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新闻
当前位置:首页>人物新闻

余智:疫情:去全球化、去美国化、去中国化、阵营化?

作者:余智   来源:中美印象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内容提要】随着全球疫情加剧,关于疫情是否会、将如何导致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讨论纷至沓来。其中,有三种观点尤其引入注目:一是“去全球化”,认为疫情将加剧全球化趋势的逆转甚至终结;二是“去美国化”,认为疫情将导致美国领导地位的衰落;三是“去中国化”与“阵营化”,认为疫情将加剧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与中国“脱钩”,进而导致世界经济分为以美国、中国分别为首的两大阵营。笔者认为:“去全球化”、“去美国化”、“去中国化”(“阵营化”)这三种观点都有夸大倾向,“去美国化”的观点尤其误判形势;但全球化在近期内转向有限“去中国化”(“阵营化”)的可能性的确较大,中长期内如何发展则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战略选择。

【说明】本文是作者在2020年5-6月份就“疫情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这一主题在《FT中文网》与《联合早报》发表的四篇评论的合集。这四篇评论在“中美印象网”也已经先后发布(分别对应于本文的第一、二、三、四部分):

(1)点击链接:“去全球化”言过其实

(2)点击链接:疫情会冲击美国领导地位吗?

(3)点击链接:疫情会加剧中西脱钩与阵营化吗?

(4)点击链接:全球化未来取决于中国的战略选择

今年3月以来,新冠疫情在始发地中国得到控制,但却在全球特别是欧洲与美国加速蔓延,何时能够得到完全控制尚不明朗。市场普遍预期,此次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将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在逼近1929年的大萧条。随着全球疫情加剧,关于疫情是否会、将如何导致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讨论纷至沓来。

其中,有三种观点尤其引入注目:一是“去全球化”,认为疫情将加剧全球化趋势的逆转甚至终结;二是“去美国化”,认为疫情将导致美国领导地位的衰落;三是“去中国化”与“阵营化”,认为疫情将加剧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与中国“脱钩”,进而导致世界经济分为以美国、中国分别为首的两大阵营。

笔者认为:“去全球化”、“去美国化”、“去中国化”(“阵营化”)这三种观点都有夸大倾向,“去美国化”的观点尤其误判形势;但全球化在近期内转向有限“去中国化”(“阵营化”)的可能性的确较大,中长期内如何发展则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战略选择。

一、“去全球化”的观点有显著夸大倾向

(一)“去全球化”观点的主要依据与逻辑

“全球化”是指由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为主要特征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近现代历史上的全球化,大致有三个阶段:一是1846-1914年国际贸易发展的黄金时期;二是二战结束至1970年代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内部国际贸易与投资大发展,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内部的贸易与投资合作并存时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而是阵营化;三是1980年代至今,中国、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相继进行经济转型,加入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经济体系而形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形成为主要特征。

“去全球化”观点的主要依据与逻辑是:随着全球疫情加剧,各国纷纷开始为阻止境外疫情流入而开始“闭关锁国”,并重新考虑原有的产业链全球布局;多个发达国家领导人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要大力降低对外国经济的依赖性,强化本国经济的“自主”性;部分国家还可能因疫情后的纠纷,撤回在对方的企业;因此,最近几年开始的“逆全球化”趋势会加剧,甚至会导致本轮全球化的终结。这种观点在网络上比较普遍,代表性人物有在法国任教的华裔学者张伦教授等。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有显著的夸大倾向。

(二)疫情导致的“闭关锁国”只是短期现象

疫情是一种自然灾害,尽管其中有很大的人祸因素。它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主要国家对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能为本国国民带来巨大福祉的基本认知。在疫情结束之后,各国之间对于人员旅行的管控、对于防疫物资的临时出口限制,都会自然放开;其它各种受疫情影响的贸易与投资往来,也会得到恢复甚至强劲反弹。

