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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严忠:中美相互猜疑与冠状病毒阴谋论

作者:黄严忠   来源:中美印象  已有 5740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翻译:汤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中美印象》第219期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爆发以来,已有十多万人致病,超过3000人死亡。恐惧比病毒传播得还快。工厂关闭,道路堵塞,村庄和城市都被封锁。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爆发是中国领导人自1989年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这场危机不仅限于中国。病毒跨国界的传播以及对这种传播的恐慌反应将对全球经济、政治、安全和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这一新型病毒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我们还不清楚它的传染性和毒性。我们不能精确其潜伏期(最长可达24天)。我们也不知道在症状出现之前人们之间的传染性如何,以及为什么有些病例会突然变得严重。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些病人即使看起来已经康复,但第二次检测还是呈现阳性。
  恐惧与不安是谣言的土壤。在病原体出现后的几周内,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这样的说法:该病毒是一种生物武器,要么是从武汉实验室逃逸出的中国病毒,要么是美国有意投掷病毒对武汉进行攻击。虽然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开发生物武器的动机,但是这些谣言还是很难消除,因为双方军方官员仍然以怀疑的眼光审视彼此的生物安全项目建设。中国生物安全监管的漏洞只会让这些谣言获得更多的传播。中国最初拒绝了美国疾病专家访问武汉,这说明两国之间仍缺乏信任,这也会削弱遏制病毒全球传播的努力。
  观点
  从疫情爆发开始,公众就被告知,这种疾病是由人类所接触的野生动物携带的病毒引起的。但这种病毒出现在公众视野的突然性和神秘性为人们的猜测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很快,网上有消息称这种病毒是基因工程项目所生产的。印度科学家撰写的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似乎支持了这一观点,认为该病毒的蛋白质序列中包含了HIV的成分,这一成分正是导致艾滋病的元凶。尽管作者们很快就自愿撤回了这篇论文,但这一提议引起了美国Zero Hedge等网站的注意,这些网站声称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是中国科学家研制的生物武器。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在接受福克斯新闻(Fox News)采访时表示,不能排除这种病毒起源于武汉的一个实验室,毕竟该实验室被用于处理最危险的病原体。
  Zero Hedge被禁止在Twitter上继续发表言论了,但中国社交媒体上却充斥着另一种猜测:该病毒是由美国策划的,是针对中国的生物战剂。一个普遍认同的阴谋论认为,参加2019年武汉军事世界运动会的美国士兵故意在华南海鲜市场上传播病毒。一位退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在“新型生物战即将到来”的论战中呼吁在中国建立一支永久性的生物防御力量。
  中国目前的疫情并不是第一次被传言为来自生物武器的袭击。在2002-2003年的非典疫情中,一位俄罗斯科学家声称,这种病毒是麻疹和腮腺炎的混合物,只能在实验室制造。许多中国人抓住了这一概念,认为非典是美国开发的一种基因武器,专门针对他们。官方的《中国青年报》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在中国赞助的基因研究与美国基因战争计划联系起来。与此同时,在美国,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该病毒与中国的生物战计划有关。然而,SARS绝不是一种基因武器。根据美国疾控中心(CDC)的数据,2003年美国报告的166名SARS患者中,58%是白人,32%是亚洲人。
  历史
  美国或中国开发致命生物武器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纵观这场战争的前前后后会给我们以启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开发了生物武器,但从未使用过。生物制剂在战场上的使用有一定的代价:它们不会立即生效,但却可能会感染自己的部队,它们对环境和气象条件敏感,而且可以想象它们会污染一个地区的时间比预期的要长。尽管如此,美国在二战后仍继续储存和发展生物武器。
  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马修·梅塞尔森(Matthew Meselson)在20世纪60年代初成功地领导了一场反对生物武器发展的运动。美国放弃了其进攻性的生物战计划,并在成功谈判一项被称为《生物武器公约》(BWC)的国际条约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该条约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用于敌对目的的生物制剂和相关运载系统。在解释美国的决定时,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1970年评论道,“我们永远不会使用这些该死的细菌……那么,生物战作为一种威慑力量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有人对我们使用细菌武器,我们会用核弹反击他们。”
