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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至今仍然在为认识对方大伤脑筋

作者:徐国琦   来源:理想国imaginist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最近,网上流传上图知名的照片,背景是1944年10月14日,中国远征军刚刚经历了伤亡18000人的艰苦奋斗收复满目苍夷的腾冲,一名年轻美军士兵和中国农夫抽烟。中美关系如今陷入困境,回头再看这张看似普通的照片,格外动人,格外感慨,仿佛定格中美曾共有的历史。

无意在这纵论中美现状,分享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的作品《中国人与美国人》。这本著作利用丰富的档案材料,将焦点集中在民间、个人以及非政府机构之间的互相交往和积极互动上,梳理了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威、国际体育等六个领域的丰富历史轨迹,向读者展示,中美两国人民“共有的历史”的心理认知和共同愿望。

划重点

1.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在各自的国家认同问题上陷入重重困境。中国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历史,与此同时,美国人的麻烦则更多的来自当下。

2.指控中国文化一成不变显然是错误的。毕竟,中国人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一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3.今天的中国继承了过去的遗产,却想以消化不良的外来体系为基础,拼凑出一个新的国家认同。

4.国家认同的确立也包括界定世界上的朋友、同盟和敌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和美国是亲密的盟友,它们面对共同的敌人作战,对世界新秩序怀有同样的期望。

5.无论中美两国有着怎样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历史,他们至今仍然在为认识对方大伤脑筋。

6.中美之间的经济纽带导致两国关系既是建设性的,也有不光彩的相互利用。美国人对于所谓中国市场的迷恋,在时间上甚至长于自己的建国史。

7.如今很多人都知道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但并不清楚自从2010年起,中国也是美国高等学府的最大生源输送国。

8.很多中国人都草率地得出结论,认为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阻碍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受到应有的尊重。事实上,中国的最终对手不是美国,而是自己。

共有的历史

徐国琦

《孙子兵法》早已指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人们今天也常说“了解你的对手”,我们则应当加上一条忠告,即“了解你的朋友”。然而“了解你自己”至少同等重要,却又极难做到。了解自己意味着弄清楚自己“是谁”。但是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在各自的国家认同问题上陷入重重困境。中国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历史,与此同时,美国人的麻烦则更多的来自当下。因此,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需要紧紧把握他们共有的历史和共有的世界。自从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人一直在自问,他们的国家究竟是一个帝国、一座民主的灯塔,还是一个处于严重衰落中的超级大国?更糟糕的是,美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面对显著的敌人而团结奋斗,如今却因找不到明确的对手而陷入困惑。中国是他们新的敌人吗?

美国一向以帝国的姿态行事,尽管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这么认为。但是,假使美国确确实实是一个正在衰落的超级大国,那美国人就需要调整他们的外交政策,懂得如何应对中国这样国力上升的大国。美国现在或许依然是一个超级大国,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倚靠着它将来的对手和最大的债权国——中国。从历史上看,不存在永远的超级大国,更何况是靠借债支撑的超级大国。罗马帝国消亡了,同样的命运也曾降临在中华帝国、沙俄帝国和大英帝国的头上。美国是抗拒历史命运,还是会受到命运的格外垂青,连美国人自己也不清楚。早在1918 年,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就看穿了美国经验的悖论,他形容美国《独立宣言》是一部伟大的契约文件,宣告了一个说英语的人民国家的自由独立:“以此为据,我们失去了一个帝国。但是我们也因此保存了一个帝国。”美国是否会步大英帝国的后尘呢?

中国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因为它的基本认同根植于世界上最悠久并一脉相承的文明的骄傲之中。中国人从不需要将文化同政治分开,也从不认为有必要将国家与文明区分开来。传统的中国就是“天下”,天朝的价值观就是全世界的价值观。中国人为自己发明造纸技术、首先使用纸币而骄傲。8世纪的唐朝是真正的世界性帝国。1776年,美国人刚刚打响独立战争,而中国则无论在经济、军事还是文化上,都已经毫无异议地成为东亚超级大国和世界强国长达几个世纪之久了。

指控中国文化一成不变显然是错误的。毕竟,中国人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一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尽管他们喜欢引用孟子的话,“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但是中国人在必要时也能够迅速做出改变。中国拥有两千多年以仁义道德为基础的儒家文明,还有在7世纪就已经发展完备的科举制度,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向往和羡慕的地方。不列颠和美国在19世纪设立文官制度时,都曾从中国的科举制度中受到启发——或许是感到自愧不如吧。

