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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如何恢复美国外交的威尔逊传统

作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   来源:法意读书  已有 1451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法意导言

美国“常春藤”名校之一的普林斯顿大学于2020年6月27日宣布,将从校内两所学院的名称中,移除美国第28任总统、普林斯顿前校长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名字,理由是他在任内支持种族隔离政策。但是无论威尔逊的个人观点和国内政策有多么成问题,作为一名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必须被视为现代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建造者之一。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复杂的国内与国际形势,威尔逊主义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本文作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认为,威尔逊主义虽然不是万能解药,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仍然对世界有极大的吸引力。

在美国参议院以拒绝接受《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的方式来羞辱伍德罗·威尔逊总统(President Woodrow Wilson)的一百年后,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决定将他的名字从学院的名称中移除。威尔逊总统在开始其政治生涯之前,曾任该校校长。就此次“除名”(cancellation)而言,至少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即使以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标准来看,威尔逊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种族主义者。他在幕后迫害自己的政治对手以及滥用第一次红色恐怖(Red Scare),这已经被大家歌颂了太久了,也远未对其加以批判。

执念还是先知

但是无论威尔逊的个人观点和国内政策有多么成问题,作为一名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也必须被视为现代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建造者之一。他不是一个特别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在威尔逊提议组建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的一个多世纪前,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Tsar Alexander I of Russia)在维也纳会议上向他同时代的领导者发出过警示。他清晰地阐述了一个相类似的愿景:建立一个道德共识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并且,由一个基于对合法主权(legitimate sovereignty)拥有共同理念的大国联盟来维护该体系。此外,在威尔逊时代,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几乎普遍地认为,民主制度有助于实现国际和平,而绝对的君主制就其本质而言,是好战和不稳定的。威尔逊的贡献是将这些想法融合成一个有形的方案,以建立一个以国际机构为基础,以规则为导向的秩序。

他未能在国内赢得广泛的支持。这让他崩溃了,并在极度失望中死去。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的想法成了世界各国领导人、外交官、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的灵感之源和行动指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美国人开始后悔他们国家践行的战前的孤立主义(prewar isolationism),包括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威尔逊的形象开始变得不像是一个被糟糕的政治能力所束缚的严格主义者,而更像一个先知。假如他的智慧在当时得到重视,原本可以阻止20年后的第二次全球性的大灾难(the second great global conflagration)。受这一结论的启发,二战期间和之后的美国领导人为构建他们所希望的威尔逊式的世界秩序(Wilsonian world order)奠定基础。在这种秩序中,国际关系将遵循《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中提出的原则,并根据联合国、国际法院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制定的规则行事。

这项任务因冷战而变得复杂,但“自由世界”(the free world)(美国人当时称之为非共产主义国家)仍然沿着威尔逊路线(Wilsonian lines)继续发展。妥协是不可避免的,例如,美国对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无情独裁者和军事统治者的支持就是一种妥协。这种妥协,虽然令人感觉遗憾,但是仍然被视为是消灭更为邪恶的苏联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建立威尔逊式世界秩序的机会似乎已经来临了。前苏联帝国可以按照威尔逊路线得以重建。既然苏联的威胁已经消失,西方社会则可以更为一致地接受威尔逊原则(Wilsonian principles)。自决、国家之间与国家内部的法治、自由经济和人权保护: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努力创建的“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非常符合“威尔逊模式”。

然而,在今天,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崇高的事业已经宣告失败。世界历史的下一个阶段并不会沿着威尔逊路线展开。地球上的国家将继续寻求某种政治秩序,因为它们必须这样做。人权活动家和其他人将继续朝着他们自己的目标努力。但是,建立一个以法律为基础,以确保国家之间和平以及国家内部民主为目标的世界统一秩序的梦想,将越来越少地出现在世界领导人的工作中。