(三)疫情导致的产业链区域重组只是有限的、结构性的

首先,疫情后很多国家可能的确会鼓励关系本国民众健康与民生安全的部分产业的部分企业从国外迁回国内,但这方面的行业数量在整个经济中的比例是极为有限的。而且,世界主要经济体绝大部分是市场经济体,企业会从自身经济效益角度考虑其生产布局;各国政府不可能强制所有海外企业进行不符合其利益的转换,也不可能提供足够的补偿来帮助其进行转换。

其次,即使是关系本国民众健康与民生安全的产业,绝大部分国家的政府也不会强制或鼓励所有海外相关企业都迁回国内。政府更理智的选择是,在类似于疫情这样的危机发生后,通过实施紧急状态,命令国内相关企业在短期内转产生产必要产品,如同美国此次疫情中的做法一样。而这些产品并非是高技术产品,不难生产。政府不必要为了防范危机,而将危机期间的一些做法常态化,强制或鼓励相关企业只在国内生产、不在国外布局。

再次,部分国家的政府,基于疫情后与它国之间的纠纷,的确可能会采取措施,强制或鼓励本国在对方的企业(包括但不限于关系本国民众健康与民生安全的产业)迁出,以防止可能的风险。这种情况会主要发生在疫情首发国中国与其它国家之间(笔者也认可这种可能性,下文“去中国化”、“阵营化”部分将详细讨论这一问题),而非在所有国家之间,因而是有限的。而这些企业也不一定是迁回本国,而可能迁往其它国家。后者属于全球化的区域结构性调整,而非全球化的逆转。

如前所述,1980年代以来的“本轮全球化”,不仅包括中国、而且包括前苏联与东欧国家加入全球化阵营,而后者的全球化参与,并不会受到此次疫情的根本影响。因此,即使像张伦教授那样,将“疫情导致逆全球化乃至全球化终结”这一判断,严格限定在“本轮全球化”的范围内,也有夸大倾向。

(四)过去几年关于“逆全球化”的讨论本身就有夸大倾向

关于“逆全球化”的讨论并非始于本次疫情,而是过去几年来就已普遍存在。它主要是指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与世界各国之间频繁爆发贸易纠纷,包括与其众多盟友以及中国之间。但这种观点本身有夸大倾向。

首先,美国挑起贸易纠纷的目的,并不是实施贸易保护、逆全球化,而是如特朗普自己所宣称的,认为原有的贸易格局对美国不平等(美国在二战后对其它国家的开放程度一直高于它国对美国的开放程度),因而要通过关税等贸易保护大棒,迫使其它国家对美实行更大程度的开放,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为目标,最终实现各方的平等开放与全球化。

其次,从贸易纠纷的结果看,美国与除了中国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政策威胁或短暂的贸易战,最后都基本和平解决了,而且的确促进了其它国家开放程度的提高,而美国的开放程度也没有降低。从美国与这些国家的相互关系看,这些贸易纠纷推动了全球化水平的提高。

再次,尽管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纠纷虽然还没有彻底解决,双方还保留了较多的高关税,但也已经通过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中国的开放程度。而与中国贸易纠纷导致的双方与其它国家贸易与投资往来的加强,也属于上面提到的全球化的区域结构性调整,而非“逆全球化”(下文“去中国化”与“阵营化”部分将继续探讨这一问题)。

二、“去美国化”的观点属于误判形势

(一)“去美国化”观点的主要依据与逻辑

“去美国化”观点的主要依据与逻辑是:美国在此次疫情中应对不力,不仅没有在世界上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反而成为受疫情冲击最厉害的国家,其威信与实力都受到巨大冲击,疫情后的世界领导力会受到极大削弱,甚至可能开始逐步让位于抗疫效果良好、并已经开始对外提供帮助的中国。

这种观点,以美国《外交》杂志前不久发表的坎贝尔与多西的文章为代表;当然,该文并未做这种断言,只是提出了这种可能性及其发生的一些条件。但这种观点在网络上受到部分中国民众的追捧。一些民众甚至完全忽略了原文提出的前提条件,认为这一趋势必然发生。笔者认为,这种判断完全是误判形势。

