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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回:中美关系与亚太安全秩序40年(1978-2018)

作者:牛军   来源:《美国研究》2018年第6期  已有 1878人浏览 放大  缩小
  自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建交公报。今天回看那之后的40年历史,称中美建交是亚太地区划时代的事件并不过分。这40年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美苏冷战对抗终结和各种具有全球性影响的新趋势的发生、发展,其中最突出、最靓丽的现象就是亚太地区出现了持续的发展与繁荣,并且正在成长为继欧洲、北美之后的第三个世界经济中心。亚太地区出现这个重构了20世纪后期世界历史的大趋势,同战后的欧洲复兴和北美贸易圈的兴起并无不同,它们都取决于一个非常基本的条件,即地区持续的基本稳定与和平,而这里的持续稳定与和平局面恰恰开端于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也同中美关系起伏动荡和向前发展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步的。从这个角度看,今年开始以中美贸易冲突为中心的中美关系的急剧和系统性的恶化,或许成为终结地区繁荣的开端,至少其严重程度和目前呈现的演变趋势的确令人非常担忧。作为历史研究者,则应密切关注和研读2018年每一天的变化。这不仅是因为迅速的变化可以证明或推翻以往一些所谓的“战略判断”,而且历史有可能的证明我们正在经历又一个“划时代”。总之无论得出何种结论,都会有助于应对即将到来的中美关系“新范式”及其可能给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带来的严重影响。据传美国前国务卿、曾经为打开中美关系做出巨大贡献的基辛格在最近的北京之行中,在11月14日与老朋友的晚宴中,就是用“新范式”来定义即将到来的中美关系的。他断定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根据本人对讨论当代中美关系的文献很有限的阅读范围,可以确定中国国内正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中美正从更多的合作(一度被称为“中美国”)转向“竞争性的阶段”,而且已经跨过了“临界点”,“竞争”将成为定义中美关系的关键词,而且这场竞争“一定有长期化的特点”。进一步说,由于已经到来的中美竞争被描述为“丛林法则要起主要作用了”,英文用“Rivalry”这个词更贴切。[2]这篇论文的论证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上述判断,而不是40年前建交的重要意义。简而言之就是扼要叙述中美关系在建交40年的年头里,是如何跨过那个“临界点”,以及不得不开始适应那个未知的“基辛格新范式”的。
  另一方面,在将40年间中美关系演变作为理解亚太安全秩序的关键因素时,有必要指出今天中美两国决策者无论打算将两国关系带向何方以及他们能否如愿,都必须考虑40年来的世界和地区已经发生了的巨大变化,用中国叙述世界政治的专用术语就是要考虑“时代问题”。中美关系在塑造世界,同时也在被变化着的全球和地区的趋势所塑造,从长远看最终还是会淹没在全球趋势之中。这样说是基于一个基本事实:迄今全球人口正逼近80亿,全球生产规模也在不断膨胀,不论中美在世界的人口比重,市场份额和生产量等等的比重,都面临递减的趋势。这不是否定比较两国在某个阶段上各自所占比重的此消彼有其独特的重要价值,那些短时段的专业比较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和应对中美之间关系和政策某些变化。指出这一点首先是因为中美都自认为,他们各自都是当今世界上的例外,而且会越来越重要。其次更重要的是在叙述中美关系的重大影响时,必须考虑亚太地区正在发生的重大趋势,这类趋势或许可以提醒中美精英们不必也不应自我感觉太好。
  那种可能导致过于夸张中美影响的判断,同一种宿命的历史观联系在一起,即不少人笃信“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以及“没有哪个国家能与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21世纪人类命运的影响更大”。[3]20世纪的历史进程可以证明这个判断为时尚早。例如在上个世纪的前30多年里,并没有人预期并断言美利坚将主导20世纪后半叶,而早在1870年,美国的总产值就超过了当时的霸主英国;到2013年已经是英国的两倍,美国人的人均收入也超过了英国人。[4]美国人敢宣称“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则是1940年的事情。21世纪毕竟还有80余年,最终谁主沉浮并不是笃定的。更何况历史上几个大国可以左右世界政治的态势至少处于递减之中,在亚太地区,这个趋势的发展是相当明显的。中美关系之于亚太安全固然非常重要,但在作针对中美关系的专门研究时,还是需要有意识地限制对其影响的过度解读。
  一、中美正常化与亚太安全秩序革命
