之本的绿党支持率要高于基民盟党，当然，这也与基民盟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不佳有关，但至少说明，绿党的主张，得到了多数民众的支持，欧洲绿色新政的共识正在形成。

目前德国绿党的势力正在增加。2019年的时候，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之中，在德国得票位居第二，绿党作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被寄予厚望，这也说明，绿色、环保是全球性的共识。

《巴黎气候协定》在奥巴马时期达成，后来特朗普虽然退出了，但是拜登又重新回归。实际上，《巴黎气候协定》是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下形成的，中国是一个重要支持者，那么对于中欧关系而言，气候问题是双方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

欧盟2019年发布的《欧中战略展望》政策报告中，将中国定位为“合作伙伴”、“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竞争对手”(systemic rival)。其中的“合作伙伴”，主要就是指在全球治理、气候变化治理等问题上，中国是欧盟的合作伙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欧一直有共识。

特朗普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后，欧盟很失望，现在美国民主党重新执政，欧盟自然而然把期望寄托在民主党身上，拜登当然也愿意成为扛起气候问题的旗手。

在气候问题上，美国的作用的确很重要，单靠欧盟和中国，很难推动全球性的气候应对方案，中国和欧盟未必也想争当这个旗手。所以，趁着美国重回《巴黎气候协定》的契机，各方都乐于促进全球气候合作，就欧盟而言，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在这一点上都有共同的价值追求，所以气候峰会的召开就成了这一共识的体现。

所以，大国在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的共识，是未来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即便美国一直将中国当作最大的竞争对手，也认为中美可以在气候问题上合作。

在美国主导的领导人气候峰会召开前一周，中德法领导人先举行视频峰会，为领导人气候峰会做一些准备和铺垫工作，这恰恰也说明，气候变化问题同样是中国和欧盟的重要合作领域。

去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视频方式举行会晤，对中欧关系的表述增加了“绿色伙伴”和“数字伙伴”。在此之前，中欧对彼此有四大伙伴关系的定位：和平伙伴、增长伙伴、文明伙伴、改革伙伴。现在，中欧之间的伙伴关系增加到了六项。

“绿色伙伴”的出现也能够说明，中欧关系除了经济领域的合作之外，气候变化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合作领域。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之前，中国就已经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通过这样一个大型的国际峰会，也可以让全世界更多人关注全球气候的问题。

Q：在这个气候合作中，中美欧三方的角色其实会有一些微妙平衡。拜登要重回《巴黎气候协定》，中国和欧洲期待美国能够扛起相应的责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美国若要展现诚意，就把该补的“功课”都补上。在这一方面，中国和欧洲的立场相对一致。而就中国承诺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美国则希望中国能够把时间线更提前前一些，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欧洲在这个问题上与美国立场相近。在中美已经处于全面的合作、竞争、对抗的情况下，欧洲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史志钦：联合国关于气候变化的协定当中，有一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调的是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过程中，发达国家应主动承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量化任务，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这是因为，造成气候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工业化。西方国家最早实行工业化，那么西方要承担的责任自然更大一点，西方国家大部分已经成为了发达国家，各方面的实力都更强，可以援助发展中国家减排，无论是出技术还是出钱，西方国家都可以多出一点力。

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实际困难，不可能完全和西方国家一样的步伐，这是不现实的。中国一直坚持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但是西方国家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中国的GDP已经全世界第二，应该像发达国家一样尽义务。这可能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一个分歧，中国肯定既要发挥大国责任又要维护自身的利益。

中国已经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欧盟与中国的目标基本一致。不过，我们可能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到了2060年，中国能不能达标的问题。这是一个宏大的目标，要实现碳中和必然要限制传统能源的使用，开发新能源。

但是现在，中国主要还是依赖传统能源，新能源的成本还很高，还需要考虑经济发展的问题，目前新能源的发展还不足以支持降低传统能源使用部分造成的缺口。

对于中国而言，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未来几十年细化目标，也就是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一宏伟目标之下，每一年的具体措施如何落实。这是西方国家更为关注的，在每一年的具体目标如何落实的问题上，中国与西方有一些分歧。

另一个问题就是发达国家承担更多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碳中和的责任和义务。中国当然希望西方国家尽量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尤其是照顾落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资金和技术上对它们进行援助，这应该是下一步国际社会要关注的问题。

Q：中国与伊朗在3月末签署了25年全面合作协议，未来伊核问题是否有可能成为气候问题之外中国与欧洲主要国家合作的又一个重要抓手?

史志钦：中国与欧洲在伊核问题上的合作一直很好，中欧双方都主张以多边主义框架解决全球问题。2015年7月，中国与欧盟内的英国、法国、德国及美国和俄罗斯同伊朗签署《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即伊核问题全面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但随着特朗普的当选，美国政府则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决定。特朗普政府这一决定遭到包括欧盟在内的签字国的反对。不仅如此，美国甚至宣称要制裁与伊朗生意往来的欧洲企业。美欧关系受到负面影响。现在拜登政府正在为重返伊核协议而努力。

2021年3月，中国和伊朗正式签署一项为期25年的协议，内容包括政治、战略和经济合作。这标志着中伊全面深化合作进入新阶段。我们相信中国与伊朗的合作不会影响到中国与欧洲的合作。只要美国遵循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多边主义，摒弃单边主义，切实履行伊核协议，那么中伊合作同样也不会成为中美关系的障碍性因素。

Q：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之后，一再重申盟友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注重修复与欧洲的关系。但是也有观点认为，即便美国想要与欧盟重修旧好，但是也无法“和好如初”，美欧关系再也回不到奥巴马时期。对此你怎么看?

