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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普顿:台湾海峡有可能发生战争吗?

作者:兰普顿/文;陈怡,谢鸿雁/翻译   来源:中美印象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中美印象》第280期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美国
National Interest, 作者和杂志分别授权中美印象发表。】

海峡两岸爆发战争或冲突的可能性正在上升。这种冲突所造成的影响不会局限于地缘上或功能上。中国大陆对自身实力和行为正义性深信不疑,但也担心与海峡对岸“和平统一”的前景正从自己的掌控中消失,因此其也正在为这种可能性做准备。就美国而言,在被说服必须捍卫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和领导大国的角色后,它也在采取相应措施做出准备。中美在不知不觉中,无意识地走向冲突。如果特朗普竞选连任失败,那下一届美国政府在台湾海峡和更广泛的地区很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无独有偶,历史总是押着相同的韵脚。1940-1941年,在太平洋地区,当时美国试图通过禁运和其他手段阻止日本帝国的崛起,这无疑加速了冲突的爆发。

变动的支流

中美两国之间的形势就像河流一样,在向下游流动的过程中不断累积,随着连续的支流倾泻到主渠道中,今天它们的体积、力量和破坏力也不断增强。随着这些支流涌入中美关系洪流,曾经一度可控的水流日益汹涌,今非昔比。虽然我们不能准确地预测何时何地河堤会发生决口,但一旦发生,每个人都能解释其发生的原因和方式。五大支流正汇入日益汹涌的中美关系洪流中:

支流一:对“一个中国”政策的侵蚀。过去,中美两国虽然对立情绪难消,但至少在处理两岸关系方面存在最低限度的共同准则。但是现在,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已经缺乏相应的共识和谅解。我们从目前的趋势中看到了这一点:美国对台军售;美国和台湾之间的“非正式关系”意味着什么;在台湾海峡和中国东海和南海附近,日益令人担忧的中美军事试探活动;中国正在迅速收紧对香港的控制,以此作为其可能如何强制性接管台湾的蓝本。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中美关系的整体意识形态变得更加混乱的时候,在美国,这被视作民主与暴政(“监视国家”)之间的斗争。而在中国,则被认定为美国试图阻挠的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合理地位之战。

支流二:改变中国的目标。从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2020723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的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发表的题为《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Communist China and the Free World’s Future)的演讲之中,我们可以大致窥见与了解特朗普政府的主要行动。在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中国”政策的诞生地,这位国务卿拒绝了尼克松、基辛格与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提出的主张,即美国和中国应该根据双方的国际行动,而不是根据对方的政权特征来处理彼此的关系。在演讲中,蓬佩奥言辞巧妙地改变了美国的目标。他指出,在1967年著名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一篇有关中国政策的文章中,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曾说:“除非中国改变,否则世界不会安全。因此,在我们的影响范围内,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促使中国做出改变。”然而,尼克松所希冀中国所做出的“改变”是“放弃海外冒险”。蓬佩奥则将尼克松对中国改变外部行为的期待转化为对其大陆内部发生政治变革的呼吁。

尼克松作为总统与中国打交道之时(1971年基辛格的秘密之旅1972改变世界的一周”),他的外交主张呈现现实主义的特征,即对华政策是出于国际形势的考量,而不是由于国内政权的性质,中国对美政策亦是如此。蓬佩奥实际上用尼克松的话推翻了尼克松的政策,或者用中国人的话说,“扛着红旗反红旗。”蓬佩奥在解释当前强调改变中国的问题时表示,“当前的世界与1967年时大不相同。他接着说:“我们一直追求的接触政策并没有给中国内部带来尼克松总统希望的那种变化……我们必须促使中国做出改变……我们必须以更具创造性和果断性的方式促使中国发生变化。”

美国在对中目标上的这种根本性转变,在政府措辞的相应变化中可见一斑。蓬佩奥的演讲题目是“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现在,中国的高级官员是用他们的共产党头衔(比如总书记)来称呼的,而不是用像总统这样听起来更平易近人的称谓。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将共产党视为统治的决定性工具,而不是名义上的文官政府机构。中国领导人感知到了这些信号,并认为取代中国共产党是美国的根本目标。

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的目标,但要明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实际的主张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出现了有一系列的疑问:此目标是否可行?我们可以期待中国方面的反应是什么?在中国人民眼中,美国的这种姿态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习近平的领导?美国人民会愿意为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不切实际的)目标付出相应的生命和财富吗?此外,就台湾问题而言,当有关维护民主制度、抵御共产主义强权欺凌的问题出现时,台湾就成了一个更大的争议焦点。台湾很容易被视为改变中国的桥头堡,所有的这些都不会缓解台湾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也不会增强台湾的安全性。