  自1978年以来,亚太地区形成并维持了约40年的基本稳定与和平,中美战略合作的形成和维持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回顾历史,这40年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开始于1978年秋季,结束于冷战体系的解体。1978年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亚太安全秩序革命之年,即基本结束了冷战开始阶段围绕地区战争和大国对抗而构建起来的对抗性秩序。这期间的关键事件是中国的对外战略变革。这一年,中国相继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与美国发表建交公报、以及邓小平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根本性改善并提升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这一系列耀眼的外交活动能够成功,固然与亚太地区正在兴起的经济改革有密切关系,不过推动中国对外战略革命的关键动力来自中国内部。当年12月18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决定。就对亚太地区的影响而言,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将越来越深入的融入到亚太正在兴起的区域现代化和市场化改革的浪潮之中。这次浪潮是从日本掀起的,随后是韩国和东南亚地区的跟进,到1980年代蔓延到整个地区,中国的加入使其愈发势不可挡。
  1978年开启的局面很快促成了维持迄今持续了40年的亚太安全秩序,它大致包括了三个部分。如果比较之前太平洋战争以及之后30年战争、冲突、对抗等不断的状况,中美建交对新安全秩序的形成有着划时代的积极影响。中美两国不是盟友,但建立了特殊和很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开始于1972年2月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被1978年12月中美宣布关系正常化而大幅推向前进。1982年8月17日,中美签署第三个联合公报,实际上确认了中美仍然存在一些严重负面分歧和矛盾的情况下,战略合作在双边关系中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两国决策者确信,他们可以在存在结构性矛盾的情况下,为了共同的利益而推动战略性合作。“8.17公报”当时不仅为引发双边关系动荡的美国对台湾军售问题找到了解决办法,而且为随后深化两国战略合作提供了新的基石。中美随后很快进入史称的“蜜月期”,这对促成冷战以苏联解体的方式终结的作用至今难以估量。
  有关冷战中后期形成的中美战略合作关系的实质性内容等,在中美两国学术界都有不少论著做过系统论述,也为新公布的档案所不断证明,所以中美关系曾经被当年参加打开中美大门的基辛格先生定义为“准同盟”。
  1950年随着冷战向东亚的大规模蔓延,美国在亚太逐步构建了一个涵盖地域广泛的军事同盟体系,它包括了美日军事同盟、美韩军事同盟、美国菲律宾军事同盟、相关的还有美澳新同盟,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日军事同盟。这个军事同盟体系建立最初就包括遏制——后来变成主要是为了遏制中国。以美日同盟为例,1947年凯南在美国政府内部提出,将日本改造成美国亚太战略的重心,美国对日本的管制最终要发展为军事同盟关系。[7]凯南的建议最初是针对苏联的,也同当时中国陷入大规模内战、杜鲁门政府对国民政府失望乃至对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可能难以有所作为等等判断,有重要关系。凯南有关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构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被确定为杜鲁门政府的政策,而朝鲜战争推动杜鲁门政府加快了构建美日同盟的步伐,而且将这一政策明确为针对中国。1950年代中期,与中国在亚太地区展开积极活跃的对外行动同时,美国的地区军事同盟体系也逐步形成,主要目的就是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
  所谓1978年开始的亚太安全秩序革命,主要表现就包括了美国军事同盟体系中的多数国家同中国逐步建立了正常的、甚至有些还发展为友好的关系,当时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表现的尤为突出。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实现中美和解和当年中日建交,到1978年中国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并与美国建交,在整个1980年代,中国甚至同日本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友好关系。在此大背景下,中国对美国军事同盟体系的批评明显大幅下降。特别是到冷战后期,中国不仅没有再认为这个军事同盟体系是针对中国的,而且视之为维护中国安全利益的借助力量,在亚太主要就是共同对抗苏联的扩张及其被认为是对中国安全日益增长的威胁。简而言之,它们成为与中国共同维护亚太稳定与和平的盟友。