(二)美国的应对失策是政府问题而非体制问题

美国此次成为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国家,特朗普政府的应对失策,的确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媒体特别是《华盛顿邮报》的长篇报道,反对派的众多批评,以及众多学者(包括张伦教授)的访谈,对此都有详细分析,包括:粗心大意,低估了病毒的传染性与危害;只关注了对中国的正面防控,而没有注意防范从欧洲转输的疫情,“马奇诺防线”从后方被攻破;过分关注政治争斗,将疫情警报指责为反对派的政治操作;等等。此外,民众的大意与不配合,也是政府应对失策之外的重要因素。

但是,美国政府的应对失策问题,属于特朗普政府的认识问题与工作失误,而不能归结为美国体制的失败。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福山教授也指出了这一点。相反地,美国体制的强大之处之一,就在于其及时的纠错能力。现在,疫情已经引起美国举国上下的高度重视,紧急状态已经被启动,各项战疫措施快速到位,包括加强病毒感染的检测与隔离、切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加紧防控物资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加上美国强大的医疗科技实力,战胜疫情是迟早的事情。

对比起来看,中国疫情早期失控的根源 –对信息的刻意隐瞒与对医生言论的打压,则带有鲜明的“维稳”考量与体制色彩。笔者在《中国应改变“内紧外松”的危机应对体制》(《联合早报》,2020年3月17日)对此有详细分析。而中国官方对李文亮医生事件的调查处理结果,以及在疫情期间仍然加强言论管控的一些做法,说明其体制顽疾并未得到应有反思与改变。

(三)美国的领导威信不会由于疫情受到大幅削弱

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与经济方面,通过其自身以及与盟友的联合行为,以及在联合国安理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中的强有力领导地位而实现。在包括气候变化、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等社会领域,美国尽管也扮演重要角色,但其领导色彩比在政治、军事与经济方面,本来就要弱很多,在相关国际组织中的领导作用也要弱很多。

特别是,此次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与世界卫生组织特殊是其总干事谭德塞的表现密切相关。现在,国际社会很多国家(包括但不限于西方发达国家),都认为世界卫生组织与谭德塞对疫情反映迟缓,迟迟不宣布疫情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宣布后又声言不建议(甚至反对)对中国实行旅行管控,对疫情在欧洲的蔓延并最终冲击美国,负有很大责任。

国际社会已有超过百万人联署督促谭德塞下台。近日特朗普更与谭德塞隔空交火,美国参议院领袖更是声明将谭德塞的去职与美国对世卫组织的拨款直接挂钩。更重要的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认为世卫组织与谭德塞的问题,在于其受到了中国的影响,甚至将其与中国对世卫组织、对谭德塞本人祖国埃塞俄比亚的援助联系在了一起。美国更声言将对世卫组织与谭德塞个人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展开调查。

所有这些,叠加中国官方有关部门在疫情初期的表现,都会导致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威信受到重创,并抵消疫情对美国领导威信的不利影响,甚至会使美国的领导威信会得到相对增强,对世卫组织的影响力得到提高。

(四)美国的领导实力不会由于疫情受到大幅削弱

目前,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尚不能准确评估。但如前所述,这次疫情是一次自然灾害,而不是2008年金融危机、1929年大萧条那样由其经济系统自身的问题带来的。美国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态势良好,而且自身经济基础好、科技实力强大。即使本次疫情给其带来的短期影响超过前面两次危机,其对经济的长远影响也应该没有1929年大萧条那么大。

即使是前两次那样由经济系统自身问题带来、发端于美国自身的经济危机,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领导实力。而且,此次疫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影响都是很大的,比较均匀;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主要经济体与美国的经济实力的差距本来就较大。因此,本次疫情危机不会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领导实力。

综上所述,那种基于美国抗疫的一时失策,以及中国后期抗疫的有效,认为此次疫情将会导致美国领导地位下降、甚至会导致“去美国化”的观点,以及认为中国将借此机会取代美国领导地位、或者相对于美国的领导力会上升的观点,属于典型的误判形势。下文“去中国化”与“阵营化”部分将进一步探讨后一种观点的错误。