述明这个事实并非欣然接受这个事实。即使威尔逊式的世界秩序是不全面和不完整的,然而,这个秩序也有许多优点。许多分析人士(其中一些人与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的总统竞选活动有关)认为,他们可以做到使破镜重圆(put Humpty Dumpty[2] together)。人们盼望他们一切顺利。但撕裂威尔逊式秩序的离心力深深植根于当代世界的本质之中,即使特朗普时代的结束,也无法以最雄心勃勃的形式重振威尔逊的事业。尽管威尔逊理想(Wilsonian ideals)不会消亡,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思考也会持续产生影响,然而,美国总统围绕自由国际主义原则(principles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制定其外交政策的后冷战时代的宁静日子也不太可能很快回归。

威尔逊主义在欧洲

威尔逊主义只是以规则为基础建立世界秩序的众多路径中的一个。1648年结束了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 War)之后,欧洲出现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the Westphalian system),以及伴随十九世纪早期拿破仑战争而产生的大国协调体系。这两种体系,均以规则为基础,甚至基于法律而建;国际法的一些基本思想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神圣罗马帝国,作为一个从法国延伸到今天的波兰,从汉堡延伸到米兰,并且拥有从贸易到王室主权继承的高度复杂规则的国际体系,预示着欧盟的诞生。

至于人权,到20世纪初,威尔逊之前的欧洲体系已经在将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列入国际议程的方向上前行了一个世纪。那时,和现在一样,最受关注的主要是存在于弱国的迫害行为。人们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军队(Ottoman troops)和非正规部队对奥斯曼帝国基督教少数人群的灭绝屠杀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俄罗斯军队在同一时期针对高加索地区反叛的穆斯林人民犯下的暴行的关注。没有一个欧洲大国代表团来华盛顿讨论美洲原住民的待遇问题,也未就非裔美国人的地位问题发表过任何意见。即便如此,威尔逊之前的欧洲秩序在将人权提升到外交层面的方向上取得了显著进展。

因此,威尔逊并没有将他关于世界秩序和人权的理念引入到那些以前无政府状态和落后的政体中。相反,他所追求的是改革现有的、有明显缺陷的国际秩序。这些缺陷已被恐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彻底证明。在威尔逊之前的秩序中,已确立的王朝统治者通常被视为是合法的。1849年俄罗斯入侵匈牙利而恢复了哈布斯堡(Habsburg)的统治,这一干预行为也被视为合法。除了在极其明显的情况下,国家或多或少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待其国民或财物。尽管人们期望政府遵守公认的国际公法原则,然而没有任何超越国家的机构(supernational body)负责执行这些标准。维护权力平衡被援引为指导各国的目标;虽然令人遗憾,但是,战争仍被视为该体系中的一个合法因素。从威尔逊的角度来看,这些致命的缺陷使未来的战争不可避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试图建立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各国将接受对其在国内的行为和在国际上的行为具有强制力的法律约束。

这从未得到完全实现。但直到最近几年,美国领导的战后秩序在诸多重要方面与威尔逊的愿景相似。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愿景并非在所有地方都有相同的厄运。虽然威尔逊是美国人,但他对世界秩序的看法起先是作为管理欧洲国际政治的一种路径而发展起来的。威尔逊的思想在欧洲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同时,他的理念在欧洲的前景看起来仍然最为光明。当威尔逊第一次提出他的想法时,大多数欧洲政治家对他的想法嗤之以鼻,但这些想法后来成为欧洲秩序的根基,载入了欧盟的法律,并付诸于实践。可以说,自从查理大帝(Charlemagne)以来,没有哪个统治者像多被嘲笑大的谢南多厄河谷(the Shenandoah Valley)的长老会(Presbyterian)那样给欧洲政治秩序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历史中的曲折