  这个时期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地区组织和地区的多边安全机制等,也成为地区安全秩序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东南亚国家联盟。该地区组织于1967年8月宣布成立,并终于在1976年2月举行了第一次东盟国家首脑会,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巴厘宣言》等重要文件。反观战后特别是1950年代以来冷战对抗给东南亚地区国家带来的影响,那时一些国家为自保而成为美国的军事同盟;一些国家积极参与亚非运动、不结盟运动等等。东盟作为地区组织在这个时期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亚太地区一些中等国家终于选择了建构既区隔于强权附属国、又不同于简单诉诸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运动的身份认同,共同致力于摆脱在冷战体系中选边站、追求更多地区共同利益和推动地区经济更快增长的战略。这些国家显然越来越不愿意被动地卷入地区大国的争端,同时也指望靠团结一致而争取成为能够遏制强权在这里为所欲为的有意义的力量。历史已经而且还将继续证明,他们的努力对维护地区稳定是有重要价值的。
  以东盟为典型代表的这些地区性组织和机制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它是正在兴起的资本、技术和贸易向欧美以外的包括亚太地区的大转移的产物。客观地说,这次转移造就的亚太地区繁荣并非始于中国,在中国决定打开大门时,已经有了有关亚太经济腾飞的各种预期和论述,并在中国广为流传诸如亚洲“四小龙”、“五小虎”等等说法,它们反映了人们对亚太新兴经济体的肯定甚至欣赏。
  就冷战最后十余年在亚太形成的安全秩序而言,中美和解到建交是最关键的事态。在此之前,这里曾两次爆发了冷战后最大规模或持续时间最长的局部战争。前者是持续三年多的朝鲜战争,中美两国在各自境外投入以百万计的官兵,打的血流成河。后者是持续了10年的越南战争,中美又各自投入数以十万计的官兵,打了一场间接战争。美国失败了,中国也谈不上获得胜利。1979年2月,中国同越南之间又爆发了一场惨烈的战争,尽管只持续了27天。这场中等强度的局部战争结束后,亚太地区没有再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虽然还有一些小的军事冲突和国际危机,但与之前30多年的大战不断相比,亚太地区稳定与和平持续时间之长也算是奇迹了。
  傅高义在他的名著《邓小平时代》中,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中美建交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实际上这对亚太地区出现的和平与繁荣也大致不错。[8]到1980年代,美国在亚太繁荣起步阶段的作用已经越发明显,至少在促进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接受“自由主义秩序”方面,事实就是如此。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地区战略的角度看,就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明智地把握住完全有可能被错失掉的历史机遇,选择融入正在兴起的地区繁荣的大潮流。
  中美在经历残酷的局部战争和尖锐的对抗后能够实现和解,固然取决于诸多具体的历史原因,包括两国领导人愿意采取戏剧性的行动,但体现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逻辑和共识更具解释力和持久力,其核心就是两国领导人都认识到,谁也没有能力、更没有必要用武力改变当时大致形成的局面,这个局面在标准的政策术语中就是“现状”,更重要的是谁也不可能从单方面改变“现状”中得到什么好处。所以,在1972年2月发表的中美史上第一个联合公报中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在之后的中美联合公报中,都重申或确认了这个共识。
  就《上海公报》发表时的情势而言,这个史称“反霸条款”是针对中美共同的威胁——苏联在全球和亚太的扩张的。但它的产生在逻辑上的确反映了两国的亚太地区政策背后的理念有某些重合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在亚太谋求霸权也是中美两国基于双方理念和道义中重合的部分,向对方做出的承诺。应该承认,在很长时间里,对一些具体历史问题的讨论、强调和争论等,实际上掩盖了“反霸”条款的特别深刻的意义;对它的忽视和过于浅薄的理解,很有可能会导致越来越深的分歧和战略猜疑,这正在被有力的证明。
  二、后冷战亚太秩序的形成
  从1989年的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东欧剧变到1991年夏天苏联解体,世界经历了冷战结束引发的政治和地缘斗争的剧烈变化,这也导致中美战略关系受到严重冲击,两国关系将如何发展成了亚太秩序中一个最不确定的因素。可以设想,在这个地区,美日之间不大可能在战略安全领域发生大的矛盾,但是中美之间是可能发生的。中国和诸如日本、越南、菲律宾之间会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包括领土纠纷等等,发生各种形式的矛盾甚至军事冲突等等,但这都不会完全改变亚太的秩序。但是,一旦中美战略关系发生严重动荡或者说是逆转,亚太秩序就有可能被根本改变,再次出现某种以对抗为主要内容的混乱局面是大概率的结果。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对中美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美国布什政府带头对中国实行了制裁,中美关系大幅恶化。