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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朝辉:谈谈中美抗疫的适度哲学

作者:洪朝辉   来源:中美印象   放大  缩小

【编者按:洪朝辉教授的文章为我们思考中美抗疫的奇特过程提供了新的参考坐标。洪教授的结论更逼迫我们思考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国家、人与人及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任何无知和因为无知而引发的无畏都会使得这些关系失衡和失态,并因此把人、国家和自然逼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洪教授说,中美抗疫的得失要求"我们探讨人性共同的劣根性。这种共同是指超国界、超文化、超制度的共同性,这种劣根是包括你我他所固有的人性、人心和人品的缺陷"。他还说,"我们都说从这次大疫,看到制度很重要,文化也很重要,但执行制度、提升文化的主力是人,是人性、人道和人品;我们还说,从大疫的治理看出领导力很重要,但领导力的有效发挥取决于被领导的民众素质和德性;我们更常说,好制度使坏人变好人,但坏人更会使好制度变坏。" 本文根据2020年5月10日作者在《纽约聊斋》第四期云沙龙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一)

目前,讨论全球疫情的焦点主要侧重在“五朵金花”:医学、经济、政治、心理和中美关系,但很少有人从人文的视角来讨论抗疫。其实,用人性和人文角度观察疫情的一大好处是,大家都别甩锅,特别是防止我们打着反极端的旗号而不知不觉地自己走极端,一种倾向往往掩盖另一种倾向。所以,我们有必要从中庸和适度哲学的角度,反思人性的共同缺陷和弱点。

2500年前,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系统论述了中庸与适度的哲学。但是,知难行更难,尤其在行动上始终如一地向中道与适度靠拢,难上加难。于是,2500年以来的战争冲突不断、人祸大难没完没了,这次的全球大疫,处处可见不及或过度所导致人祸灾难和人格分裂。

(二)

为了理性、平衡观察中美抗疫的特征,笔者将用四个案例作为样本,进行分析讨论。

案例一,中美两国早期防疫,普遍存在不及或迟钝,失去了最适度的防控窗口期。中国从12月下旬到1月下旬,错过了一个月;美国从一月中旬到3月中旬,错过了2个月。主要原因是出现了四种认知上的问题:一是不知(unknowing),不知真相,也不知这个新病毒的狡猾;二是无知(ignorance),有信息,但智商有限,不懂,知了等于不知;三是误知(misunderstanding & misinformation),有信息,也听懂了,但被误导;四是拒知(refuse to know),由于偏见与傲慢,拒绝知道,装睡!

由此也涉及到公共决策理论的四种状况:一是已知的已知,如人是一定会感冒的;二是已知的未知,如人不知道已知的感冒是否会害死人?三是未知的未知,即不知这个病是否是感冒?更不知这个不知的感冒是否会彻底消失、何时消失?四是不可知的未知,即那个未知的病毒,是不可能知道的病毒,而且也许永远不知道,因为人类目前可能只知道5%左右的物质,95%可能是暗物质、暗能量。世界越未知,越证明人类的无知。

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在疫情早期普遍的不及行为或不作为的倾向,是一种全人类共同的心理和反应,因为多数民众不能接受极端的限制人身自由的隔离政策,也不愿接受经济突然停摆而导致的大规模失业,而那些决策者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唯恐贸然行事,导致防疫措施的危害,大于疫情本身,于是就以为,无为胜过有为或乱为;不及,胜过适度或过度。

案例二,防疫过程中的过度防疫行为与过度开放行为。中国除了武汉市,其它地区的感染案例相对较少,但实行的封路、封桥、封小区的措施,其强度、长度和广度,史无前例。又如旧金山市长London Breed,在还没有发现一例确诊病例时,就在2月28日“冒天下之大不韪”,决定全市隔离。但在疫情期间,实施相对严格防疫措施的加州州长Gavin Newsom的民调,长期名列全国州长民意最高,高达83%,比疫情前增加了一倍以上(从41%到83%)。同时,在2020年5月10日,在美国各州疫情大都没有达到拐点之时,竟然有47个州在民意的压力下,决定部分放宽禁止令,有步骤地复工,似乎这是在用命来赌钱、用命来换自由。