然而,当中国人在20世纪初期丢弃儒家文化转向西方文明之后,又不得不陷入另外的怀疑:中国到底是一个文明,还是一个民族国家?中国是一个政党国家,还是一个文明废墟?他们不禁担心自己的“中国化”能否延续下去,就连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西方的舶来品。1931年,乔治·丹顿(George H. Danton)写道:“中华文明的悲剧在于,尽管他们实际上从整个宇宙的高度出发考虑问题,但他们眼中的宇宙却始终是一个微观宇宙。”今天的中国继承了过去的遗产,却想以消化不良的外来体系为基础,拼凑出一个新的国家认同。毕竟,中国人摒弃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废除了两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他们已经证明他们比自己的西方资本家老师有更强的资本家能力。当美国有声望的有识之士忙于保护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建筑,中国人却以发展经济的名义,不假思索、毫无遗憾地铲平了古代建筑和遗迹。历史化为了尘土。

种族因素是身份认同和使人困扰的另一个根源。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的种族问题一直很棘手。美国没有像“华夏人种(汉族)” 那样的“美国人种”,而在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改革派就是以复兴汉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要将一个多民族的清王朝变为以汉人为主的民族国家。美国的政治制度曾一度排斥其他族裔。早期《美国宪法》中完全剥夺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公民资格。而很少有人注意到,1790年新生的美利坚众合国通过的第一条法律只承认白人的公民资格。尽管美国人吹嘘他们同中国人之间关系特殊,然而从1882年一直到1943年,华人被区别对待,并且特别作为一个人种被禁止移民美国。2012年,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案,对排华法案表示遗憾,然而美国政府至今仍然未就当年针对中国人的这个野蛮法案做出任何正式的官方道歉。美国政府也是在事隔四十多年之后才为二战期间强行把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正式道歉,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然而对历史上美国的华人移民及其后代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美国政府至今尚未有任何交代。

在历史上,中美两国都在开疆拓土,都以领土范围来定义其国家和帝国实力。19世纪早期,美国开始西进运动,与此同时,大清帝国将版图扩张至中亚。中国现在还在继续以“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向西挺进,发展那些很久以前被清王朝征服的地区。中美两国都在越南打过灾难性的战争。清代乾隆皇帝1789年的安南之役最终导致清军在战场上全军覆没。美国以阻止中共势力扩张为名发动了越南战争,但出于不同的原因,在越南同样陷入“泥潭”。当铁杆的反共分子尼克松(Richard Nixon)决定将美军从越南战场的泥潭里解脱出来时,他意识到他需要中国人帮忙。中国政府仅仅是对美国作出友好姿态,就帮了尼克松的忙。美国人撤出越南五年之后,在1978年的下半年,正当中美邦交正常化之际,中国为了给排华的越南一个教训,打响了对越自卫反击战。1979年初邓小平在著名的访美之行中,同样为对越战争向美国人寻求支持,但是吉米·卡特拒绝了他的要求。

这两个国家在不同时期曾互为榜样,美国国父如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便被中国所吸引,他认为中国是“最古老的,并且为悠久历史所证明了的最有智慧的国家”。富兰克林曾经认为,对美国来说,中国应该是比欧洲更好的榜样。中国甚至在美国的独立中扮演了一个间接的角色: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 (Boston Tea Party)中被倒入大海的茶叶主要来自中国。美国人刚刚独立,便梦想得到中国的市场和财富。1784年,美国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驶进广州,仅仅这一次首航便创造了 25%—30% 的利润。中国的革命者又最终跟随美国革命者的脚步,于1912年宣告民主共和国的成立。而他们的领袖孙中山,更是一位基督徒和美国公民。


1986年中国发行的纪念“中国皇后”号的5元银币

国家认同的确立也包括界定世界上的朋友、同盟和敌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和美国是亲密的盟友,它们面对共同的敌人作战,对世界新秩序怀有同样的期望。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关于一战后世界新秩序的蓝图深刻地激发了中国人的向往之心,影响了他们对自己、对美国人和外部世界的认知。中国学生游行到美国驻北京公使馆门外,高喊“威尔逊总统万岁!”未来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陈独秀盛赞威尔逊是“世界头号大好人”。领导美国加入二战的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将中国列为“四大警察”,即战后最重要的四个国家之一。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命运在冷战期间又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中美两国在两场惨烈的战争中互相开火——在朝鲜战争中直接交战,在越南战场上间接对抗。因此中国在两次大战中是美国的盟友,在冷战时期仅有的两场炽烈战争中则成为美国的死敌, 这种敌友关系的转变,是他们之间所不能共享的。