支流三:从安抚到威慑。至少从2010年开始,中国和美国的政策和行为重心已逐渐从军事安抚转向威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行动,以及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海域及其周边海域不断加强的空中和海上侦察引发的。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上海公报》中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美国)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兴趣。考虑到这一前景,它肯定了从台湾撤出所有美军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减少了在台湾地区的海军活动,中美两国就共同的威胁交换了电子情报和其他情报,无论这些威胁是来自印度洋、中亚还是苏联远东地区。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和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也愿意向中国出售经过精心挑选的武器。

与此形成对比的现象有:如今中美两国在西太平洋和南太平洋的海空活动都在增加、中国对台湾和日本不断增加军事压力、美国和中国的核力量现代化、美国和中国库存中出现越来越多的短程和中程导弹以及双方都在改变作战理论。中国似乎在准备打击大规模的海军资产和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基地,而美国也有应急计划考虑深入打击中国的“后方地区”,他们之间的紧张局势似乎一触即发。任何一方的任何此类举动几乎肯定会被另一方视为导致局势迅速升级的战略攻击。美国从未直接攻击过任何核国家。简而言之,两国政府已经从试图安抚对方转变为威慑——威慑依赖于威胁,而威胁则会造成双方都想要避免的结果。

支流四:不同的相对实力的评估结果。威慑随之带来了关于相对实力的问题。中美对自身实力和对手实力的评估结果存在分歧,似乎双方都认为一旦冲突爆发,自身会取得胜利。中国认为美国为二十多年来无休止的冲突所削弱;特朗普政府疏远了盟友,尽管中国承认,其邻国仍倾向于向华盛顿寻求保护;美国似乎被国内医疗、经济和体制危机所困扰。不祥的是,中国的军事思想在过去几个世纪一直扮演着先发制人和迅速决定攻击的角色——“只争朝夕”。

在美国,关于两岸冲突将造成的结果存在争议,但运作的假设似乎都是:在特朗普政府领导的军事建设下,美国仍然可以在台湾问题上威慑中国,即便威慑失败,美国也将占据上风。“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要看看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结果,你就会意识到这个假设的真实性是有待讨论的。两个大国都认为自己能够在冲突中获胜,这使得威慑政策的可行性变得飘忽不定。

支流五:国内政治分歧所带来的不良政策。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内需求驱动的。每一个社会(中国大陆、美国和中国台湾)的内部力量都在驱使着各自的领导人,他们选择退步的前景越来越渺茫。在中国,习近平将其政权的合法性锚定在与台湾的领土统一上,这与中国的历史脉络有关:毛泽东把外国人赶出了大陆;邓小平、江泽民把香港、澳门带回祖国的温暖怀抱;那现在的问题是:“既然中国强大了,习近平能否完成对台统一大业?”。这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一个合法性陷阱——但它又是真实存在的。

在台湾,岛内日益明显的社会政治认同意味着,中国大陆越是宣称统一的必要性,台湾领导人就越有动力坚持与大陆之间的分歧和自治,并寻求美国的安全支持。国民党直到最近似乎还在试图找到一种方法能够既缓和大陆的情绪,并同时保持台湾的实际自治权,但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能接受的方案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如果国民党在台湾追求政治竞争力,在大陆看来,该党将越来越像是岛内更倾向于独立的势力。其可能会得出结论:台湾方面将无法提供大陆可以接受的,即便是最黯淡的和平统一的前景。

最后,尽管美国没有保卫台湾的条约义务,但美国国会内外的许多政客通常都声称或暗示美国有保卫台湾的义务。其结果是,任何一位美国领导人如果与台湾撇清关系,就必须准备好面对来自公民和利益集团的严厉批评,这些利益集团不会原谅那些被指控允许民主社会“堕落”、从而摧毁美国信誉的领导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因素可能有足够的“意志”来发动一场针对台湾的战争,但却缺乏内在的韧性或能力带来一个“成功的结局”,不管这意味着什么。无论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还是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都不太可能在中国的恐吓面前让步。

即将到来的洪水

当这些支流完全涌入美中关系的主渠道,局势将愈发不可控。即使中美之间不会爆发直接冲突,也会造成紧张局势升级,对于这场灾难的责任应该落在何处,人们会表示惊讶和指责。这种灾难除了会造成直接的伤害之外,还会对大国之间有效处理跨国问题的能力造成损害,无论是应对诸如世界卫生事件、全球经济、气候变化,还是其他这些问题。现在,三方领导人都应该进行理性的考量,谨记洪水离我们近在咫尺。

大卫·兰普顿(David M.Lampton)是约翰·霍普金森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外交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是现在国家利益中心(The Center for National Interest中国项目的创始主任。大卫·兰普顿曾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主席和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主席。他的最新著作是《“铁”的河流:东南亚的铁路和中国电力》(加州大学出版社,2020)。作者感谢Zoe Balk的研究协助。

发布时间:2020年10月19日 来源时间:2020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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