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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化、民主失灵与美国政治的未来前景

作者:刘世强 赵乐   来源:《当代亚太》2018年第5期  已有 412人浏览 放大  缩小
  内容提要:任何政治制度都根植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当前美国的民主失灵和政治僵局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文章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讨论了美国社会分化对民主政治运转带来的深刻影响。从历史长时段来看,美国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和理念引导维持了不同社会群体在多元与一致之间的平衡,进而保障了美国民主制度的良好运行。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贫富差距的扩大、政治价值的对立和种族矛盾的复杂化导致了美国社会的极化与裂痕。在其作用下,当前美国的政治主题正从政策供给的分歧转向对国家认同的争论,政治过程从依靠利益动员转向身份动员,政治功能从权力制衡转向相互否决,这些都大大加剧了美国民主的僵化与失灵。特朗普竞选期间和执政以来的一系列言行带有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强烈色彩,不仅无助于弥合社会旧有的伤口,相反刺激了社会群体的进一步撕裂,为自己的施政制造了巨大障碍。未来美国的政治走向取决于能否解决阶层、种族和意识形态三大矛盾,能否重建一个相对同质化的社会。
  关 键 词:社会分化  民主失灵  贫富差距  种族矛盾  认同对立
  作者简介:刘世强,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赵乐,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博士生
  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正式宣誓就职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的当选及其执政以来的表现加剧了美国政治和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也为学界重新审视和反思美国的民主制度提供了重要契机。事实上,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美国的民主问题已经进行了大量富有启发的探讨。不过,既有研究多坚持政治中心主义的立场,即就政治研究政治,缺乏对美国民主失灵的社会根源分析。事实上,任何政治制度都根植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其有效运行必须满足一些不可化约的前设性条件。从逻辑上讲,美国当前的政治僵局并不是民主失灵的原因,而是民主失灵的结果。只有挖掘出美国民主失灵背后更为深刻的社会根源,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美国政治发展的当前困境与未来前景。基于此,本文试图从政治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以社会分化为基本变量来解释美国民主运转失灵的基本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展望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政治的图景和趋势。
  一、美国社会:从同质走向分化
  任何政治活动都不可能在真空中运行,而是受到诸多约束性条件的影响,其中社会环境对政治制度有着重要的形塑作用。正如奥罗姆强调的一样,政治舞台及其活动家并不是脱离社会事物而独立的因素,“政治制度……必然根植于某种基础之上并且与其他各种制度相联系”。民主制度强调政治权力的充分竞争,以及社会群体的大规模参与。正因为如此,相对于其他制度安排,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更加有赖于一个相对同质化的社会,以在社会群体中能够维持最基本的一致性。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发现,一个良好政体的社会基础必须由奉行中庸之道的中产阶级组成。“如其不然,有些人家财巨万,另一些人则贫无立锥,结果就会各趋极端,不是成为绝对的平民政权,就是成为单纯的寡头政体。”在当代世界,不少政治和社会学家也意识到了同质社会与有效民主之间的相关性。阿尔蒙德和维巴意识到民主政治系统中一致与歧异平衡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着意制造的歧义,那就很难见到民主政治是怎么发挥效力的。与此同时,如果社会没有基本的一致性,那就很少有可能和平地解决关系到民主程序的政治差异。李普塞特在《政治人》一书中一开始就开宗明义,“政治社会学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分析促进民主的社会条件”,“研究促进民主的条件,必须把重点放在分歧和共识的根源上”。在他看来,分歧在一定范围内有助于社会和组织的统一,但是超过一定的界限,对社会政治的发展就构成威胁。罗伯特·达尔也承认具有相当的文化同质性的国家,极有可能发展和延续民主的政治制度;相反,一个国家如果存在亚文化的严重分化与冲突,这种可能性就大大降低。由此可见,以共识为基础的同质社会是民主制度有效运转的基本前提。
  长期以来,美国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同质社会属性的国家。尽管美国是一个由许多种族、民族、宗教和地域团体等组成的复杂拼合体,但其通过精妙的制度设计和理念引导很好地实现了多元与一致的平衡。从阶层状况看,在历经19世纪以来工业化、城市化和一系列社会改革之后,美国逐渐形成了占人口多数的稳定的中产阶级群体,整个社会保持着较大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从种族关系看,美国通过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废除了对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的体制性歧视,并且政府出台了大量照顾少数族裔的公共政策。从意识形态看,尽管各种各样的理论和主义在美国都有市场,但整个社会都统合在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为核心的价值信条之下,“合众为一”的观念渗透到了每个成员的思想意识之中。正如王缉思所言,“自由、民主、公民权利、三权分立、政教分离、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的市场、宪法至高无上的法治等等,都是美国社会的成员一致接受并且不容挑战的原则”。正是这些特质保证了美国社会在追求多元差异的同时维持了最基本的一致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民主制度的良好运行。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高度同质的美国社会在一系列国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发生了深刻的分化,突出表现为贫富差距的扩大、政治价值的对立以及种族矛盾的复杂化。
  (一)贫富差距与阶层结构的分化