在欧洲以外,威尔逊式秩序的前景是黯淡的。然而,其背后的诸多原因与许多人的假设并不相同。对威尔逊式外交路径持批评态度的人经常谴责他的理想化。事实上,正如威尔逊在谈判《凡尔赛条约》期间所展示的那样,在适合他的场合,他完全有能力应付最愤世嫉俗的现实政治。威尔逊主义的真正问题,不是其天真地相信善意,而是该主义关于历史进程的观点过于简单化了,尤其是关于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秩序的影响的观点。威尔逊的问题并非他是一个自命清高的人,而是,他是一个辉格党人(Whig)。

像二十世纪早期的“进步派”的主流和今天的许多美国知识分子一样,威尔逊是盎格鲁-撒克逊学派的自由决定论者(liberal determinist);他与学者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所说的“辉格党历史学家”(the Whig historians)一样乐观。辉格党历史学家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思想家一派。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不可阻挡的,也是一直在改良中的。威尔逊认为,作为英美国家特征的所谓的“有序的自由”(ordered liberty)开辟了一条通往永久繁荣与和平的道路。这种信念代表了一种盎格鲁-撒克逊的黑格尔主义。他们认为,在英国和美国发展起来的自由市场、自由政府和法治的集合体正在不可避免地改变世界的其他地方。随着这一进程的继续推进,世界将慢慢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自愿地向一种使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变得富裕、有吸引力以及自由的价值观靠拢。

威尔逊是一位牧师的儿子,并且很敬虔。他深深沉浸在加尔文主义关于预定论(predestination)和上帝绝对主权(the utter sovereignty of God)的教义中,他相信进步的弧线(the arc of progress)是命定的。未来将要实现《圣经》中对即将到来的千禧年的预言:基督再临会融合天地,人类达致其最终命运的圆满之前,会有一千年的和平与繁荣的统治。(今天的威尔逊主义者给了这种决定论一个世俗化的转折: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将统治未来,将人类带到“历史的尽头”,这是人性使然,而非神圣意志。)

威尔逊相信,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以及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意味着建立统一的国际联盟的时代终于已经到来。1945年,从左派的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和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到右派的威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和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美国领导人们对德国和日本的衰落有着相同的解读。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主要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和评论家从同样的决定性的角度来看待苏联的衰落: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建立真正全球性和真正自由的世界秩序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基于这三个状况,威尔逊式秩序的构建者似乎都看到了他们的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每一次,就像尤利西斯一样,他们当然都被逆向而来的风吹偏了方向。

技术带来困境

今天,那些逆风的风力正在增强。任何希望重振威尔逊事业的人都必须克服许多障碍。最明显的障碍是意识形态推动的地缘政治的回归。俄罗斯和一些与他们结盟的小国—例如伊朗—并无差错地将威尔逊理想视为对其国内事务管理的致命威胁。在后冷战时期的早期,美国彻底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这些国家试图淡化或掩饰他们对普遍的民主共识的反对。然而,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开始,并延续到特朗普时代,这些国家变得不那么拘谨。莫斯科视威尔逊主义为美国以及欧盟(某种程度上)的幌子,并在联合国以及叙利亚等问题上,越来越大胆地对国际机构中的威尔逊式的想法和倡议提出质疑。

这些国家对威尔逊式秩序的反对在几个方面具都有腐蚀性。这增加了威尔逊式的国家干预其境外冲突的风险和成本。例如,我们可以想想,伊朗和俄罗斯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支持是如何帮助叙方阻止了美国和欧洲国家更直接地参与其内战的。反威尔逊联盟中的大国也为其他小国提供了庇护和援助,否则这些小国可能不会选择采取抵制的做法。最后,俄罗斯等国家在国际机构中的成员身份使得这些机构更难支持威尔逊准则:例如,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联合国各机构中选举出反威尔逊的代表,以及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家反对欧盟旨在促进法治的措施。

与此同时,被称为“信息革命”的技术创新和变革的洪流为在各国和国际体系中实现威尔逊式的目标制造了障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尔逊主义者经常相信技术进步会让世界变得更容易管理,让政治变得更加理性—即使技术进步会让战争变得更具破坏性,从而增加战争的危险。威尔逊自己也相信这一点,战后秩序的建立者和冷战后那些寻求扩大美国领导的秩序的自由主义者也相信这一点。然而,每一次对技术变革的信任都是错误的。正如最近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虽然新技术往往有助于自由思想和实践的传播,但它们也可能会破坏民主制度,帮助专制政权。