  与美国相比,中国在这场比赛中是后来者。二战期间,日本陆军731生物战分队对中国发动细菌战。因此,中国认为有必要建立专门用于“防御性”生物战的研究设施。1951年8月,周恩来总理主持成立军事医学科学院,对“战时特种武器”进行生物防御研究。
  由于中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拥有核武器,因此,中国可能确实考虑过发展生物武器作为最后手段或类似核武器的战略威慑。但到1982年,中国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基本上完备的报复性核武库。两年后,中国加入了《生物武器公约》。时机表明,中国和美国一样,发现核武器是更可信和有效的威慑力量。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家议程转向了经济发展。由于生物防御研究设施的资金不断缩减,生物防御计划转而开始开发民用产品,而不是军用产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成为一个类似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的存在。它开发了一种名为苯芴醇的抗疟疾药物,并在50多个国家注册了专利。在2014年埃博拉疫情期间,解放军医学科学院与中国制药公司合作开发了两种治疗这种致命疾病的药物。
  猜疑与误解
  中国和美国都是《生物武器公约》的缔约国,但它们仍然相互猜疑。据美国国防部一名前官员说,美国政府过去的报告称:中国继续拥有“基于加入《生物武器公约》之前开发的技术的进攻性生物战能力”,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已经制造和武器化了各种各样的传染性微生物和毒素,并拥有广泛的运载工具,包括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尽管这些报告和指控从未得到公开证据的证实,但中国官方出版物确实表明,与生物战相关的研究活动在有组织地持续进行。官方消息称,上世纪90年代,中国科学家将稀土作为快速培育布鲁氏菌病(传统上被认为是适合军事用途的生物制剂)的媒介。
  许多中国人也认为美国是潜在的生物战威胁。2002-2003年非典爆发后,一些中国军事专家援引了一种情景,即敌人在空袭期间向北京喷洒未知的非典样病毒。一位著名的中国军事医学专家指出,美国已经开发出耐抗生素的炭疽菌株,暗示华盛顿已经将SARS和禽流感病毒武器化。2001年,乔治·布什总统政府以《生物武器公约》的一项拟议议定书不足以达到其目标为由,拒绝了该议定书。这一拒绝使一些中国专家相信,美国已经开始重新对发展生物武器产生了兴趣。2007年,中国军事研究人员发表文章,指责美国“利用新技术开发新型生物武器制剂”,并声称2001年民主党参议员办公室遇袭事件中炭疽孢子“极有可能”来自美国军事实验室。这种怀疑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政府后来加强了对外国人使用人类基因材料的监管,使这些材料更难外传。
  相互的不信任和误解是典型的安全困境的象征,在这种困境中,一国为改善其安全而采取的行动会引起另一国相应的反应,从而使原来的国家变得更不安全。更糟糕的是,生物武器计划缺乏透明度,易激起道义上的反感,以至于助长了“镜映推定”:当一个国家被视为在追求生物武器时,它的竞争对手可能也会寻求获得这些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加拿大和英国都发展了生物武器,因为他们认为希特勒的德国会这么做(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种疾病是自然发生的还是故意引起的很难分辨,因为许多生物制剂是自然获得的,而且它们的生产在被武器化之前是两用的。在冷淡的中美双边关系背景下,由未知病原体引起的自然发生的疾病爆发很容易被建构为生物武器攻击。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指出,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就被怀疑过是由德国特工引发的。2004年,印度政府指责巴基斯坦人在克什米尔故意传播艾滋病毒,实施伊斯兰“圣战恐怖主义”。当H5N1("禽流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时,印尼卫生部长西蒂·苏帕里指责美国利用病毒样本研发生物武器,并迫使美国海军在雅加达的一个医疗研究部门停止运作。
  在中美关系不断恶化之际,将COVID-19看作是敌对来源的错误认识,破坏了全球应对该病原体传播的努力。据报道,疫情发生后中国有数周一直拒绝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提供帮助。《解放日报》下属网站发表的一篇博文提到,“美国疾控中心的一些专家肩负着军事任务,可能会对中国的病毒研究等生化科研能力进行刺探。”2月份,两名美国专家终于加入了世卫组织访华代表团,但代表团的实地考察并不包括武汉病毒学研究所。事实上,疫情的中心武汉最初甚至不在该团的行程中。
  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生物武器的说法不仅有害,而且没有科学依据。科学家们指出,这种病毒的突变“完全符合自然进化。”据《柳叶刀》报道,来自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压倒性地”得出结论,COVID-19起源于野生动物。
  意外泄露?