三、有限“去中国化”与“阵营化”的近期可能性的确较大

(一)“去中国化”与“阵营化”观点的主要依据与逻辑

“去中国化”与“阵营化”观点的主要依据与逻辑如下。

在很多国家看来:此次新冠疫情由中国发端(尽管病毒来源尚不清楚),且中国有关部门在疫情早期隐瞒信息、打压“吹哨人”,错失疫情控制最佳时期,导致疫情大爆发,并迅速向世界外溢;同时通过影响世卫组织,对外发出错误信号,影响了世界各国疫情防控。因此,疫情导致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怨气上升。已有很多国家相关机构对中国提出索赔诉求。疫情结束后,围绕索赔问题引起的中外摩擦会迅速上升,并可能导致中国与部分国家出现“脱钩”风险。

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美欧日发达国家,会认为中国以政府掌控为核心特色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仅对全球政治与经济构成威胁,更会对全球民众的健康与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它们会基于“国家与国民安全”的考虑,加速中美贸易战以来与中国经济的“脱钩”步伐,形成排斥中国(“去中国化”)、以美国与其它西方国家为阵营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不得不联合亚非拉、“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加强这些国家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这样,世界就会形成以美国、中国分别为首的两大政治、经济阵营(集团)。“全球化”将会演变为“阵营化”与“集团化”,或者说是两大阵营(集团)内部的全球化,类似于二战后东西方阵营各自为阵的状态,或称“冷战2.0版”。

上述可能性,以中国著名财经平台“格隆汇”最早提出疫情可能导致“怨情坑”与“去中国化”为开端,然后由部分学者与评论人士发展为“阵营化”。实际上,中国官方乃至高层也已经感受到这种压力。中国著名官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最近发表评论,认为疫情结束后中国可能面临较大的外部压力。而中国最高领导人在最近的讲话中也提到,中国要做好在较长时间内应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准备。

笔者认为:“去中国化”与“阵营化”的观点及其依据与逻辑,有一定的道理,近期内的可能性的确存在,但也有夸大倾向;更现实的一种可能性,是出现有限的“去中国化”与“阵营化”。在这方面,笔者的看法,与美国华裔学者文贯中教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的看法比较接近,下面展开具体论述。

(二)“去中国化”的近期可能性与有限性

1.可能性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矛盾由来已久,核心是中国实行并坚持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西方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与美欧日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西方称为“自由资本主义”),存在深层冲突。这是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的源头,也是美欧日三方针对中国经济的“非市场导向”发表七次联合声明的原因。

在近期内,看不到中国有改变这种经济发展体制的强烈意愿,因为其中牵涉到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与意识形态考量。同时,最近几年中国发生的政治与外交方面的变化,明显不符合西方的期待,美国高官已多次对此进行明确宣示。这两方面,都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必然考量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将经济上的“国家安全性”放在重要位置,促进双方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脱钩”。

这样的“脱钩”进程,在疫情之前的中美贸易战期间即已开始。疫情,只是从两方面加剧了西方的“脱钩”意图:一是疫情初期的中方表现,使西方加剧了对中国体制的排斥程度,认为其对西方的“威胁”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层面,也表现在卫生健康层面,因此“脱钩”有助于维护其“国家政治与经济安全”,甚至“国民生命健康安全”;二是中西方由于疫情责任问题产生争端,疫情后围绕索赔问题可能产生纠纷,使得“脱钩”有助于维护其“财产安全”。

因此,疫情几乎必然加剧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脱钩”进程,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大与中国在高新技术产业的“脱钩”。疫情期间,美国就已经加大了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打压的力度,禁止使用美国芯片的外国企业将芯片卖给华为,并计划取消中国电信在美业务许可。二是加大与中国医疗产业的“脱钩”,鼓励美国相关企业迁回本土或其它国家。三是加大与中国其它产业的“脱钩”。最近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洛德建议,对美国企业迁出中国的相关成本从税收方面给予支持。疫情结束后,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脱钩”将进一步加剧。

