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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尼·桑德斯——政治“局外人”的故事

作者:Fintan O’Toole   来源:澎湃新闻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编者按】随着伯尼.桑德斯和乔·拜登在民主党初选中的竞争逐渐白热化,人们也开始重新审视桑德斯的政治前景。曾一度被视作“局外人”的桑德斯究竟能否进入政治的主舞台,甚至入驻白宫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他激进的政治改革又能否得到选民的理解和支持?相信时间终会给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

2020年3月3日,在美国埃塞克斯章克申,联邦参
议员桑德斯发表讲话。新华社图
  竞选美国总统的意向声明有一种特殊的“制图法”(cartography)。一切都必需朝向华盛顿(就像在旧时的地图中,一切都朝向耶路撒冷那样)。但是视觉上来看,候选人应该与首都保持好一段“精神距离”(spiritual distance):候选人们应该来自堪萨斯州少年时代的房屋中(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在明尼苏达州的暴风雪中(艾米·克洛布查尔Amy Klobuchar)或在纽约市自己的大楼中(唐纳德·特朗普)。然而,在2015年4月30日,一个不太可能获得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在距离国会大厦只有几十码的一块空地上宣布了参选消息,大厦壮观的古典门廊框装裱了他新闻发布会的部分电视画面。实际上,这片空地被称为“参议院沼泽”,或者如官方新闻网站所命名的那样,叫它“沼泽”。华盛顿沼泽(Washington swamp)有了自己的名字了并成为了一个聚集地,而特朗普(借用了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话)则表示,这个地方必须被抽干。毫无疑问,一个希望领导一场反对当权派的叛乱的局外人,绝不会选择在这里开始他的革命。但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正是在这里首次坚定了自己的雄心壮志。直到此刻,他的言论仍在美国政界内引起共鸣。现在看来,他的这些雄心似乎永远都不可能实现,但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桑德斯从根本上改变了局内与局外(inside and outside)的定义。
  根据乔纳森·艾伦(Jonathan Allen)和米·帕内斯(Amie Parnes)在《粉碎:希拉里·克林顿注定失败的竞选内幕(Shattered:Inside Hillary Clinton’s Doomed Campaign)》中所写,在计划他的声明时,桑德斯试图更明确地把自己定位为华盛顿的圈内人。他考虑在国会大厦内部进行发布会,在被告知这不被允许时后,他试图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内获得一个房间(但被拒绝了),这是一个特别厚脸皮的要求,因为在那个新闻发布会上,当有人问他是否现在是民主党人时,桑德斯回答说:“不,我是无党派人士。”
  这些都是小细节,但它们确实告诉了我们两件关于桑德斯的重要事情。其一是,与近几十年来几乎所有可能当选美国总统的候选人不同,他不需要表现得太像“局外人”。他在1997年发表的政治回忆录名为《众议院外来者》(Outsider in the House),这个标题在2019年被乐观地更新成《白宫局外人》(Outsider in the White House)。此次,这说法不是假的。1991年,在桑德斯成为40多年来首位不属于任何一个主要政党的众议院议员后,强大的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乔·莫克利(Joe Moakley)对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说,“他在那儿独自哭泣。他尖叫和嘶哑,但他是孤身一人。”另一位有影响力的民主党国会议员比尔·理查森(Bill Richardson)说,桑德斯的独立身份让他“有点像无家可归的流浪儿”。这个哭哭啼啼的流浪儿不需要努力让任何人相信,他不是华盛顿精英阶层中的一个惬意成员。