今天,随着新技术扰乱整个行业,随着社交媒体取代新闻媒体和影响竞选活动,许多国家的政治变得更加动荡和两极化。这使得在许多地方,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和反建制派的候选人更有可能获胜。这也使得各国领导人更难达成那些不可避免需要妥协的国际合作,并增加了新政府拒绝受其前任政府行为约束的可能性。

信息革命正在以其他方式破坏国际生活的稳定,这使得建立与规则之上的国际机构更难应对这一变化。例如,军备控制问题,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威尔逊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随着核武器的发展,这一问题变得更为重要。威尔逊优先考虑军备控制,不仅仅是因为核战争可能摧毁人类,还因为即使核武器不被使用,核武器或类似武器的存在,也使得建立威尔逊式的完全以规则为基础、受法律约束的国际秩序的梦想遥不可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恰恰成了威尔逊认为的那种与人类长期安全不相容的国家主权的保障。我们不能轻易对一个核大国进行人道主义干预。

反对核扩散的斗争取得了成功,核武器的扩散被推迟了——但核扩散并没有被停止,而且这一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困难。20世纪40年代,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与顶尖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合作组装了第一枚核武器。今天,低收入国家的二流和三流科研机构也可以实现这一壮举。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放弃反对核武器扩散的斗争。只是提醒我们,并非所有的疾病都有治愈的方法。

此外,作为信息革命的基础,技术进步也大大地加剧了军备控制问题。网络武器的发展和生物制剂对对手造成战略性伤害的潜力警告人们,新的战争工具将比核技术更难以监测或控制。疫情的大流行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些领域进行有效的军备控制也许是不可能的。科学变化太快,科学背后的研究太难被检测出来,而太多的关键技术不能被彻底禁止,因为这些技术也有益于民用。

此外,经济激励如今正在推动新领域的军备竞赛,而这些经济刺激在冷战时期并不存在。核武器和远程导弹技术极其昂贵,给民用经济带来的好处很少。相比之下,对于任何希望在21世纪保持竞争力的国家或公司来说,生物和技术研究都至关重要。一场跨越一系列尖端技术的、不可控制的多极军备竞赛即将到来,这将削弱威尔逊式秩序复兴的希望。

并非万能解药

寻求威尔逊式的秩序,背后的一个核心假设是:随着国家的发展,它们会变得更加类似于现存的发达国家,并将最终趋同于塑造北美和西欧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威尔逊的设想需要高度的趋同才能成功;威尔逊式秩序的成员国必须是民主的,这些国家必须愿意并且能够在自由的多边机构中处理它们的国际关系。

至少就中期而言,趋同的理念已无法前行。今天,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似乎都不像1990年那样倾向于自由民主。这些国家和许多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和技术的目的,不是为了变得更像西方国家,而是为了更加独立于西方,并追求自己的文明和政治的目的。

事实上,威尔逊主义是应对一系列特殊的欧洲问题的特殊的欧洲解决方案。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欧洲就被分为同级别(peer)竞争对手和接近同级别(near-peer)竞争对手。在欧洲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战争是其不变的主题。欧洲能够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占有全球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法国和英国之间长期的霸权竞争。这种竞争促进了金融、国家组织、工业技术和战争方式的发展,使欧洲的国家成为暴躁且凶残的竞争对手。

随着大国战争的幽灵不断笼罩着他们,欧洲国家比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更早地发展了更为复杂的外交和国际政治。早在威尔逊横渡大西洋推销国际联盟倡议之前,欧洲就已经有了发展完善的国际机构和主权合法性学说。国际联盟本质上是先前业已存在的欧洲国际治理形式的升级版本。尽管需要另一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来确保德国及其西方邻国遵守新体系的规则,但欧洲已经为建立威尔逊式秩序做好了准备。