值得关注的是,不仅西方发达国家,而且部分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等),也有不少机构与政治人物,就疫情对中国提出索赔诉求。而一些非洲国家也提出中国应该减免其债务,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索赔。最近一些非洲国家,因在华非洲人在中国疫情期间遇到的一些问题,与中国产生外交纠纷。这些矛盾将来是否会导致双方经济关系受损,并进而产生一定的“脱钩”风险,也值得注意。

2.有限性

自从中国19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与西方经济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双方各自发挥比较优势,通过生产分工、跨国资源配置与国际贸易等多种形式,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目前阶段,中国的很多优势,特别是产业链齐全的优势,暂时还不能被其它发展中国家完全取代。而西方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优势,对中国更是无可替代的。

因此,西方与中国完全脱钩,既不符合西方的利益,更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西方可能做的,而且会做的,是在一些关系军事、政治与民生安全的行业与中国有限、局部脱钩。这些领域,与高新技术是交叉、但非等价关系。这种脱钩,其实是中方不希望看到,但又无可奈何、无法阻止的。在其它的一般领域,双方,至少是西方企业,都有意愿继续维持合作关系。即使西方国家政府鼓励其企业从中国撤出,并为其承担部分费用,也会有不少企业会选择留在中国。

至于因疫情与中国产生龌龊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即使因矛盾恶化而产生经济纠纷,其“脱钩”的规模更会是有限的,特别是由于很多国家还依赖于中国的援助。估计中国可能会以某些方面的安抚措施予以化解。

应该说明,“脱钩”有限性的判断是基于中西方关系的现状。但任何现状都是可以改变的。未来中西方的“脱钩”是否会从局部、有限性向全面转化?这取决于中西方政治关系的演变。如果双方政治关系极端恶化,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这里的关键是,中方相对于西方的比较优势,技术原创性较弱,而主要来自于廉价劳动力、资源、低技术加工等方面,这是其它发展中国家可以逐步替代的;而西方相对于中方的比较优势,技术原创性较强,是其它国家难以替代的。

基于此,如果双方关系持续恶化,西方更有能力与中方“脱钩”。正因为如此,在舆论场上,西方国家内部敢于公开提出“脱钩”主张;而中国政府官员的表态,以及官方主导的舆论,却总是极力反对与指责“脱钩”。这实际是双方实力对比的反映。

(三)“阵营化”的近期可能性与有限性

1.可能性

首先,从西方角度看。美国与其它西方国家不仅在政治、军事上是牢固的同盟关系,而且在经济体制上都坚持自由市场体制,高度趋同。这两方面,都与中国存在巨大区别。这也就是虽然它们内部也有诸多矛盾,但在对待中国时却总是高度一致的原因。

在中美贸易战期间,美国已经试图拉拢其盟友,围堵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并取得了众多盟友的支持,已经俨然形成同盟。此前,英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对华为的态度还是比较暧昧的。但此次疫情重创英国等众多西方国家之后,这些国家很可能改变态度,更加坚定地与美国站在一起,对华为与其它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同一立场。

其次,从中国角度看。其主观意愿是极其不情愿与西方形成敌对阵营的。但由于其坚持不同于西方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并且希望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世界领导地位,由此必然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围堵。在这种背景下,其必然的政策选择,就是不断强化自己前些年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加强与周边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形成另一个经贸阵营。

2.有限性

如前所述,西方国家与中国各自的比较优势,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互补性,在近期内不会完全消失。双方的脱钩是有限、局部的,而非全局性的。也就是说,西方阵营中的成员,与中方不会断绝经贸往来。更重要的是,近期内中国不太可能建立一个强大的、与西方对抗或隔绝的政治或经济阵营。