  不同的是,他需要证明的恰恰相反。选择在这里宣布他将在2015年参加总统竞选所表达的另一个信息是,桑德斯属于“圈内人”,尽管他谈论革命和抵抗,但他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并不陌生。桑德斯对如何获取权力,如何使用权力非常感兴趣。他明白,为了在最高层次上获得权力,他必须让人觉得他属于这里。桑德斯的政治奥德赛(political odyssey)是一个非常漫长和渐进的尝试,他试图说服美国人民,他和他的想法不是古怪的。1970年代末,当他处于低潮时,他与大学时代的女友离婚,在连续四次选举中被击败,并被逐出他在佛蒙特州伯灵顿的家;当时,他与另一位活动家理查德·舒格曼(Richard Sugarman.)同住一个房间。2015年,舒格曼告诉《琼斯妈妈》的蒂姆·墨菲(Tim Murphy of Mother Jones),“我会说,‘伯纳德,也许你开场的第一句话应该是‘早上好’之类的。但他会说,“我们。还没。疯。”
  桑德斯从来没有像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1984年的著名广告中那样,对美国说过一句愉快的早安。他一直在说,一遍又一遍,我们。还没。疯。或者,正如他在《白宫局外人》(Outsider in the White House)中更直白地说道的那样,“我支持的想法并非‘太过遥远’或‘边缘’。”’坦率地说,他们是‘主流’。”在一个“主流”,作为一个受欢迎的术语,在政治上被滥用的的时代,桑德斯可能是最后一个想要(实际上是需要)接受它的主要政治家。即使假定桑德斯不会在11月的大选中接受“主流身份”的最终考验,特朗普总统的命运仍可能取决于桑德斯的支持者届时会显得多“边缘”。
  如果桑德斯不是一个“自称的社会主义者”(a self-described socialist),这个任务就会简单多了。因为这个自封的革命者的矛盾点在于,他同时也是美国保守主义的光辉典范——他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桑德斯,而不是特朗普,是我们这个时代杰出的政治企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与特朗普不同,他并非生来就拥有巨额财富,也没有利用全国电视名人的身份作为其竞选总统跳板的优势。桑德斯喜欢引用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话:“这个国家有针对富人的社会主义和针对穷人的个人主义。”但他本人就是政治领域中顽固个人主义的典型代表。如果选票是钞票,桑德斯可以成为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小说中的英雄,这个默默无闻的可怜男孩在挫折面前的努力、决心和无畏使他从赤贫变成了富豪。
  在1976年第二次竞选佛蒙特州州长失败后,桑德斯决定退出政治,离开了他所执掌的小型自由联盟党,建立了自己的微型公司(micro-company),他在《白宫的局外人》(Outsider in the White House)中写道,他写了一部相当成功的“教育题材的小电影”,并亲自制作,卖给了大学。如果有一部关于桑德斯这段时期生活的电影,它可能被称为推销员的诞生(Birth of a Salesman)——可以想象他从一间大学跑去另一间大学,试图通过魅力和信念说服忙碌的管理人员,他们确实需要购买他的产品:有关美国伟大社会主义者尤金·戴布斯(Eugene Debs)生平的电影。
  小商人伯尼的形象并不容易让人想到,但它很符合他作为一个勇敢的自我激励者的过去。尽管桑德斯承诺大幅增加联邦开支,但他始终认同小企业主对于钱财的吝啬。他的长期竞选经理杰夫·韦弗(Jeff Weaver)在《伯尼是如何赢的:正在带领我们国家走向复兴的革命内幕》(How Bernie Won:Inside the Revolution That is Taking Back Our country and Where We Go from Here)一书中写道,“伯尼天生就是一个节俭的经理。”他总是相信,任何十个人正在做的工作,五个人也能完成。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桑德斯吹嘘自己在担任伯灵顿市长的八年时间里非常节俭:“绝对有必要表明,我们可以管理一个精打细算的高效的政府。”
  同样,或许因为他已经78岁了,我们很难通过另一个伟大的美国比喻——自我创造——来看待桑德斯。他的主要方式是重复,而不是变化。韦弗(Jeff Weaver)回忆起1986年和桑德斯一起参与竞选的故事,他一次又一次听到同样的演讲,桑德斯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着。他说:“在竞选结束,我们开车去下一站时,我会通过背诵演讲来取笑他。”他的前民主党提名竞争对手皮特·巴蒂吉格(Pete Buttigieg)在桑德斯的额头上贴上了“不可动摇”的标签,它机敏地强化了一种针对桑德斯的,“合理的教条主义”的固定观念。然而,如果我们想想伯纳德·桑德斯(他开始在佛蒙特州竞选公职时对自己的称呼)是如何成为一个更平易近人、更普通的伯尼的——我们就会发现,伯尼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产物。桑德斯已经设法摆脱或淡化了之前的两个身份。
