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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智库建言下任美国总统:加入亚投行、重返 CPTPP

作者:李忆   来源:财新网  已有 812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距离11月3日的美国大选投票日进入最后倒计时。无论谁将成为下任美国总统,都将深刻形塑未来四年美国这一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外交政策。

当地时间10月27日,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发表了一份由该智库多名学者共同撰拟的外交政策建言清单,向下一任美国总统提出了19条具体的外交政策建议,其中包括美国应加入由中国发起的亚投行、重新加入CPTPP、恢复与中国的“和平队”志愿者交流项目和“富布赖特学者”学术交流项目等。

该学会坦言,过去四年间,在特朗普的执政下,美国与中俄等主要大国、及与欧盟等传统盟友的关系已经起了不少变化。“今天的世界已与四年前大不相同,”建言者们在清单的引言中说,而“无论谁在下周的总统大选中获胜,都将面临仍在持续的疫情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带来的极大破坏、中东地区持续不断的冲突、与欧洲极度紧张的关系,以及不断恶化的气候危机”。

共同撰写这份政策建议清单的布鲁金斯学会学者们认为,下一任美国总统需要“聪明、具体、可操作的政策理念”来应对如今充满变数的国际环境。

在备受关注的亚洲地区,他们给出的5条具体建议是:美国应加入由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恢复美国在中国的“和平队”(Peace Corps)志愿者项目和“富布赖特”(Fulbright)学术交流项目、促使美国重返《全面与进步泛太平洋伙伴协定》(CPTPP),以及寻求与朝鲜达成临时性协议,等等。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访问学者杰米·贺诗礼(Jamie P. Horsley)建议,美国应当加入中国发起的亚投行,以通过建设性的合作帮助稳定紧张的中美关系和增强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地位。

亚投行于2016年1月开始运营,目前有103个成员国,其中包括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许多盟友,但美国迄未表态参加的意愿。目前仅有两名前美国官员在亚投行的国际顾问小组任职,并不代表美国政府。

Horsley指出,由中方牵头的亚投行和“一带一路”都在一定竞争。她认为,美国与中国在亚投行或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有条件的项目合作,将会进一步扩大美方的商机。

美国如果提出加入亚投行,与中国开展在这一框架下的合作,以及潜在的“一带一路”项目合作,将有助于稳定美中关系,并且向亚洲和其他国家发出信号——“在有利的项目上,它们不需要在是和美国,还是和中国合作上,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主任李成、副主任麦瑞安(Ryan McElveen)则提出,美国应该恢复在中国的“和平队”志愿者项目和“富布赖特项目”这两个较重要的文化交流项目。

“和平队”是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成立的志愿者项目,自1993年进入中国以来,“和平队”共派遣过1300名美国人到中国西南边远和欠发达地区的140所大学和技术学校担任英语教师。许多熟悉中国问题的美国外交官、记者或学者,在年轻时都曾经参与过和平队项目。

富布赖特项目则在1979年后的40年间资助过3000多名来自中美两国的参与者,资助他们赴对方国家进行教学或其他学术研究交流。然而特朗普在今年7月14日发布的一道行政令中,美方却单方面宣布中止与中国内地以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所有富布赖特交流项目。富布赖特项目起初是在1946年由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提出,法源为“富布赖特法案”(Fulbright Act of 1946)。这一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将海外的二战剩余物资就地变卖,所得用以资助国际教育交流计划。随后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签署这项法令。

中国是最早参与富布赖特项目的国家之一。1947年11月10 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 Leighton Stuart)和当时的中国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就签署了富布赖特协议书。截至1949年8 月,共有27位美国学者和学生,以及24位中国学者和学生参加了这一交流项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项目被中止。当中美关系于1979年实现正常化之后,作为中美科学技术合作总体协议下的官方交流关系的一部分,富布赖特项目即告恢复。根据中国教育部的介绍,中美富布赖特项目自1979年起重启执行,1985年被写入中美《教育交流合作议定书》,成为中美两国政府间的教育交流项目。

李成和麦瑞安认为,这一年中美关系风起云涌,贸易紧张局势不定,而“特朗普政府试图消除教育和文化交流的举措,只会恶化美国在其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的地位”。他们指出,“和平队”和“富布赖特”在中国的项目相继被取消,对两国的民间交流和关系是极大的打击;这两个项目的核心原本是增进相互理解、促进和平,而美国政府取消这些项目的举措则无异于“在关键时刻,切断了对一个复杂国家进行实地和深入了解的渠道”。