史志钦：如果要对比的话，可以说一句“奥巴马时期又如何”，奥巴马时期的美欧关系也比不过冷战时期那么密切。须知，一个领导人有一种风格，每个时代也不一样。简单地把一个时期的双边关系等同于另一个时期本身就不科学。

其实，欧美的同盟关系，或者价值观同盟，是永远改变不了的。我认为对于美欧关系而言，用是否回得到某一个时期来衡量，并不妥当，有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不同领导人也有不同的风格，冷战时期，欧盟基本从整体上依附于美国，后冷战时期欧盟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再度出现。

但欧盟完全会脱离美国也属于媒体的一种臆想。所以说美欧关系现在只是回归常态，原本就是那样，只不过随着领导人的变换，风格略有变化而已。对西方国家而言，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中国崛起，在这一问题上，美欧是一致的，美国对中国的抱怨，欧洲也有。

十年前我和一位德国教授聊天，对方告诉我，现在欧洲与中国打交道，欧洲的底气是技术，一旦中国的技术超过了欧洲，那么欧洲还有什么呢?所以，面对中国这一个共同挑战，欧美之间肯定有共同利益，对于中国而言，要尽可能化敌为友，不让对方拉帮结派，所以中国强调开放，在开放的世界中实现共赢。

Q：你刚刚提到，欧洲在中美关系之间的微妙平衡，实际上，欧洲也并不希望同中国关系闹得很僵，希望能扩大中欧之间的经济合作。但是面对美国以共同价值观叙事为基础的拉拢，欧洲又应该如何选择?前一段时间的新疆棉花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展示了在某种情况下，一些经济行为也要在价值观和市场两者之间选边站的可能。

史志钦：欧盟一方面强调自主外交，另一方面在考虑自己的利益时也会受到美国的影响。例如，原来欧洲并不关注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现在的欧洲，德国、法国以及英国都意识到要推出自己的印太战略，这决定了下一步对华的外交取向。

中国为什么要强调开放性的问题?就是消除外资来中国投资的担忧，实现共赢。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加上大国博弈的表面化，让所有国家认识到一个问题，即出口、贸易、产业要多元化，国际分工是建立在一个自由、和平的世界之上，但在疫情这种全球性危机的时候，矛盾和斗争充分显现，各国首先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过度依赖国际分工的弊端就出现了。

“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个道理，大家都懂，所以欧洲要推出自己的印太战略，要摆脱对中国的过度依赖，避免在任何情况下陷入被动。

Q：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都曾经说过，欧洲要找到自己的定位，还提出了建立欧洲军队的设想，要进一步实现战略自主。当美国重新换做民主党执政，号称要团结盟友，回归传统的盟友路线时，这对欧洲寻求战略自主会形成阻碍吗?在你看来，欧洲的战略自主之路到了哪一步?

史志钦：欧盟并不是一步就走到今天，从1952年的煤钢联盟到现在，跨越半个多世纪，一路磕磕碰碰形成现在的欧盟。欧洲联合的最初目标是避免战争，所以先从最容易发生冲突的两个部门，煤炭和钢铁开始，逐渐加入其它市场合作，订立关税同盟。这个过程必然也经历了挫折，欧洲有着相似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但毕竟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要结成一个联合体，很难。

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著名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的话说，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对于欧盟来说，最终的目的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一体化的合作的过程。在联合的过程中，重要的是，遇到问题不要立马起冲突，要先谈判，谈判的本质就是让步，今天他让一点，明天你让一点。

国际关系同样如此，欧盟通过经济合作学会了和解精神，这一点很重要。未来欧洲还想组建欧洲军队，这涉及到国际格局的变化，欧盟内部对此也有些异议，有些欧洲小国家认为这会增加国防开支负担，安全问题有北约就足够了。

美国从世界老大的位置角度出发，也不希望欧洲有自己的国防，美国希望能继续发挥作用。所以建立欧洲国防军的问题，谈了几十年也没有谈成。在国际格局没有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欧洲建立自己的国防军并不现实，目前欧盟各个成员国对国际环境的认知也不一样。

另外，欧盟27个成员国，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形成共识也不容易。包括与中国的交往，各个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不一样，比如在5月5日的欧盟成员国代表会议上，匈牙利代表就在关键时刻出手，投反对票否决了一份涉港决议。

总的来看，欧盟有内部联合机制的问题、有各个国家利益的问题，外部来看，中国也是一个干扰因素。所以欧盟开始抱怨中国，说中国在利用欧盟的弱点，对欧盟实行“分而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