  首先是他作为布鲁克林犹太人的身份。他依然带着浓重的布鲁克林口音,他也不否认自己是犹太人。但他也没有强调这两种背景。令人惊讶的是,在他的回忆录中,关于他的家庭、童年、青年以及他的犹太身份,他几乎只字未提。他的出生地与佛蒙特州的乡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出生在布鲁克林,27年后我来到佛蒙特州时,我对于牛一无所知。在他最近的新书《我们从这里出发:两年的抵抗》(Where We Go from Here:Two Years in the Resistance 2018)中,桑德斯的确短暂地,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提到了他的父母伊莱·桑德斯(Eli Sanders)和多萝西·格拉斯伯格(Dorothy Glassberg)。他的哥哥拉里(Larry)在2016年7月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为民主党海外代表提名了桑德斯。伯尼引用了他哥哥的话,拉里说:“他们的生活并不轻松,他们英年早逝……他们热爱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尤其为伯纳德重新开始这一政策而感到自豪。”这本书的正文中,提到了他省略的部分。在拉里的演讲中省略了两句话:“他们会为他们的儿子和他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他们爱他。”桑德斯在讲述拉里的话时,淡化他当下的情绪和对于个人的重要性,以及它背后所有的家族和民族历史,并使它几乎成为了纯粹的意识形态宣言:父母对儿子的自豪感和爱直接交织在罗斯福和罗斯福新政的魅力中。。
  在同一本书的后面,桑德斯引用他自己的在参议院一个移民问题上所作的演讲:“我是第一代美国人,一个移民的儿子。他来到这个国家时17岁,身无分文,高中辍学,不懂英语,也没有做生意的天赋。”这里也省略了一些内容。在那次演讲中,桑德斯还提到了“我妻子的家人来自爱尔兰。”简·奥米拉·桑德斯的家庭是从那里来的,但是他的家庭却决定前往爱尔兰生活。没有被提及的是他的父亲,当时称为Eliasz Gitman,实际上来自于1921年的小村里的犹太社区Słopnice(现在位于波兰南部)。(他的母亲出生在纽约,父母是来自俄罗斯和波兰的犹太移民。)这个社区后来被纳粹消灭了。
  2018年4月,在自由派犹太组织J街(J Street)的一次会议上,桑德斯称自己是“一个年轻时在以色列生活了几个月的人,对自己的犹太血统非常自豪。”然而,他的书中却只字未提他说意第绪语的童年,他所受的希伯来语教育,以及他为什么去以色列。他在基布兹工作的经历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教训,而不是民族团结的教训。只是在过去几年,桑德斯才公开谈论他的家庭与大屠杀的关系。他在2013年首次访问Słopnice(位于波兰)。韦弗(Weaver)在他的竞选回忆录中讲述了2015年10月在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乔治梅森大学发生的一件事:一名穆斯林学生问桑德斯如何看待关于美国日益增长的伊斯兰恐惧症。伯尼被她的问题感动了。他把她带到台上,拥抱了她。接着,他描述了自己对抗击种族主义的承诺,援引了自己的家人被纳粹政权杀害的故事。这样的个人回应在伯尼身上很少见。他讨厌谈论他自己。这一切只是关于问题本身。
  这里引人注目的是,在过去近30年的许多竞选活动中,一直陪着桑德斯的韦弗,很明显对于大屠杀的记忆突然出现在他老板的公众形象中大为吃惊。桑德斯在2019年9月接受雅虎新闻(Yahoo News)采访时说,“我认为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大屠杀……以及它对我父亲的家庭和600万人的影响。”
  但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选民们对他并不了解。在公众眼中,佛蒙特先生让桑德斯参与了美国人自我创造的盛宴。正如韦弗所言,“尽管伯尼是公众人物,但他在很多方面都很低调、保守。尽管出生在布鲁克林,他已经内化了扬基人的气质。”他的独特口音意味着桑德斯永远不可能被完全当作一个北方佬,但他选择了不被他的传统同化。当然,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选择,它与桑德斯坚持的,美国的本质差异是社会阶层而非种族是相吻合。但桑德斯肯定花了很大的努力和意志,才能在这么长时间内坚持这样的做法——它揭露了一个深刻的,有着自我意识的公众人物的创造过程,它掩盖了任何将桑德斯视作“不可动摇的”的看法。