“如果没有机会与美国人民交谈、互相学习并成为朋友,中国人民将更有可能拥抱日益增长的反美民族主义,”这两名学者称,放弃通过这两个项目与中国这一正在崛起的世界超级大国的互动,只会反过来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David Dollar和东亚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Mireya Solís还建议美国重新加入CPTPP协议。

他们认为,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初决定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后,日本便在这一多边贸易协定中占据了主导作用。重返CPTPP将加强美国与日本的盟友关系,并表明美国不会退出亚太地区,还可以与日本一起引领CPTPP的成员国进一步扩大,将韩国、印尼、泰国等其他亚太经济体囊括进来,组建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的强大集团”。

这两名研究员还认为,由于CPTPP涵盖了包括跨境数据流动、知识产权保护、服务类贸易、投资、补贴和国有企业等多个重要议题,它可以成为消除中美贸易分歧的理想工具,而中方“要么必须适应这些规则,要么会被排除在这个亚太地区最大的贸易协定之外”。

在朝鲜问题上,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Michael E. O 'Hanlon认为,尽管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没有取得成果,但他认为,如果下任美国总统回到奥巴马时期对朝鲜采取的“善意忽视”方针,将是一个错误。他主张,下届美国政府应制造能力,同时暂停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试验,以换取部分 ──但不是完全解除美国对其的制裁。

近日,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拜登曾投书韩国媒体,提出了他的半岛政策主张。拜登说,如果自己当选,将不会轻率地用“从韩国撤出美军”等威胁“敲诈”韩国,而是会进一步强化美韩同盟,还称韩国是美国在共同繁荣和价值、强化安保、应对国际挑战等方面的强大同盟。他还说,他将采取“原则性的外交”,保持对朝鲜无核化的压力,但同时支持韩裔美国人与他们尚留在朝鲜的亲属们团聚。

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资深学者、曾任美国驻台机构AIT理事主席的卜睿哲(Richard C. Bush)则建议,美国下任政府应与台湾地区就建立双边贸易协定(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进行探讨性对话;或者以分批推进一系列贸易和投资问题谈判的方式,使其最终能发挥和签署一个美台双边贸易协定般相当的效果。

拜登则在近期投书于美国华文媒体的署名文章中陈述道,自己如果当选,则其应对中国的方式,“会聚焦于增强美国的竞争力”,重振其国内优势,并重塑美国在海外的盟友关系和领导力。拜登还说,我们将在符合美国利益的领域与中国合作,包括公共卫生和气候变迁。

除亚太议题外,布鲁金斯学会也对中东问题、美欧关系,和其它国际事务给出了对下任美国总统的建议。

中东方面,该学会建议下届美国政府在阿富汗内部达成和平协议前,继续留在阿富汗;寻求与伊朗尽速达成限制其核建设的协定;停止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武器、减少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巴以问题的会议频率等。

而对于关系曾经密切的盟友欧洲,他们建议美国可以提出一个全新的“泛大西洋交易”(trans-Atlantic bargain),以及把美国 和 俄 罗 斯 之 间 签 署 的 《 新 削 减 战 略 武 器 条 约 》 ( New START)延续下去。

在国家安全和国际事务上,布鲁金斯学会建议下届美国政府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认可《全球难民契约》、推动美国各州市采取更多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以提升美国的国际形象等。还有学者还建议下届美国政府与欧盟合作,建立一个“美欧无碳贸易区”(U.S.-EU carbon free trade zone)。

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对气候变化和减少碳排放的态度大相径庭。现任总统特朗普上任后立即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并将自己塑造成美国传统能源行业的守护者。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则在一周前的总统大选终场辩论中,再次表明了他对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理论的背书,表示若自己当选,将带领美国重回控制气候变化并督促各国减排的巴黎协定。

据美国专业选举网站“538”(FiveThirtyEight)截至10月30日上午的最新民调数据,拜登目前在全美民调中,平均以接近9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特朗普。