但欧洲的经验并非全球的标准。尽管中国曾不时遭到游牧民族的入侵,而且在其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列国争权的情况,但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一个单一的实体。一个没有真正国际同行(international peers)的单一合法国家的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就像基于相互承认的多国体系的理念植根于欧洲一样。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之间曾发生过冲突。但直到19世纪末,跨国的冲突还是很少。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存续持久的文明型国家模式似乎比欧洲同类国家之间竞争的模式更具代表性。现代印度早期被莫卧儿帝国统治。在十六世纪和十九世纪之间,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统治着现在被称为中东的地区。印加人(Incas)和阿兹特克人(Aztecs)在他们的地区没有真正的对手。战争在人类文化中似乎是普遍的或近乎普遍的存在着,而欧洲模式似乎并没有成为世界其他地区国际生活的特征。在欧洲模式中,不断升级的战争循环往复,迫使人们动用和发展技术、政治和官僚资源,以确保国家的存续。

在近代史上,对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来说,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往复出现的大国冲突。相反,问题在于如何赶走欧洲列强。这包含为了利用自然和工业资源而进行的、痛苦的文化和经济方面的调整。欧洲内部的纷争对非欧洲人来说,其冲击并不是一个有待于解决的有关存亡的文明挑战,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独立的可喜的机遇。

后殖民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经常加入国际机构,以此作为恢复和加强主权,而不是放弃主权的一种方式。这些国家对国际法的主要兴趣是如何保护弱国免受强国的伤害,而不是限制各自的国家领导人巩固其权力。与他们的欧洲同行不同,这些国家没有在专制政权压制异议人士或将无助的人拉去为殖民者服务的环境下形成的政治经验。相反,他们的经历关涉到一种屈辱的意识,即地方当局和精英没有能力保护他们的臣民和公民免受傲慢行为的伤害和外国势力颁布的法令的管辖。在殖民主义正式结束和新生国家开始对其新领土行使控制权之后,后殖民世界的典型治理问题仍然是弱国和妥协让步的主权的问题。

即使在欧洲内部,历史经验的差异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各国对威尔逊理想有不同程度的承诺。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等国家达成了欧盟内部的谅解,即它们只有通过集中主权才能实现基本的国家目标。然而,对于许多前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Pact))成员来说,加入欧盟和北约等西方俱乐部(Western clubs)的动机是为了重获失去的主权。他们没有对过去的殖民统治以及德国的大屠杀感到内疚和悔恨,正是这些经历让许多西欧人接受了国际关系新路径的理念。他们对充分利用欧盟和北约成员的特权没有任何疑虑,也没有受到这些组织所宣称的信条的任何约束,这些信条被许多人视为虚伪的样板。

得克萨斯州专家

最近西方国家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揭示了威尔逊工程的另一个危险。如果美国在2016年都能选举唐纳德·特朗普为总统,那么未来会怎样呢?其他重要国家的选民会怎么做呢?如果威尔逊式秩序在西方变得如此有争议,它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前景又如何呢?

威尔逊生活在一个民主治理面临着许多问题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担心这些问题是无法克服的。工业革命撕裂了美国的社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平等。巨型企业和信托公司获得了巨大的政治权力,并且非常自私地利用这种权力来抵制对其经济利益的所有挑战。当时,美国首富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财富超过了联邦政府的年度预算。相比之下,2020年,最富有的美国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的净资产约等于联邦预算支出的3%。

然而,从威尔逊和他同时代的“进步派”的立场来看,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简单地将权力赋予选民。当时,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接受八年制或更短期的教育。欧洲的移民浪潮已经来到这个国家。迅速发展的城市中有数百万不会说英语的选民。这些人通常是文盲,并且经常投票给腐败的城市政客。