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持续到今天都很难说已经消退了。随后出现的史称“苏东波”成为中美难以走出困境的大背景,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导致中美都花费了一些时间,重新思考和确定双边关系的基础。从历史过程看,中美双方很快就开始寻求在战略安全领域维持合作的途径、办法,互相都在努力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两国精英相继提出了若干重新定义中美关系的建议,这些建议不论是不是最终被最高领导层所接受另当别论,它们的出现实际上展示了中美内部都存在继续合作的强大意愿和动力。媒体造成的舆论氛围通常导致公众感觉中美关系经常处于紧张和敌对之中,不过在每个阶段上,还是要看两国政府的最终选择的导向。
  在中国方面,决策层逐步将中美关系定义为外交的“重中之重”,其背后的思考包括了中方对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仔细分析。他们认为:(1)苏联垮台后即使不能说是美国独霸世界,至少也是“一超多强”,“多极化”还只是一种趋势;(2)中国必须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国内经济建设,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争取在较短时间里使国民经济再上一、两个台阶;(3)面对混乱的世界政治局势,必须“韬光养晦”,绝不能试图取代苏联去“当头”、“抗旗”,用邓小平的话说“这个头我们也当不起”,“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10]基于这些基本的战略判断和选择,中国决策者将稳定和进一步积极发展中美关系,作为对美政策的目标。
  无独有偶,就像在1978年中美发表建交公报与中共中央决定改革开放保持完全同步一样,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内容公开后,中共中央决定将改革开放推向新的阶段同时,在1993年5月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处理对美关系原则。[11]这个后来被简称为“16字方针”的谈话是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公司记者齐迈可采访时提出的,考虑到当时中国国内形势的特殊情况,绝不应低估其在后冷战时代中国对外政策发展中的历史意义。如上述,它恰恰发表在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后,中国正开始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浪潮之际,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路线。江泽明用如此系统、斩钉截铁且不失简明的话语阐述对美政策,肯定反映了决策层的战略判断和真实意图,而江泽明后来的诸多言行和决定,包括在历次重大危机中的冷静判断和应对之策,都可以用来证明这一点。
  比较中美双方的政策过程是有价值的,它们的关键区别简单地说就是中国决策层确定后冷战时代对美政策的速度大大快于美国(当时是克林顿领导的)政府。从战略博弈的历史经验看,这对双方的得失是至关重要的。中国能够较早摆脱一度被孤立的外交困境,并在力量对比处于弱势的条件下,在处理中美双边关系中获得更大的回旋余地,以及能够在双方的政策互动过程中占得先机等,有重大关系。这又一次证明了一个有更广泛意义的判断,即中国有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不论彼时彼地处于何种地位。首要的条件是决策者有清晰的目的,知道为了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中美关系。
  美国方面战略决策的滞后是导致中美关系并没有因中方提出建设性原则而立即停止大波动的重要原因。冷战结束后,美国内部围绕对华政策的争论持续不断。第42任总统克林顿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在“遏制”与“接触”两种主要主张中摇摆不定,加之他本人集中精力于恢复经济而忽视对外交的掌控,这导致对华政策一度处于漂流之中。美国国内政治的特点和决策程序的失控等,导致两国在包括人权、贸易、西藏、台湾等等领域的纠纷与冲突持续不断。最严重的是1995年夏季,克林顿政府批准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考奈尔大学,急剧升高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并最终酿成了1996年3月的台海军事危机。
  经过在台海与中国紧张的较量,也是经过内部持续争论之后,克林顿政府终于确定了对华“接触”(engagement)政策。根据克林顿本人和时任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的阐述,美国决策者的基本判断是:1,中美关系是一种全面广泛的关系,涉及到美国的重大利益;2,中美在双边、地区和全球等各层面都存在共同利益和重要分歧,在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上几乎都是既有合作,也有分歧;3,中国将如何发展目前是不确定的,的确存在令人担忧的理由。基于上述看法,美国的政策应该是促使中国发展成一个对美国来说是“安全、开放和成功的国家”;为达此目的,美国应通过“对话和交往”而非“遏制”来解决双方的分歧,必要时则采取坚决行动来维护美国的利益。[12]
