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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建国:疫后何以话民主?

作者:储建国   来源:中美印象   放大  缩小

在不长的时间里,美国民主受到两次严重的打击:一是特朗普上台,大搞个人特权、腐败交易,煽动社会分裂和种族仇恨,动摇了美国民主的价值基础;二是新冠疫情暴露了美国民主的低效和反智,无法迅速动员民众和治理力量进行有效的抗疫,连戴口罩这一基本的抗疫措施竟遭到广泛的抵制。美国价值观的捍卫者,包括不少政治学者如戴蒙德等,不愿面对美国现实中的民主问题,而是不断强调外部因素对民主的威胁。尤其是中国的抗疫成功让他们感到这种威胁更大了,于是就更加猛烈地攻击中国。也有像福山这样的学者,尽管也批评中国,但认为美国民主受到的主要挑战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

(延伸阅读:专访戴蒙德:中国影响力、新冠疫情与民主以及同事福山

即使愿意面对内部挑战的人,也不一定愿意正视美国民主自身的问题。他们现在也有一种“甩锅”心理,不是“甩锅”中国,而是“甩锅”特朗普,认为美国抗疫不成功,不是民主的问题,而是特朗普的问题。特朗普的确需要承担很大的责任,美国人对这种责任的追究可能会在选举中表现出来。然而,如果上次不是特朗普当选,抗疫形势是不是更好一些呢?有可能,但不会好的很多,因为西方国家抗疫不成功的不止美国一个。那种认为抗疫效果与制度无关的观点说服力是不强的。
    
(延伸阅读:福山怎么看疫情与政治秩序

美国人如果认真面对抗疫与民主的关系,就需要对美国民主的价值体系、制度框架、运行机制和经济基础进行全面的反思。

就价值体系来说,“个人自由”是这个体系的内核,具有至高无上,不可辩驳的地位。为其辩护的理由不只是“利益”维度,更有“道德”维度。“不自由,勿宁死”是多么的鼓舞人心!然而,基于个人自由的这种道德迷思走过了头,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就难以维系,甚至威胁到人类生存本身。在新冠疫情中,以自由之名不戴口罩,不仅威胁了他人的生命,也让自己的生命处于不必要的风险之中。美国人对价值观的反思不是要放弃个人自由,这也不可能,而是要反思个人自由的“限度”,清晰地区分“生命”与“自由”的价值,把生命置于自由之上,而且在政治层面强调生命的共同维护的重要性。就民主本身的含义来说,“人民的公共利益”这一罗马传统如何内含进来,修正熊彼特式定义,也是美国政治学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美国的民主理论需要真正地往前走一步了。

就制度框架来说,美国的分权体系尽管受到一些政治学者的诟病,但其宪法规定的基本框架是难以撼动的。在面临重大经济社会危机时,美国政治制度的确难以产生合适的变革方案。美国历史上克服这一弊病的办法就是强化总统权力,从立国到现在,美国渐渐偏离了所谓平衡的三权分立,而是真正形成了以总统为中心的总统制。抛开违法违规嫌疑,就强化总统权力来说,特朗普并非是离经叛道者,而是在已有的制度变革的轨道上往前又走了一步。如果今后的美国感受到国内外的挑战越来越大,这种趋势还会继续下去,联邦关系也会有所调整。

就运行机制来说,无论制度上如何配置权力,政治运行起来都要涉及具体的决策和执行机制。尤其是决策机制,对于所谓民主运行的质量,起着关键的作用。美国民主决策机制中科学因素与民意因素一直处于不确定的互动中,所谓政治的智慧就是要在其中保持一种平衡。然而,就过去的总体趋势而言,民意因素逐渐压倒科学因素,这是选举政治不断强化使然,竞争越激烈,越是如此。决策中的“反智主义”是民意因素不断强化,走向偏执的结果,专家的意见越来越容易受到质疑。迎合民意的政客也有意地显示自己的观点与专家不同。结果,在政治运行过程中,西方文明中的“科学”与“民主”渐行渐远。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做一结论。在现代的非政治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科技的力量几乎起着支配性作用,而这种力量又大体控制在少数人手里,大众总体上处于被支配地位。对于后者来说,似乎选举政治提供了难得的避免科技支配的机会,无论自己的意见多么的不科学,但在兑现为选票上,与科学的意见似乎没什么差别。

就经济基础来说,这次新冠疫情让人深刻地体会到“资本”与“人民”的关系,人民尽管可以用选票影响到政客的言行,但政策的制定总体上是偏向资本的。资本的天性在危机中暴露无疑,民众的生命屈从于经济的利益。当然,民众的就业需求与生命安全也是一对矛盾,但在疫情深重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复工复产的主要力量不是民众的力量,而是资本的力量。在复工复产导致疫情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美国已无力量为了拯救民众的生命而去踩经济的刹车,资本控制下的复工复产只会向前推进,对疫情的控制似乎只有寄希望于其自然消失或疫苗的尽快产生。如果抛开特朗普因素,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关系通过疫情而更加真实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媒体所支配的话语无法真正推动这种反思走向深入。

对于中国人来说,又是另一番话语风景。因为这次疫情,批评美国民主变得更加容易。其实用不着理论工作者去批评,广大网民就把美国民主骂倒了。中国的优势似乎通过疫情而得到更好的确证,有人称此为“心胜”,倒也比较贴切。