无论中美两国有着怎样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历史,他们至今仍然在为认识对方大伤脑筋。美国人并没有什么借口为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天真幼稚、对他们自己那样无知找到开脱。2003年11月21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如果开诚布公地讲,我要说,有些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远不如中国人对美国的了 解。”但总的来说,比起一般中国人,一般美国人有更多可靠的渠道了解中国,并且比起中国的美国研究学者,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有更好的专业训练。这主要是因为信息透明度的缘故。还必须指出,尽管美国人可能更了解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中国的认识有多深刻。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一些美国人如经济学家肯尼斯·加尔布雷斯(Kenneth Galbraith)、演员雪莉·麦克雷恩(Shirley MacLaine)都曾到中国访问,他们不懂中文,或者只懂只言片语, 然而,仅仅根据在中国一次短短几个星期的旅行,他们就立刻出版 了关于中国的所谓“权威性”著作。一些美国人甚至声称,贫穷的中国已经解决了后工业化时代的问题:废物回收、穷人的医保、 一个高密度人口国家的社区归属感。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2011年出版了厚达五百多页的《论中国》,俨然以一种权威的口气宣称,中国与其说是常规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还不如说是一个历经久远历史而形成的自然形态,因此,美国和中国作为两个不同国家, 其划分更多的是在于文化差异,而非陆地间的距离。自从1980年起,在美国每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中,中国问题都是两党共同的主要议题,报章评论员和各种媒体也无不以中国问题专家自居。

中美之间的经济纽带导致两国关系既是建设性的,也有不光彩的相互利用。美国人对于所谓中国市场的迷恋,在时间上甚至长于自己的建国史。美国建立于高尚道义原则之上,然而他们的对华政策却是实用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的。从广东十三行的早期贸易时期到1860年代,“在洋人同中国人的每一笔交易中,对美国人来说,重要的问题都是,跟英国人一起获利最大,还是跟中国人一起获利最大”。 美国两所著名的大学杜克大学和斯坦福大学都同中国渊源深厚:这两所大学的建校资金要么来自同中国的海外贸易所获得的巨额盈利,要么源于利用华人劳力在西部做苦工赚得的利润。当然,这两所学校没有一个正式承认过他们所欠中国人的债。众所周知, 英国人为了扭转贸易逆差在19世纪向中国倾销鸦片,致使中国白银外流。但是又有谁听说过詹姆斯·杜克(James B. Duke)因卖香烟给中国人而发了大财呢?杜克在1881年听说卷烟机的发明之后,第一句话就是,“把地图给我”。当他看到中国有四亿三千万人 口,当即便对手下说:“[ 那里 ] 就是我们要去卖香烟的地方。”根据高家龙(Sherman Cochran)的研究,第一批香烟于1890年进口到中国,随即一发而不可收,销量从1902年的12.5亿支增加到1912年的97.5亿支,1916年则高达120亿支——是1902年的十倍。到了1915年,美国每年输入中国的香烟数量超过了其输入到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香烟数量总和。如此高额的销量及令人惊叹的利润让杜克欣喜若狂。“我们的经营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进展,”他对新闻记者说,“其种种可能……怎么估计都不为过。”以他在中国赚得的巨大财富为基础,杜克后来创办了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大学。另外中国人为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和从圣·荷西到旧金山的铁路做出了贡献,是华人在危险的内华达山区开凿隧道,斯坦福大学的创建者就是因为雇佣华工修建横跨美国大陆铁路的西部延伸线而致富。这些华工拿着非常廉价的工资,很多人在修路的艰苦劳作中死去。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的哈德门香烟

尽管经济和贸易问题主导着当今中美关系,但是直到不久前,这两个问题还不是两国共有历史中真正重要的因素。在19世纪以及几乎整个20世纪,人们口中所谓的中国市场只不过是一个想象中的神话。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只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1%到3%。在1949年后长达二十三年的时间里,中美贸易关系根本就不存在。1971年,中美贸易额为490万美元,并且全部是通过第三国进行的 、间接贸易。在尼克松于1972年访华之后,中美直接贸易逐渐恢复,然而那一年中国大陆的对外贸易总额仅为55亿美元,比美国对中国香港的商业贸易额还要少。到了1970年代,中国同美国的经济贸易扩大,但是美国人发现,同中国人做生意感觉并不好,“就像跟一个漂亮姑娘近得让她踩着你的脚”。1978年,中国开始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达到200亿美元,但其中只有10亿来自对美贸易。