  后来的发展表明,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美关系逐步稳定下来,两国政府都宁愿持积极态度来管理两国关系中的矛盾和分歧,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来应对各种危机和突发事件,同时促进双边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中美得以重回合作之路的重要外部原因。这场危机导致亚太诸多国家经济迅速而且严重的衰退,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负面冲击极为严重。毕竟亚太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当时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个成功的范例。在此时刻,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被称为是“负责任”的政策,加之中美的合作,为一些国家不致一蹶不振或能较早一些的渡过难关等,提供了重要的有利条件。这场金融危机使克林顿政府确认了他们的基本判断,即在解决亚太地区的各种问题中,中国是有意愿且非常重要的合作者。后来加了各种前缀的“伙伴”、“利益攸关方”等等,就是由此而来。
  在开始良性互动的背景下,1997年和1998年间,两国最高领导人实现了互访,这标志两国关系终于回到正常的轨道。从这时开始,中美提出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随着美国领导人的更替,美方又提出改为“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并被中方接受;再后来美方又有过“利益攸关方”、“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的概念;中方则提出过“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等等。[13]比较这些概念以及观察双方不断变换定义时的交流和外交努力等,可以说不论存在何种差别,都可基本确定两国决策层还是希望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势,特别是在亚太继续展开合作的意愿,至少也要避免发生对抗。
  中美这一轮合作持续了约20年,其最高潮是中美最终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从而为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当然也可以说埋下了一颗导致新的冲突的种子。这样说是因为以上的分析和叙述是基于他们思考的逻辑和阐述政策的话语,实际上后冷战时代一开始,中美战略合作的基础严重动摇,由此导致了双方一系列的矛盾、对抗甚至军事危机。
  这个时期中美矛盾和冲突遍及各个领域,包括了贸易、人权、台湾、西藏和地区安全事务等等。最激烈也是最危险的是1995年夏季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引起的中美危机,即1996年3月的台湾海峡危机。解放军在台海进行陆海空三军军事演习和中程导弹试射,美军则展开了越南战争结束后在亚太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派遣两个航空母舰编队前往台湾“附近”海域。克林顿政府声称这样做是为了宣示该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与美国“休戚相关”。[14]
  那之后还发生过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空军轰炸了在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中美军机在南海相撞等事件。不应无视这个时期中美关系动荡及其给亚太地区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那些冲突背后的深刻内涵。这在美国方面突出地表现为国内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层出不穷;在中国方面则是各种“说不”、“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论”的此起彼伏。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那种被专家们定义为“战略互疑”的对抗性认知大致就是在这个阶段发生、发展并在两国国内获得了各自的政治基础。[15]