  由于冠状病毒是人畜共患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从动物身上跳到人类身上的,科学家们相信它们有动物的起源。大多数人都认为蝙蝠是病毒的自然宿主,尽管蛇也曾一度被怀疑。科学家推测,在中国被广泛认为是美味佳肴的穿山甲可能是将这种新病毒传给人类的中间宿主。总的来说,他们倾向于将此次疫情视为从野生动物传染给人类的人畜共患病问题。虽然这种病毒确实存在于与海鲜市场(出售和屠宰活动物的市场)有关的人群以及市场环境中,但早期的一些病例也发生在没有去过市场的人群中,这表明物种的跳跃可能发生在其他地方,或发生在更早的时候。
  另一种不太受支持的假设认为,此次疫情是一场生物安全事故的结果,在这场事故中,病毒从一个实验室泄漏出来,科学家未能遵循适当的消毒流程。这一理论的支持者指出,似乎有压倒性的间接证据将此次疫情与武汉病毒学研究所联系在一起,该研究所还拥有中国唯一的生物安全4级(BSL-4)实验室,具有最高级别的生物安全防范措施。他们指出,实验室获得“蝙蝠女”绰号的研究员石正丽博士一直在积极寻找冠状病毒,并证明蝙蝠是类SARS冠状病毒的天然宿主。石断然否认该研究所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她说,冠状病毒是“大自然给人类不文明生活习惯的惩罚”。
  其他中国社交媒体的帖子则关注了该研究所所长王延轶的资历。据称是中国著名生物学家饶毅撰写的一篇博文称,王的学术背景薄弱,通过裙带关系晋升到目前的职位。华南理工大学进行的另一项研究认为,冠状病毒“可能”起源于武汉市疾控中心,该中心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仅280米。这项研究提到,与冠状病毒有关的蝙蝠曾经攻击过一名研究人员,他不得不自我隔离,因为“蝙蝠的血液溅到了他皮肤上”。这篇论文后来被从Research Gate网站删除。该网站是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共享论文的网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科学家证实或反驳这篇论文的发现。
  很多这样的指控或许是毫无根据的,但是没有人能否认实验室安全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据信,2004年,中国疾控中心实验室的安全漏洞在北京导致了4例疑似SARS病例,包括1例死亡。类似事故导致兰州兽医研究所65名实验室工作人员在2019年12月感染布鲁氏菌病。2020年1月,中国著名科学家李宁因向当地市场出售实验动物被判处12年监禁。
  政府的行动为COVID-19意外逃逸自实验室的说法提供了可信度。今年2月,中国任命中国首席生物战专家陈薇少将负责武汉病毒所实验室。由于陈薇的背景,这次任命引发了人们对新冠病毒可能与BSL4实验室联系的疑虑。2月14日,习近平主席强调了将“生物安全”纳入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必要性。在生物战的文献中,生物安全(bio security)与实验室生物安全(bio safety)的区别是很重要的:前者是关于保护人类和环境免受有意释放病原体和生物危害的影响,而后者是关于免受实验室无意间病毒泄露的安全影响。习此番讲话之后,科技部立即就加强处理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的生物安全管理发出指示。这似乎表明中国领导人在发布指示时针对的是实验室生物安全。但生物安全这一概念在动物农业中也可以被广泛定义为使疾病远离动物以及那些与动物接触的人。事实上,2月24号,中国立法机关宣布永久禁止野生动物贸易和消费,显然是旨在减少动物传染疾病给人类的风险。
  合作的障碍
  这种病毒此刻正在全球肆虐,无论传播到哪里,都会对社会、政治和经济产生严重影响。查明其来源将有助于专家和各国政府商讨出最佳对策,以遏制其蔓延,以期在未来防止此类疫情的爆发。
  到目前为止,认为病毒是一种生物武器的说法,或是认为它是偶然从实验室中泄露的说法,似乎都不像病毒是从动物身上自然感染到人身上那样可信。但这些阴谋论阻碍了美中合作应对疫情,也会使两国关系持续恶化。
  为了消除误解,尽量减少对未来关系的损害,两国应考虑扩大两军交流,包括实现对政府支持的从事生物防御的设施进行互访。美国也应探索帮助中国提高其实验室生物安全。无论怎样,开展对话是第一步。
  (本文原文见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外交事务》网站,作者授权《中美印象》发表。)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08日 来源时间:2020年03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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