首先,旧冷战结束后,前苏联、东欧国家政治、经济体制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与西方基本融合。目前,世界上与中国政经体制高度一致的国家,已经屈指可数。尽管俄罗斯一直与西方关系不和睦,但其政经体制更接近西方而非中国。其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本质上是策略上的抱团取暖,而非建立在价值观与体制之上的同盟关系(即使前苏联与中国体制一致时,两者的同盟关系也是短暂的)。而且,其经济实力已经一落千丈,根本不足与中国形成强大的经济同盟。

其次,中国主导的国际合作项目与组织,如“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组织等,其成员国很多都是西方的盟友(如中亚国家、印度、巴西),或者是中立国家。即使它们强化与中方的经济合作,也不可能因此疏远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尤其是经贸往来,而且,如前所述,这些组织中的很多国家,已经因疫情与中国发生了矛盾与分歧。

再次,如果中国与西方阵营发生严重经济冲突与对抗,而导致中国的经济盟友不得不选边站,无论从价值观还是利益上看,除了极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都会选择站在西方阵营,除非中国提供异乎寻常的经济援助。但一旦中国走上与整个西方对抗的道路,其出口换汇能力会受到巨大冲击,因此对外援助能力的持久性会受到严重考验。

总之,“阵营化”的有限性,既体现在西方阵营与中国脱钩的有限性,也体现在中方阵营内部成员与西方阵营的紧密联系,而且阵营自身是不稳固的。旧冷战时期那样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的隔绝甚至对抗,不仅在政治军事方面不可能,在经济方面也不可能。

四、“全球化”的中长期发展取决于中国的战略选择

(一)中国的战略选择是决定“全球化”未来走向的核心因素

从中长期看,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将会如何发展?“全球化”的未来命运如何?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大势进行预测,本身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是由于,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太多,既有客观、外部因素,也有主观、内部因素。

笔者认为:决定中国是否能继续融入全球化的关键与核心因素,不是中国的客观外部因素 –外部世界有意愿接纳中国、并对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并承担更大领导责任的方式有一定期待,而是中国的主观内部因素,即中国自身的战略选择–以何种方式融入国际社会并承担更大领导责任。

笔者同时认为:中国自身的战略选择,不仅将直接决定中国是否继续融入全球化,也将决定全球化的未来。这是由于:一方面,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而具备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的潜质,以及决定未来世界格局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国是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存在巨大体制差异性的唯一经济体,因而其选择将直接决定未来世界的基本格局。

之所以说外部世界有意愿接纳中国,是因为过去七十年特别是最近四十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外部世界的接纳,也是伴随着期待的。不同国家,对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承担更大领导责任的方式,肯定有着不同的期待。国际主流社会的期待,主要是三方面:一是经济运行方式更加市场化,二是社会管治方式更加开放化,三是对外交往更多地奉行国际主流价值观。

上述第三个方面(外交),实际上是前两个方面(内政)的延伸。不少人认为,一国的内政与外交,应该严格分开。但实际上,一国内政与外交是密不可分的:外交既是内政的延伸,也会反过来影响内政。这既是政治学理论的基本常识,也是历史与现实的真实写照。

国际主流社会的这些期待,在1970年代末中美建交时,虽然没有明显表露出来,但与中国当时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与邓小平当时对美国与日本的划时代访问,是“不谋而合”的。1990年代末与2000年代初,克林顿政府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则公开表达了这些期待。

过去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国际主流社会的意愿、期待与中国自身的意愿、选择相互磨合的进程。两方面磨合得越好,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整体关系就越融洽,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就越顺畅。反之亦然。

在中美关系遭遇严重挫折的2018年,面对中国社会质疑“美国打压中国崛起”的声音,美国副总统彭斯与其它美国官员,一再重申美国不反对中国崛起,而是希望中国朝着它期待的方向崛起。其言下之意非常明确:美国当前对中国的一些打压,是由于中国的发展方向不符合它的期待。

中国现在面临的关键问题是:经历了四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之后,中国官民双方对于国际主流社会的期待、过去四十年成就的核心来源、下一步该怎么走,到底应该具备怎样的认知?