如果这是一种胜利的话,是“中国民主”相对于“美国民主”的胜利吗?大部分学者不会这么说,官方也没有这么说,只是强调制度优势,而且是强调集中统一的优势,或者说民主集中制中“集中”的优势,與论中“民主优势”的说法很少出现。

然而,这与“民主”真的没有关系吗?很多人不愿说,而想说的不一定说得清。在中国的价值体系中,对他人和公共的关怀一直高于对个人和私自的关怀。这个是三千年一脉相承的,即使是现代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基本的价值排序依然没有改变。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可以概括为“一心开二门”,“仁心”开出“天下为公”的政治之门和“推己及人”的社会之门。这两扇门通过“马克思主义”而批判地接通西方现代文明,从而成就现代中国之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以“新仁义”传承着过去,以“新自由”拓展着现代,以“新发展”连通着未来。中国的民主价值只有在这个过去-现代-未来的价值体系中才能得以更好地理解。这种民主首先把对他人和公共的关怀,尤其是对人民生命的关怀挺在前面,这就是实现“人民根本利益”这种新仁义观的核心含义。这是一种“负责”的民主观,所谓“仁护民主”也是取此之义。在这种民主观下,中国引入了更加积极的自由价值,它强调更广泛的人群在更广泛领域中的不受支配和压迫,不断扩展行为的可能性空间。在美国式表达中,自由放在民主之前,在中国式表达中,民主放在自由之前,很多人不清楚其中的缘由。在中国,民主是自由的基础,至少理论上是如此,民主可由仁义直通出来,这与牟宗三所说的不一样,自由则由仁义放置进来,两种方式也不一样。中国的“自由观”一面通着仁义,一面通着发展,后者不是中国的传统,也不是西方的主流,而是马克思的洞见,“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个很好的表达,一个人的身心得到发展之后才能更好地拥有、体会和运用自由,这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尤为重要。

然而,中国民主的价值不等于中国民主的实践。那种把现实中的一些做法固化为中国民主模式的说辞是有问题的。所谓政道思维的核心是目标思维,当今中国的大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是“双重转型”的目标,民主中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是正在或有待实现的目标,而非既存的现实,尽管现实中已经显示出两种成份。无论在制度框架,还是在运行机制上,中国民主都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还不宜以某种模式固定之。刻意固化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大的制度框架上,现在更多地强调稳定,未来肯定是要发展,而且会更多地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现在则很难做清晰的判断或预测。就运行机制而言,我们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克服熊彼特所批评的毛病,那就是某种民主缺乏一种机制去“发现”人民根本利益,并且“纠正”对这种利益的偏离。在中国,相对而言,“发现”机制已有较多的发展,概括起来,就是“一制开两线”:“民主集中制”之下开出选贤与能的“干部路线”和双向沟通的“群众路线”。然而“纠正”机制还比较贫乏,“民心向背”之下缺乏有力的机制去纠正对人民根本利益的偏离。尽管如有的学者所说,“民意”不同于“民心”,但离开民意,民心又何以显现呢?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民主需要发展出更好地通过“民意”显现“民心”的机制。这种纠偏机制无论对于现实的稳定发展还是远期的民主目标都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是“两线”机制,现在也面临很大挑战,如何保证选出来的干部是“贤能”的,如何保证做出来的决策是“心服”的,在年轻一代或几代的中国人面前,还有很多很多的功课要做。我们在建议美国人反思自己的民主问题时,也要实事求是地正视自身的民主问题。选拔出来的一些公仆蜕变为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官老爷,这是建国之后一直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等级之网,居于等级末梢的人民缺少尊严感,合法权益难以得到维护,人性光辉难以得到释放。人民共和国所承诺的“主人翁”地位缺乏有力的机制予以保障,“主人翁”的感觉依然淡薄。中国的学者在笑批国外的民粹主义时,也需要想到,一旦中国老百姓的平民政治意识再度觉醒,治理者该如何应对?在今天的中国,内部的发展与外部的威胁实际上压缩了民粹主义发挥的空间,也冲淡了对民主问题思考的迫切性。但是,负责任的政治学者需要在别人放缓思考的时候加紧研究这个问题,尤其是切合实际的民主实现机制问题。

中国民主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似乎某种主流的解释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民主政治的发展,其实这就是西方的主流思维,目前的智能机器人可以写出很多这样的文章。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有人一提到社会主义,就想起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想不起民主的什么事。依循民主在自由之前的逻辑,社会主义也在市场经济之前,我们需要在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的框架中去思考市场经济的问题,只有如此,才能让市场经济成为真正造益人民而不是压榨人民的经济。中国不仅要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下功夫,还要在私有财产和市场秩序的公共性上下功夫,让经济为不断发展的人服务,而不是让人为物化的经济服务。

如此,我们可以很显明地看出中美民主的差别,但不是过多地看出二者的对立。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可以包容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并在自己的价值体系中予以改造和转化,使之更负责任,与人类文明之永续更加相容。如果基于价值观的差异而夸大中美冲突,不仅是没想明白,而且是不负责任,对人类未来是很危险的。很多的美国人在这么做,中国人只有跳出这种危险的圈套,才能给本国和人类开辟更加光明的未来。(作者为储建国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发布时间:2020年07月22日 来源时间:2020年0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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