  与中美关系持续动荡同时存在、当然也肯定有直接关联的,是美国从1994年开始重新定义美日同盟的工作,这被证明是又一个对亚太安全秩序产生持久影响的事态。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持续支持着美国的重大军事行动。例如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成为向中东投送兵力的枢纽之一,日本自卫队派遣6艘扫雷艇和500名士兵参战,并为美军提供了后勤支持。1996年的台海危机中,美国的两个航母战斗群之一是从在日本的基地出发的,等等。另一方面,美日同盟也面临着一些负面问题,克林顿政府的某些政策造成了削弱美日同盟的趋势。所以,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内部经过讨论以及通过与日本的密切磋商,美国政府终于做出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的决定。
  根据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东亚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将系统性地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扭转冷战结束初期这个体系因为种种原因被削弱的趋势。该报告指出,由于亚太“仍然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紧张和聚集了大量军事力量的地区”,维护那里的稳定和促进美国的影响,关系到美国重大的战略利益;日本是美国“构建”后冷战时代亚太秩序的“天然伙伴”,美日关系是美国亚太安全政策“一个基础”,美日“安全同盟是美国在亚洲的安全政策的关键”。[16]1996年4月,美日在克林顿访问日本期间发表了《美日联合安全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宣布“以《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为基础的两国之间的安全保障关系,既是保证实现共同安全目标的基石,也能继续成为21世纪亚太地区维护安定和繁荣的基础。”根据这个新的定义,美国宣布在亚太保持10万人的前沿部署,以及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来修订1978年的《防卫合作指针》。[17]一年后出台的美日新的《防卫合作指针》对美日同盟的适用范围作了新的规定。[18]结合此前后美日在亚太的行动,这个范围包括了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南沙群岛、反恐战争、保护海上航线、向印度洋投送军力、地区维和和救灾,等等。
  当然,加强美日同盟不过是美国相关政策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行动。与此同时,美国也决定在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继续维持在亚太大规模军事存在。这也是很扎眼的,因为美国撤退了冷战时期部署在欧洲的30万驻军,而在亚太只从12万削减到10万。这同美国维持和加强亚太军事同盟体系等等结合在一起,成了中国需要了解和重新认识的问题。中国方面对美日军事同盟的公开批评开始增加,对它的怀疑等变得越来越深刻。当然,这些怀疑和指责还不那么激烈,毕竟中国同时和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诸多国家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尤其是日本在后冷战初期率先改善中日关系,为帮助中国打破发达国家的联合制裁出了大力。而且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涉及到这个地区这么多国家,它仍然有维持地区稳定与和平的作用。在有些领域和地方,中国的影响力还是达不到的,这是客观事实。
  与中美关系逐步恢复稳定以及美国继续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同时,亚太区域组织获得空前发展。最突出的是东盟的壮大,在这个时期发展成一个人口超过5亿、面积达450万平方公里的10国集团,拥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欧盟、印度、日本、新西兰、俄罗斯、韩国和美国等对话国。强权们争相与之发展关系的局面恰恰证明,东盟的地区影响力越来越不可忽视。此外还包括各种官方的、二轨的、甚至纯粹民间的机制等,也在发挥影响不同的作用。例如中日韩三边对话,美日韩安全对话机制,美国主导的香格里拉国防对话,中国主导的香山国防对话、东盟10+3,还包括各种官方的、二轨的、甚至纯粹民间的机制,等等。
  这些多边机制在维持地区安全秩序直到目前当然不能同中美战略关系的实质性作用相提并论,只是在预防外交的领域有时或许能发挥有影响。很多新的多边机制不过是地区国家间关系密切和有关国家深感有必要共同维护地区稳定等等的产物,有的甚至可能只是政客们的“清谈馆”。不过一些事例也证明,地区中持续不断地交流和讨论,可以帮助认识区域内正在发生或者潜在的紧张和危机,使各方能在必要的时候多有一些选择,找到或许有效果的平台,坐在一起探讨、分析、认识甚或寻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更重要的是这种丰富多彩、非常活跃的多边地区安全机制涌现的局面,是同地区出现有关国家间关系日益密切等,有直接关系。这些国家共同构建了一个有长远发展潜力的大趋势,即近二十年来,随着亚太繁荣的持续,这里将会“群雄并起、共同繁荣”。不仅是中国,很多国家的经济也在持续增长,取得了越来越值得重视的发展,例如越南,也可以将印度包括其中。另一方面,一些国家的规模也在扩大。例如拥有上亿人口规模的国家还在增加,菲律宾、越南等国的人口都在这个时期突破或接近一亿。还可以设想,朝鲜半岛一旦实现和平统一,就会出现一个7000万人口的核国家。总之,中等强国正在这个地区批量形成,并在有意识地加强他们之间的组织与合作。可以预期,他们的选择、取舍等等,会对地区强权形成越来越大的约束。