拜登竞选团队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曾担任副国务卿和副国家安全顾问的托尼·布林肯(Tony Blinken)在 10月中旬接受CNN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采访时,较为清晰地大致阐述了拜登外交观的核心,及其一旦当选后的外交政策计划。布林肯称,与特朗普频频退出国际组织和多边协议的外交路线不同,拜登的外交政策,将立足于重塑美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参与度和领导力。

布林肯曾长期担任拜登的外交政策顾问将近20年的时间,并在拜登任参议员时主导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担任过幕僚长,是拜登在外交问题上的亲密智囊,被拜登称为“我曾经共事过的最聪明的人”。

根据布林肯的阐释,拜登方面认为,特朗普执政之前,美国一直以来都在制定国际规则和各国间的互动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但特朗普放弃了这一职责,使美国从盟友与伙伴间、从国际组织和已经达成的多边协议中“全面撤退”(full retreat)。他说,当美国不再领导和参与国际事务,后果便是:要么让其它国家补位,取代美国成为领导者;要么无人领导,而领导角色的缺席则给国际体系带来诸多混乱——“无论哪一种,对我们都是不利的。”

布林肯称,拜登重塑美国领导力的第一步将是使美国“日复一日再次出现(show up again)”于国际事务中,承认并应对正在崛起的各种力量,以及外交场上新的影响因子。他说,拜登在外交上将保有谦卑之心,但亦充分相信美国仍然有能力领导和推动国际事务向积极方向发展。

当主持人将对华政策描述为“可能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议题”时,引述了特朗普曾攻击拜登“太亲中”,还引用一些观察者的说法认为,拜登和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差别不会太大──只是会拉上更多盟友一起遏制中国。布林肯则回应道,拜登的对华政策,与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存在“深刻”(profound)的差异。

布林肯说,与特朗普政府在面对中国时,着眼外部对抗不同,一个拜登政府会把关注点放在“投资自身”上,通过重塑美国自身的力量以及与盟友合作,来赢得与中国互动时的主动权。

布林肯坦言,中国的日益强大,的确已构成美国当前在经济、科技、军事甚至外交上面临的最大挑战,但美国执政者必须避免简单地给中国贴标签。他说,中美关系有竞争的一面,也有合作的面向。

在长约七分钟的受访连线中,布林肯主要用于形容中国的词语是“挑战”(challenge),没有使用对手(rival)或威胁(threat)等词汇,后者则是近年来特朗普政府的一些部门文件或官员讲话中不时出现的涉华形容。

布林肯说,由于特朗普的糟糕表现,中国目前所处的战略位置“无论从何种维度考量,都强于美国”。布林肯还声言,中国官方亦相信,四年来的特朗普总统任期已加速了美国的衰落。布林肯还说,特朗普实际上帮助中国推进了一些战略目标:包括美国削弱了自己的结盟关系,所谓的美式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吸引力也有所下降。

因此,拜登阵营认为,尽管中国力量的确在崛起之中,但所的弱点”。拜登阵营称,美国必须以重塑自身优势和领导力为前提,在持续的交往以及广泛的结盟中处理和中国的关系。

而在中东地区尤其阿富汗问题上,拜登亦与特朗普意见相左。在担任奥巴马的副总统期间,拜登曾反对美国在阿富汗大幅增加兵力,支持美军尽快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而从以中东为主的海外战场中脱身,仍是拜登本次竞选纲领的重点之一。但特朗普宣布美军要从阿富汗全面撤军的想法,却遭到拜登方面的反对。

布林肯对此解释称,拜登仍支持以外交方式,为结束阿富汗境内的军事冲突作出努力;但拜登也认为,在阿富汗地区保留少量美军军事力量目前仍是有必要的,这是为了防范基地组织或 ISIS卷土重来。

布林肯还批评,特朗普在推特上提议要在圣诞节前让所有战士们回家的说法,是在大选前想尽办法为自己提升人气的政治举动──即使是美国军方也对此举感到意外,并且拒绝背书这一决定。拜登认为,从阿富汗撤退、结束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这一目标,必须用负责任且有效的方式实现。

布林肯本人曾出现在美军击毙本·拉丹时那张著名的白宫战情室照片中。他曾每天和拜登一起参加奥巴马的情报简报,亦曾有报道指,是他鼓励时任副总统拜登支持奥巴马从阿富汗撤军的。

发布时间:2020年10月31日 来源时间:2020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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