如今很多人都知道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但并不清楚自从2010年起,中国也是美国高等学府的最大生源输送国。在2009/2010学年,有127822名中国学生在美留学。一年之后,这一数字达到157558.比上一年增长23%,几乎占美国外国留学生总数的 22%。这使得当年中国留学生人数连续两年在全美高居榜首, 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的留美学生人数。此外,中国还在继续向美国输送越来越多的留学生,这种趋势看来有增无减。相比之下,在2010/2011学年,向美国输送留学生第二多的国家是印度,有103895名留学生到美国的高等院校深造。如果我们将2000/2001学年和2011/2012学年在美国攻读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人数进行比较, 结果更加令人瞠目:其增长率高达223.7%。而在同一时期,英国在美学生人数仅增长12.9%,德国在美学生人数甚至呈下降趋势,下降了7.7%。除了令人透不过气来的中国留美学生激增以外,中美两国学者合作的势头也突飞猛进。在2000—2012年间,中美两国学者合作发表论文的数量增长了 700.3%,而在同一时期,美德学者联合发表的文章数量增长101.2%,美英学者合作发表的论文数量增长131.3%。从高等教育及学术合作的角度来说,我们有理由将现今这一时代称为中国时代。

或许某一天中国会失去“美国最大的债主”这个头衔,但是她会在很长时间内保留赴美留学生最大输出国的地位。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很多留美学生都已回国,并且成为中国历史性改革大潮中的弄潮儿。他们有的因为在中美两国之间旅行、工作和生活,被称为“海鸥”,有的因为归国后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被称为“海龟” (与“海归”同音)。容闳是中国1870年代第一次赴美留学运动的推动者,他和孙中山都有中美双重国籍。套用那时还不存在的称谓,容闳堪称中国最早和最著名的“海鸥”,而孙中山则是最早的“海龟”。近年来,空前的赴美留学浪潮将产生出更多的“海鸥”和“海龟”,不管是返回中国,还是留在美国,抑或选 择穿行于两国之间,这些人将对中美两国共有历史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实在是难以估量!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敏锐观察到的,“我还没有想要把21世纪交给中国,因为我们的中国人仍将会打败他们的中国人”。


1872年,首批达到加州的留美幼童合影

中国领导人在了解美国人方面进展缓慢,美国领导人在了解中国方面则更加迟钝。但毛泽东当政之前,同美国人打交道看上去比同斯大林交往更自在。毛泽东在1944 年11月10日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信中写道,“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他希望能同美国人培养更加稳固的关系。甚至连 1950年代极端反共的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也曾说:“我最有价值的珍藏之一是我8岁时收到的德高望重的中国名臣李鸿章的信。信的开头第一句话是:‘给福斯特将军的小外孙,你外公是我在困惑和遇到麻烦之时的朋友和顾问。’”杜勒斯随即说道:“对我来说,这封信象征着我们两国人民曾经有过并且本该一直就有的关系。它饱含一个古老社会同一个年轻社会之 间兄弟般的情谊。它反映了善意的幽默和对家庭关系的尊重,使美国人更容易了解并且喜欢上中国人的品格。”杜勒斯承认,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从来没有大幅度的增长,两国间的交往“基本上是文化和精神上的”。

关于美国人对自己所犯的政治错误的态度,中国领导人经常忽略不计。1973年 11月,毛泽东问访问北京的基辛格:“你们国家为什么总是对没有多大意义的水门事件抓住不放?”1974年4月,邓小平在纽约会见基辛格时,也问为什么“关于水门事件还在闹出这么大动静”,又说:“毛主席要我告诉你,我们对此很不满意。”基辛格没有回答,却把话题转到中国国内发生的事件。邓然后问:“博士,你了解孔子学说吗?”基辛格带着礼貌上的谦虚回答:“不多。” 邓解释说孔子非常保守,为了解放人民的思想,必须抛弃孔子的儒家学说。或许基辛格对儒家学说不是很了解,但是他对于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熟悉。在1971—1973 年中美关系开始恢复的早期, 基辛格一直持采取“低”姿态,这使得他能够遵循他所谓的“中国综合征”规则,即永远以“礼貌、敬佩甚至自我贬抑和谦卑的学生态度,聆听世界战略大师们的教诲,从中汲取智慧”。基辛格没有想过反问有多少中国人——包括中国领导人在内——对孔子学说懂得多不多,他们中间是否有人敢于承认对于孔子学说知道得“并不多”。

但是问题比两个国家间的相互了解要复杂得多。

很多中国人都草率地得出结论,认为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阻碍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受到应有的尊重。事实上,中国的最终对手不是美国,而是自己。美国人当然也有自己政府方面的失败,但是在社会公义的表述范围内,他们能够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想象和梦想,美国人应该从中国人进入现代社会的经验中吸取教训。美国人或许相信他们永远都是一个超级大国,他们的全球性主导地位是他 们应得的,但是中国在过去一千年的几百年里也同样处于主导位置。并且中国人最终懂得了“富贵终究是过眼烟云,转瞬即逝”。

发布时间:2020年07月27日 来源时间:2020年0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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