由此表明,适度的防疫决策不能过度跟从民意。对于民意的评价程度也需要适度,不能以为多数民意支持的政策,一定是适度和正确的决策。

案例三,美国纽约处理90,000义务医生和护士的问题。根据Nicole Hong(洪芊芊)在2020年4月6日的《纽约时报》报道,90,000个来自外州甚至外国的医生护士志愿者,支援纽约市医院,但被批准上岗的人数只有908个(1%),因为纽约法律不承认外州医生的执照。这是明显的监管过度,守成有余,但其实也是一种不及,而不是过度,形左实右。

这里揭示三个重大的难题,第一,在非常时期,命大还是法大?后来,纽约州长被迫改了法律,允许外州医护人员上岗救人,于是第二个问题又来了:这种一人改法,是否给集权开了绿灯?何时何人可以再把法律改回来?紧接着是第三个问题:面对民众强烈甚至暴力要求复工,到底是法大还是民大?命大还是自由大?

对此,适度决策的出现有时需要强势决策者的“过度”作为,矫枉才能过正。

案例四,美国华人支援国内医护用品,表面上是一种适度反应,因为这不仅是一种政治正确,无私奉献,而且也是对物质不足的一种纠偏。但这种纠偏,明显缺乏理性。当时本人所在的群里就有人提出:一旦危机来到美国,我们的防护用品怎么解决?但立即遭到大家的口诛笔伐,但结果是被不幸而言中。我们寄给国内的医护用品是给浙江一个市的医院,但那个市一共只有10几例感染,估计我们这个群所贡献的物资就足够整个市所需。更奇葩的是,我们历经千辛万苦运去的物质,并不被需要,又被辛苦地送回美国,进入纽约的医院,这是极大的财力、精力、时间、情感的浪费。而且我们当初过度的“三光”作为:搜光、买光、运光,确实是后来美国民众不满中国的原因之一。

(三)

通过这次疫情的深度观察,使本人痛心的发现:人类的愚蠢真的没有底线,包括我自己,没有最蠢,只有更蠢。更可怕的是,智叟与愚公已经很难找到边界。指鹿为马本来是一种外力强制的结果,属于被逼无奈;但现在麻烦的是,我自觉自愿地把鹿当作马了,而且对这匹假马深信不疑,谁说它是假马,我就跟谁急,特别是还自责自己怎么会这么笨,当初怎么会将真马当作假鹿了呢。结果,是非颠倒、智愚难辨。

为了更好地理解适度哲学,我们似乎可以对著名的两条经济学经典曲线进行疫情新解。例如,拉弗曲线是1974年Arthur Laffer (拉弗)对民众纳税与国家收入的关系提出平衡解释,但利用拉弗曲线好像也可以解释今天中美两国开工与防疫的两难。如果防疫强度到极点,所有民众被隔离,那么经济将彻底死掉,大家就可能饿死;如果经济放开到极点,不进行任何防疫,那么大家有可能都病死。但如果防疫强度放松到A点,经济复苏程度就可恢复到B点;如果控疫强度继续放松到C,那么经济有可能复苏到D;最佳的适度点就是代表中点的E,疫情控制与经济复苏就能到达均衡,也就是最为适度,或者最佳范围是C、D、E这个区间(见下图)。


类似,1890年Alfred Marshall(马歇尔)所创造的供求曲线,也很有意义。这里的红线代表防疫强度正在不断减弱、下沉,而蓝线代表经济正在不断复苏、上升。一旦两者相交,就意味着防疫与开工达到均衡状态,类似Marshall所提的均衡价格(Equilibrium)(见下图)。