“进步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支持建立一个非政治的、由主管和行政人员组成的专家阶层。“进步派”试图建立一个遏制富人的过度权力,并纠正穷人的道德和政治缺陷的行政国家。(禁酒令是威尔逊选举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他积极逮捕,并在某些情况下驱逐社会主义者和其他激进分子。)通过改善教育、严格限制移民和优生节育政策等措施,“进步派”希望创造出受过更好教育、更负责任的选民,这些选民将成为技术专家治国的可靠支持。

一个世纪后,这种进步思想的原理仍然对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威尔逊式的治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不如过去那么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破坏了对各种专业知识的尊重。今天的普通公民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不太需要依靠专家指导。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疫情大流行期间政府应对不力在内的这些事件,严重地削弱了民众对专家和技术型官僚的信任。许多人认为,这些专家和技术型官僚正在构建一个邪恶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

国际机构面临着更大的信任危机。怀疑本国的技术性官僚统治价值的选民,对持怀疑的世界主义观点的外国技术性官僚更是持怀疑态度。正如欧洲殖民地的居民更喜欢地方自治(即使他们管理不善)而不是殖民国所派遣的公务员的统治(即使他们有能力)。美国西部和后殖民世界的许多人甚至可能拒绝全球机构充满善意的方案。

与此同时,在发达国家,制造业就业机会的丧失、工资增长停滞或下降、少数群体持续贫困以及毒品流行等问题阻碍了技术性官僚的解决方案得以实施。当谈到气候变化和大规模移民等国际挑战时,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繁琐的全球治理机构和管理这些机构的那些争吵不休的国家有能力提出可以够激发公众信任的物美价廉的解决方案。

这对拜登意味着什么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脱离威尔逊式秩序的运动可能会持续下去。世界政治将越来越多地沿着非威尔逊主义,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沿着反威尔逊主义的路线进行。像北约、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机构可能会很好地生存下来(官僚主义的顽强性永远不应该被忽视),但这些机构将更没有能力甚至更不愿意实现它们最初的目标,就不必说迎接新的挑战了。与此同时,国际秩序将越来越多地由已然分道扬镳的国家来塑造。这并不意味着未来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但它确实意味着全球机构将不得不去适应比过去更为多元的观点和价值观。

威尔逊式秩序的许多成果有望得以保存,甚至可能在少数领域得以拓展。但沉湎于过去的辉煌无助于在一个日益危险的时代提出所需要的理念和政策。非威尔逊式秩序过去在欧洲和世界的其他地方都存在。世界各国可能需要借鉴这些例子以寻求构造某种稳定的框架,如果可能的话,在当代条件下实现和平。

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酵的威尔逊式秩序危机带来诸多令人烦恼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困扰总统的治理。其中一个问题是,许多在国会、民间社会组织和媒体界的政治家和有影响力者都坚信,威尔逊式外交政策不仅对美国有益,而且是通向和平与安全,甚至是确保人类和文明之存留的唯一途径。他们将继续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在官僚机构内部进行堑壕战,利用国会的监督权力,不断向同情他们的媒体泄密,以维持美国的生存。

这些派别将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制约,即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任何国际联盟都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威尔逊派的选民。但是不自量力和作出糟糕的政治判断的这一代人已经大大地降低了威尔逊思想在美国选民中的可信度。乔治·布什总统在伊拉克的建国灾难和奥巴马在利比亚的人道主义干预的惨败,都没有给大多数美国人留下成功的印象,公众对在国外建立民主也没有什么热情。