如果中国认为国际主流社会的期待是正确的,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成绩是积极借鉴国际主流社会通行做法、改革自己的原有弊端带来的,那么下一步的路径选择,就是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实现自己的繁荣与富强,并按照国际主流社会期待的方式,承担更大的国际领导责任。

相反地,如果中国认为国际主流社会的期待本身就是不合理的,甚至国际主流社会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都是不合理的,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成绩来自于坚持自己的一些特殊做法、并巧妙利用了外部资源,那么下一步的路径选择就是坚持自己的特殊做法,甚至利用过去四十年逐步积累的实力,将自己的一些特殊做法推广到外部世界,挑战并改变自己认为不合理的现有国际秩序,争取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承担更大的国际领导责任。

以上两种不同的认知与路径选择,在中国官方与民间,都有广泛的基础。哪一种认知、哪一种路径选择,是方向正确并现实可行的,会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更加融洽,会使中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并承担更大的领导责任,会更加有利于中国自身与全世界呢?过去两年的中国外交与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已经为国人提出了这个严肃的问题。而此次的新冠疫情,只不过是再次将这个问题,以更加紧迫的方式,提到了国人面前。

中国怎么走?全球化何去何从?不是取决于世界,而是取决于中国。球,在中国这一方。

(二)从中长期看“全球化”进程一定会重回正常轨道

笔者希望并相信,在中长期范围内,中国会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克服近期的有限“去中国化”、“阵营化”倾向,促使中国重新融入全球化进程,推动“全球化”重回原来的正常轨道。这一判断的基本依据,既在于“全球化”自身的内在合理性,更在于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发展方向的不可逆性,以及自我调节能力的提升。

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不仅解放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众生活水平的飞跃式提高,也解放了中国社会的思想,促进了社会认识水平的提升。四十年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带来的中国发展进步的大方向、大趋势,不会得到根本改变。尽管阻碍这种发展大势的因素不少,但推动这种大势、制约各种阻碍因素的内部、外部力量依然非常强大,一定会共同推动中国最终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

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国的战略选择不正确,一定会带来经济的恶化与社会的不稳定,而政府不能承受这种情况的无限发展,必须采取措施进行调节,使发展大势回到正确轨道。典型事实至少包括以下两个:一是前几年某些方面的发展变化导致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困难,最终导致国家领导层分别在2018年与2019年底重申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性,并密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二是中美贸易谈判虽然历经波折,但最后还是以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而暂时止损。

总之,从中长期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不会发生根本动摇,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不会发生根本逆转,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进程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根本逆转。这一过程可能会因一时的因素而受到阻碍,但终究会雨过天晴,回到正确的轨道。

文贯中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一种担忧:如果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持续恶化,会错过现代化的窗口期,这是由于,双方关系恶化导致的产业链迁出,之后就很难再回来。这一担忧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但笔者认为也不必过于担心这一问题:每个阶段各国发展的比较优势都不相同,到时中国一定会发现自己新的比较优势,找到自己在全球化与全球产业链中的新的合适位置。

但这并非是说,我们不必在意短期内被排斥于世界主流体系之外。任何不必要的成本都是应该避免的。中国如果能通过正确的战略选择,始终保持在世界主流体系之内,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何乐而不为呢?为何偏偏要选择走弯路呢?“创造”本不应有的困难,再来加以“克服”,不是智者所为。

最后,很多人可能会问,笔者所说的“中长期”到底是指多长时间?对此,笔者无法准确回答。但粗略判断,中国近期内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不会超过15年。当然,笔者希望这一时间越短越好,以缩短中国经济发展的阵痛。希望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与“全球化”进程,尽快恢复到正常轨道,推动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发展,提高中国与世界人民的福祉。     【作者为中国经济学教授】

发布时间:2020年07月01日 来源时间:2020年07月01日
分享到:

留 言

网友留言为中美印象网网友个人的看法和感受,不代表本站观点

人物新闻
微博WEIBO

中美印象
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