  在后冷战时代开启后的20年里,亚太大致形成了主要由三种力量构成的秩序。客观地看,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各个部分之间存在极为复杂的互动。脱离了不同时空的具体情境,其实很难解释它们之间的恩怨情仇等,何以会导致了今天各方都心怀不满又无法割舍的基本稳定与和平。不论有关各国内部对这种秩序有何种看法甚或不满,以及在不同时期,有关国家之间发生过何种矛盾和危机,总的看它们还是受益于这种局面。另一方面如上所述,中美关系仍然对这个秩序的走向有重大的影响,中美主要以合作为导向的双边关系的发展,对稳定局面的形成、维持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是维系地区秩序的重要动力。

  注释:
  [1]关于基辛格访华期间最后一次晚宴的席间谈话,在中国微信群中广为流传。目前尚无直接正式的文字记载,但之后不久已经有专家在使用了,参阅李成:《美国正在寻求中美关系新范式》,《中美聚焦(CHINA-US—Focus)》,2018年11月22日,。
  [2]贾康:《如何认识和正确把握中美关系》,FT中文网,2018年10月29日,该文是作者根据一次研讨会演讲修订后,由FT中文网发表,该演讲内容此前在中国互联网上广为流传。
  [3] Gregg A. Brazinsky, WinningThe Third World, Sino-AmericanRivalry During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Press, 2017),
  [4]参阅韩德著、牛军等译:《美利坚独步天下: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年,第23-24页。
  [5]详细叙述这部分的中国学术界最新成果见樊超:《合作与共赢:蜜月期的中国与美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第157-258页。
  [6]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272-273页。
  [7]参阅资中筠:《从里根到杜鲁门:战后美国外交史》上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58-169页。
  [8傅高义著、冯克利译:《邓小平时代》,北京:三联书店,2013页,第341页。
  [9]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见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4,289-290页。
  [10]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3页。
  [11]刘连第编:《中美关系的轨迹——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第9页。
  [12]参阅牛军:《论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其特点》,牛军主编:《克林顿治下的美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5-59页。
  [13]完整叙述这个时期中美关系的最有价值的中文论著是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第三册,第八至十一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98-462页。
  [14]参阅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第三册,第273页。
  [15]参阅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
  [16]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UnitedStates Securit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February 1995.www.dtic.mil/cgi-bin/GetTRDoc?AD=ADA298441&Location=U2&doc=GetTRDoc.pdf。
  [17]“Japan- U.S.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us/security/security.html。
  [18] “ The Guidelines for U.S.- 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Sep1997/b09231997_bt50797b.html。
发布时间:2019年04月10日 来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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