这两条经典曲线的共同意义是将适度的概念进行定量分析和曲线解释,值得为当前中美两国所面临的防疫与开工的两难,提供借鉴。

所以,寻找适度是一个不断纠错、试错的过程,今天美国各州的开工,也是在试错,一旦疫情有反弹,必须立即纠错,这其实就是在左右两端寻求适度。关键是要从错误中学会教训,不能没完没了的重复错误,像一个巨婴,永远长不大。

(四)

英国哲学家Russell(罗素)认为,“人类唯一的历史教训就是忘记了历史的教训”。德国哲学家Hegel (黑格尔) 则说,“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是我们从历史中什么也没有学到”。值此大疫,我们需要自问:人们对历史教训的健忘,是否过于关注形而下的急功近利,而忽略了直击人性深处的形而上的人文学?如果多从人、人性、人道、人文的角度去认识历史,把痛苦反思和反求诸己变成我们文化的一种DNA,是否能够帮助我们记住点教训?

同时,为什麽人们常说大灾大难是出现人文大家的黄金时期?例如,大乱的春秋战国出了诸子百家,长期不断的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出了希腊三大先知,14世纪的黑死病催生了文艺复兴,开始促使不少民众不再信神,从神性走向人性。《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Thomas Friedman(弗里德曼)提出这次疫情是划时代的,犹如二战,我们已将历史分为战前、战后,我们今后的历史分期就是疫前、疫后。其实,这次疫情对人类历史的改变比二战更甚,也许2019年是公元前一年,而2020年是公元一年,BC变成了Before COVID 19。人文学大家需要有使命感,争取迎接一个新轴心时代、新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

对此,本人以为病毒的哲学和哲学的病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公元元年”的课题。2500年以来,自然、动物、机器、科学,甚至宗教,越来越斗不过人类,于是就出现了今天这个超强的病毒,专门是来惩罚人类的贪婪、无知、傲慢和过度。例如,针对人类乱吃野生动物、乱玩生物实验,病毒就被赋予使命,出来惩罚人类;针对你对别国的疫情幸灾乐祸、隔岸观火,病毒就侵入你家;针对你急于庆功抗疫胜利,病毒就来个回马枪,促使复阳、长阳、无症状感染等闻所未闻的现象,层出不穷;针对你急于发明疫苗和神药,病毒就来个变异,让你前功尽弃;针对你急于开工,病毒就给你来个第二波爆发,甚至使你根本无法预期疫情何时结束。

但这次人类与病毒大战的哲学启示是,人要学会与任何病毒、动物、机器合作共生,不要奢望赢者通吃,要给病毒一定的生存空间,我要活,但不一定要你死,学会互相敬畏、互相妥协。同样,病毒不要太猖狂,不然,介于人与病毒的第三者上帝,就会出手惩罚病毒。

总之,我们今天需要侧重探讨人性共同的劣根性。这种共同是指超国界、超文化、超制度的共同性,这种劣根是包括你我他所固有的人性、人心和人品的缺陷。一旦侧重研究人性的共同弱点以后,就会产生三种积极效应:一是宽容他人的弱点,因为你我他在自利、追求利益最大化等问题上,没有本质不同;第二是学会反求诸己,自省自己的弱点,孟子名言:“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第三,最后寻求人类德性的进化与进步。

另外,我们都说从这次大疫,看到制度很重要,文化也很重要,但执行制度、提升文化的主力是人,是人性、人道和人品;我们还说,从大疫的治理看出领导力很重要,但领导力的有效发挥取决于被领导的民众素质和德性;我们更常说,好制度使坏人变好人,但坏人更会使好制度变坏。

最后,为了提倡适度文化、建立适度制度、规范适度言行,我们不仅需要开启民智,也需要提升决策者的心智,最后落实在当今的适度防疫和适度开工的双适度均衡。


初稿于2020年5月12日
【本文为《中美印象》原创。如有要转发,请联系《中美印象》授权:uscnpm2019@gmail.com。】

发布时间:2020年05月12日 来源时间:2020年0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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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3用户名: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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