  犹太身份并不是桑德斯设法压制的唯一身份。1964年,在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学习了四年后,桑德斯以政治学学士学位毕业。毕业后,他加入了嬉皮士大军,前往佛蒙特州,寻求一种另类的生活方式。他并不是一个嬉皮士。他没有生活在公社里。除了大麻,他没有接触过任何毒品。在1972年的第二次州长竞选中,他记录了一次与佛蒙特州劳工委员会(Vermont Labor Council)代表的会面:“‘你的胡子在哪儿?我以为你有胡子。’我这辈子都没留过胡子,但我想激进派应该留胡子。”
  他可能没有胡子,但在思想上,桑德斯是上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产物,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性心理压抑是万恶之源。在2016年初选之前,桑德斯曾经历过一个尴尬的时刻,当时琼斯妈妈(Mother Jones)发现了他1972年2月在《佛蒙特弗里曼》(Vermont Freeman)上写的一篇文章,开头写道:
  一个男人回到家,对他的典型幻想开始自慰。一个女人跪在地上,一个女人被绑起来,一个女人被虐待。一个女人喜欢和她的男人性交,因为她幻想同时被三个男人强奸。男人和女人在星期天盛装打扮——去教堂,或者可能去参加他们的“革命”政治会议。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一个笨拙但善意的尝试,试图戏剧化性别刻板印象对心理的扭曲作用。更无耻的——因为鲜为人知的——是来自同一来源的另一篇文章。1969年12月,桑德斯在《佛蒙特弗里曼》(Vermont Freeman)杂志上发表文章,试图证明患上乳腺癌和宫颈癌的女性之所以患病,是因为她们受到了性压抑。他广泛引用了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1948年的著作《作为生物病的癌症》,他写道,该书“非常明确地阐述了情绪健康和性与癌症之间的联系”。桑德斯在书中赞同了赖希将这种疾病与“性能量释放的干扰……(经验丰富的妇科医生很清楚这种联系的存在)”联系起来。随后,桑德斯以亲自警告读者:
  这意味着,非常坦率地说,你在性态度方面教育你女儿的方式很可能决定她是否会患上乳腺癌,以及其他疾病。
  在同一篇文章中,出于同样的原因,桑德斯暗示应该废除义务教育,因为它抑制了儿童的自然冲动。(非压制性育儿的先驱、当时正在竞选总统的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博士于1972年在佛蒙特州与桑德斯一起竞选。)
  对于特朗普和桑德斯这场(尽管不太可能)的竞争感到后悔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将无法看到,,共和党候选人将(讽刺地)受到白人福音派基督徒的热情支持,而他们对于必须毫无节制地释放性能量仍然抱着人们应该“什么都不做”的信条。特朗普的猖狂身份正是桑德斯曾经如此热情地相信的反文化信条的怪诞僵尸转世(grotesque zombie afterlife)。但关键是桑德斯不再相信它,或者至少抱负远大的官员伯尼不再相信它。事实上,这恰恰造成了相反的结果:一种完全回避个人的政治形象,使北方佬纪律严明、吝啬成为一种美德。反对一切形式镇压的桑德斯却成功地镇压了自己。
  这对政治家伯尼的诞生至关重要。1972年12月,桑德斯在佛蒙特州州长选举中获得了1%的选票。在他的竞选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桑德斯用自我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
  我在班宁顿圣安东尼高中的学生面前做了讲话,结果很糟糕……我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没有把两个连贯的句子放在一起,也没有考虑到我是在一群17岁的年轻人面前作演说……我无法向他们表达我的感情,这使我很烦恼。我说了“你可以引用我的话”,但是做得很糟糕。那属于“我没有进入状态”的情况,我一直处于守势。我有点恍惚,没有真正醒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可能是竞选中最重要的半小时……当我们离开演播室时,我对自己感到厌恶……我完全不能很好地处理自己。
  另一方面,看着自己在一场预先录制的电视辩论中,“我惊讶地发现,当我放慢语速时,我的效率要高得多。”
  最近,桑德斯罕见地回顾了自己早年试图成为一名政治家的不称职之处,他回忆道,在《白宫的局外人》(Outsider In the White House)一书中,他第一次参加竞选时的一幕,在一次特别的参议院选举中,他在电台上首次亮相:
  我太紧张了,我的膝盖都颤抖了,简直是无法控制地弹向桌子。录音师从录音室和控制室之间的玻璃隔墙里疯狂地向我挥舞着手臂。麦克风接收到了震动台的声音。当这位自由工会(Liberty Union)的美国参议员候选人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时,一种奇怪的砰砰声传遍了电波。接到的少数几个电话毫不怀疑地表示,他的职业生涯将很快结束(career was to be short-lived)。“这家伙是谁?”一个听众问。
  这个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一直存在,但那些姗姗来迟地,意识到自己低估了桑德斯的人,他们的内心发出了奇怪的砰砰声。因为他在政治上似乎很狂野,很容易让人忽视他严格的自我控制,以及它可能被证明是多么有力。在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关于2016年总统竞选的回忆录《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中,她总结了这个家伙所激起的困惑,以及这个不称职的外行如何转变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我承认,我没想到伯尼会这么受欢迎。我在美国政坛的经历表明,一位来自佛蒙特州的社会主义者不可能发起以入主白宫为目标的、可信的竞选活动并。但伯尼证明了自己是一个自律和高效的政治家。
  桑德斯严于律己,树立了全国性的威信,他从市长到议员,再到参议员,在各级政府中的不懈努力,最终在总统大选中获得了一个现实抱负的机会。他从边缘地带开始的漫长长征,只朝着一个方向缓慢而稳定地前进:走向权力的中心。因此,他宣布了从国会选区竞选总统的意向——他想表明他已经深入到中间了。他希望选民们看到他已经跻身主流。
  与此同时,他需要将主流转向自己的主题立场。这种双重转变的一个侧面体现在《我们从这里开始(Where We Go from Here)》一书中,一个明显的减少是:桑德斯只两次提到“社会主义”——一次是关于“社会主义者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另一次是关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当写到他自己的时候,他现在所用的词是“不断发展的进步运动”和“进步议程”。这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但它确实反映了一个现实,即桑德斯设想的未来的美国模式不是古巴。而是一个坚定的社会民主国家——丹麦。无论以如何巧妙的方式,桑德斯一直致力于完成自我重塑的最后一步:让自己成为罗斯福家族的继承人,而不是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的继承人。
  另一方面,尽管特朗普扩大了“高级职务”的权限,但桑德斯在公共政策上重新划定了理智和疯狂之间的界限。他使这个古怪的东西变得受人尊敬。某种形式的免费大学学费——桑德斯的标志性政策——现在几乎是民主党人的共识。凯泽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对医疗政策态度的最新跟踪调查显示,约半数(52%)普通民众现在支持桑德斯竞选纲领的另一个核心部分,即全民医疗保险制度(Medicare for All system),所有美国人都将从一个政府运营的单一计划中获得保险。认为桑德斯改变了人们的态度是错误的:在2008-2009年,46%的公众已经支持全民医疗保险。但在2016年的竞选活动中,桑德斯将这一想法在主流政治话语中常态化,并在民意上给予了更大的支持。
  然而,他的野心并不仅仅是改变人们的观点。而是摧毁他自己作为一个局外人的定位,赢得民主党提名,然后赢得总统职位。最后的目标,似乎与找到三个大问题的答案的难度息息相关。
  首先是成为“不是疯狂”是否足够。以医疗保健为例,桑德斯确实做了大量工作,使全民医疗保险成为一个不疯狂的想法。但是,“让人们接受一个抽象的想法”和“让他们相信它会在自己的生活中发挥作用”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民意调查显示,全民医疗保险成为一个主流概念,同时它也显示,67%的支持它的人(错误地)认为,如果实施了该政策,他们还能够保留目前的医疗保险。
  事实上,正是当这样的想法开始变得正常时,它才遇到了现实的尴尬与复杂。正如科尔·波特(Cole Porter)提醒我们的那样,从一个全新医疗体系的宏观经济学,到一个家庭对自身当前福利的微观经济学,存在着一个从大到小的奇怪变化。桑德斯在大调上赢了,但在小调上非常脆弱。对他来说,比起向纽约的消防队员或内华达州的餐饮工人解释为什么他们不必担心失去现有的来之不易的医疗保险计划,对付那些宣传“社会化医疗”的医疗保险公司要容易得多。桑德斯,以及任何可能成为他政治继承人的人,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填补这一空白。