但是美国的外交政策总是一个联盟的问题(coalition affair)。正如我在《特殊天命》(Special Providence)一书中写道的那样,威尔逊主义是自18世纪以来致力于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四个学派之一。汉密尔顿主义者(Hamiltonian)希望围绕一个与金融和国际贸易密切相关的强大的国家政府来构建美国的外交政策。威尔逊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基于民主、人权和法治的世界秩序。杰克逊的民粹主义者(Jacksonian populist)对大企业和威尔逊的东征持怀疑态度,但他们希望制定一个强大的军事和民粹主义经济计划。杰弗逊主义者(Jeffersonian)希望限制美国在海外的承诺和参与度。邦联总统杰佛森·戴维斯(Jefferson Davis)是第五学派的主要支持者,该学派认为维护奴隶制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冷战后,汉密尔顿主义者和威尔逊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制定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但奥巴马开始重新引入一些杰佛逊主义者关于克制的思想。在利比亚灾难之后,他对这种方法的偏好明显增强。特朗普在白宫总统办公室悬挂了安德鲁·杰克逊总统(President Andrew Jackson)的肖像,试图建立一个由杰克逊主义者和杰佛逊主义者组成的民族主义联盟,以此来反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占优势的汉密尔顿主义者和威尔逊主义者的全球主义联盟(globalist coalition)。

即使拜登政府将美国的外交政策从特朗普时期的民族主义转向别的方向,他也需要根据国内外政治条件的变化,重新调整威尔逊路径和其他学派思想之间的平衡。过去也做过类似的调整。在战后最初充满希望的那几年里,埃莉诺·罗斯福等威尔逊主义者希望杜鲁门政府将支持联合国作为最高优先级的事项。哈里·特鲁曼(Harry Truman)和他的团队很快意识到反对苏联是最重要的,并开始为冷战和遏制苏联奠定基础。转变是痛苦的,杜鲁门只是在1948年艰难的选举中从罗斯福那里获得了冷淡的支持。但是,威尔逊派民主党中相当一部分人接受了这样一个逻辑,即战胜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Stalinist communist)是最终证明了那些结束冷战所需的手段,虽然存疑,但是合理的。拜登可以借鉴这个例子。当涉及到盟友和策略的选择时,在拯救地球免于气候灾难,以及建立一个联盟来对抗别国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的不明确性,才能使许多威尔逊主义者达成一致。

拜登政府还可以利用历届总统用过的其他方法来获得威尔逊主义者的支持。其一是向华盛顿影响力范围内的弱国施压,要求这些国家引入各种热点问题的改革。另一个做法是对鼓舞人心的方案表现出支持的态度,即使那些方案几乎没有成功希望。总体而言,威尔逊主义者习惯于光荣地失败,通常他们会基于某种(假定的)高尚意图而支持某位政治家,并不会对成功的结果要求太多。

还有其他不那么马基雅维利式(Machiavellian)的方法可以让威尔逊主义者参与进来。即使威尔逊政策的最终目标变得不那么容易实现,但在一些特定的问题上,聪明和专注性的美国政策可以产生一些威尔逊主义者们喜欢的结果。开展国际合作,使洗钱变得更加困难,并消除避税天堂,是有可能取得进展的领域。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结束后,对国际公共卫生的担忧可能会持续几年。在外国,帮助得不到充分服务的群体—妇女、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穷人—发展教育也是建设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最佳方式之一。许多政府会拒绝威尔逊理想,但是,只要这些支持与明确的政治议程无关,他们会接受外界对其领土上的这种对教育的支持。

目前,美国和世界正处于威尔逊式的衰退之中。但是政治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希望也很难被扼杀。威尔逊的愿景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它所表达的价值观在全球具有太多的吸引力,因此目前还无法为一愿景撰写讣告。

注释:

[1]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巴德学院(Bard College)外交与人文学科詹姆斯·克拉克·查斯(James Clarke Chace)教授,《华尔街日报》“国际观察”专栏作家,哈德逊研究所杰出研究员。

[2]Humpty Dumpty是英国《鹅妈妈童谣》中的角色,其形象为从墙上摔下跌得粉碎的蛋形矮胖子,亦引申为一旦破碎就难以恢复原状的事物。

文章来源:

Walter Russel Mead, The End of the Wilsonian Era,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1

网络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12-08/end-wilsonian-era

译者:李时浩然,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发布时间:2021年01月03日 来源时间:2021年0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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