  他的运动必须面对的第二个问题是,民粹主义能否在非偏执的情况下奏效。在很多方面,桑德斯都继承了美国民粹主义的传统,即鼓动民众(农民和劳动者),反对共和党维护企业和银行利益的寡头政治。(值得一提的是,桑德斯之所以能在佛蒙特州赢得州级职位,部分原因是他把自己塑造成该州家庭奶农的捍卫者——他把为保护农业所作抗议嫁接到了自己的城市激进主义urban radicalism)但是特朗普已经重新利用了这样的能量——虽然只是在口头上,并肯定不是在现实中——并赋予了它偏执的毒性。在他的支持者看来,他将反精英主义与对移民的愤怒融合在一起。如果他能在大选中面对特朗普,桑德斯就会提供一个缺少本土主义愤怒的,反精英主义版本的民粹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走向主流的过程中,桑德斯不得不放弃的一件事,就是他以前对移民的怀疑态度。他反对2007年的肯尼迪-麦凯恩移民改革法案(Kennedy-McCain immigration reform bill),并始终表示,外来劳工计划背后的动机,本质上是“用来自海外的廉价劳动力取代美国工人”,以提高企业利润。无论这是对是错,它都与桑德斯可能讲述的一个更大的保护主义故事相吻合。但他不能再讲那个故事了。一方面,随着他的运动变得更加多样化,桑德斯不能提供任何看起来敌视移民的东西。另一方面,特朗普偷了那些服饰(clothes),并让它们显得更加无礼。
  最后,还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桑德斯在1972年竞选的日记中写道,“告诉人们,他们应该为自己相信的东西投票,而不是为他们认为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东西投票”是很困难的。作为一名来自两党体制之外的候选人,桑德斯必须说服进步人士和左翼人士,让他们相信,把票投给一个像他这样的真正的激进分子,要比优先考虑共和党候选人的失败,并把票投给一个“可选的”民主党人更重要。令他沮丧的是,他发现大多数这样的选民“喜欢我说的话,但……不会投票给我,因为他们‘不想浪费他们的选票’,他们想击败(共和党人路德)哈克特。”“删除”“哈克特”,加上“特朗普”,同样的困境在2020年也会存在:如果许多进步人士觉得乔·拜登(Joe Biden)是“将特朗普逐出白宫”的更有力保证,他们会投票给拜登。
  如果我们以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职业生涯为向导,帮助那些被这种通常令人痛苦的计算困扰的人,它会告诉我们什么?没有直接的答案。桑德斯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建立在他那,能让足够多的人相信“投给他们所相信的东西”不是在浪费一张选票的能力上。如果他不能让人们相信,他实际上能够获胜(而不仅仅是一个“把权力交给共和党人的搅局者”),他就不会成为伯灵顿的市长,更不会成为有希望的总统候选人。
  然而,在关键时刻,桑德斯自己却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投票。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抱怨民主党是寡头政治的俘虏,但自从他当选国会议员以来,他一直支持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1996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竞选连任。桑德斯不喜欢他,对他“平均的”政治意识形态(ideological triangulation)抱有强烈敌意。桑德斯被要求支持绿党(Green Party)候选人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他认为纳德是“自己的朋友,堪称进步主义者”。他和纳德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但桑德斯没有支持纳德。尽管“没有热情”,但他公开表示打算把票投给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他这么做最明显的原因是:克林顿可以击败共和党候选人鲍勃·多尔,而纳德不能。桑德斯关心的是胜利,他和所有人一样清楚,当失败的代价如此之高时,必须无情地作出选择,才能最好地避免失败。
  本文原刊于《纽约书评》。译者:龚思量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31日 来源时间:2020年0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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