  贫富差距的扩大不仅是当前美国社会的现实写照,而且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续恶化和不断累积的结果。由于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长期受到青睐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备受质疑,美国开始通过大规模的政府干预来刺激经济、增加就业,以矫正市场失灵带来的负外部性。从罗斯福新政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美国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时期,美国的社会福利水平显著提高,中产阶级持续扩大,贫富差距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然而,过度的政府干预严重削弱了市场活力,加之日益膨胀的福利开支以及冷战对抗带来的国防负担,美国出现了低增长、高失业和通货膨胀叠加的“滞胀”危机。为了克服“滞胀”危机及其政治后果,强调市场自发秩序、否定政府干预功能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兴起。反映在实践层面,里根总统上台之后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改革,通过打压工会组织、放松政府管制和鼓励金融创新,实现了美国经济的振兴,并为其最终赢得冷战奠定了重要国内基础。
  冷战结束以来,强调市场绝对价值的新自由主义继续高歌猛进,美国经济运行过程中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内在平衡被打破,其重要结果之一就是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一方面,在冷战胜利情绪的刺激下,美国政府和精英层对市场盲目崇拜,放弃了对市场应有的监管责任,导致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借助复杂衍生工具和短期套利游戏大获其利。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鼓励下,美国的跨国企业大举走向世界,在全球范围内攻城掠地,赚得盆满钵满。反观美国的社会大众,他们的收入水平并没有实现同步增长,相反,其生活境遇受到了多重力量的冲击。首先,技术革命和生产自动化导致大量中低端的就业机会被机器取代,不少缺乏良好教育的工人失去了原有的工作岗位,或者不得不去从事收入更低、稳定性更少的工作。其次,在经济金融化推高国内资产价格和生产成本的情况下,大量制造业持续外流以寻求新的利润空间,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恶化。最后,冷战结束后,美国工会组织的力量进一步式微,导致工人阶级在面对资本家的强势时缺乏起码的议价能力。此外,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凭借低成本优势在全球经济体系中逐渐崛起,在客观上也对美国蓝领工人的就业机会构成了强烈冲击。凡此种种都使得美国中下阶层的生存状况出现恶化,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不平等显著加剧。根据哈罗德·克博的研究,在1980年到2005年间,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显著地拉大了。同1977年的4.4%相比,如今最底层的20%家庭占有的总收入份额只有3.4%;而同1977年的43.6%相比,如今最上层20%的家庭占有的总收入份额达到了50.4%。同一时期,美国的基尼指数从0.331上升到了0.469。托马斯·皮凯蒂也指出:“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就开始快速扩大。前10%人群的收入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的30%——35%,上涨到21世纪伊始的45%——50%。”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失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非但没有为危机的爆发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相反政府还不得不出手来救助这些“大到不能倒”的投资银行。奥巴马执政期间曾签署《多德—弗兰克法案》,旨在保护普通消费者、解决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然而,这项历史性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因金融利益集团的强大阻挠难以真正落地,诸多条款形同虚设。更重要的是,在促进经济复苏和增加就业的大目标下,美国政府推行持续的量化宽松和超低利率政策,这无疑为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进一步锦上添花。同样,以硅谷为代表的高科技跨国企业并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太大冲击,在资本逐利的驱使下进一步产业外移,继续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巨大红利。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显示,2013年,美国前1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全国所有家庭财富比重的76%,平均拥有约400万美元的财富。2015年,美国收入最高的5%的富裕家庭总收入为2.2万亿美元,是收入最低家庭总收入的7倍,占总人口比重0.1%的最富有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几乎与占总人口高达90%的普通家庭的财富相当。
  与金融和商业集团的无限风光相比,美国社会中下阶层的日子却要难过得多。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美国不少中产阶级被迫失业,收入水平急剧缩水,但其在医疗、信贷等方面的支出有增无减,导致入不敷出,最终只能将房产交给银行抵债。随着经济的逐步复苏,美国的失业率出现明显好转,但中产阶级就业的水平、质量和稳定性都大不如前,越来越多的人跌出了中等收入的行列。根据皮尤中心的一项研究,2015年初,美国中等收入成年人口数量为1.208亿人,而低收入和高收入的成年人口总数为1.213亿人,中产阶级占美国成年人口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远低于1971年的61%。从家庭收入角度来,中等收入家庭占全美家庭总数的比例从1970年的62%降至2014年的43%,而同一时期高收入家庭占比却从29%升至49%。与此同时,处于社会下层的美国穷人同样生活艰难。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尽管经济繁荣发展,美国的贫困率并没有显著下降,为12.3%,仍然有将近40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由于贫富差距的空前增加,美国社会底层聚集起强大的愤怒情绪,并在2011年9月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由于缺乏严密的组织力量和可持续的社会动员,加之美国政府的强力驱散,占领运动最终偃旗息鼓。尽管如此,美国经济不平等的顽疾并没有得到解决,来自社会中下层的不满也没能得到有效化解,并最终在2106年的美国大选中再次释放,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对立和撕裂。
  (二)多元社会与政治价值的对立
  美国社会的裂痕不仅体现为经济层面的贫富差距,同时也表现为政治价值的严重对立。长期以来,在多元的美国社会,社会大众的政治观点五花八门,但总体上他们都坚持相对温和的价值立场,倡导宽容、妥协与理性,对美国赖以生存的政治理念和行为准则存有基本的共识。然而,近年来,美国政治价值中多元与一致的平衡正在被打破,激烈批判、相互否决大行其道,而达成妥协和凝聚共识则变得愈发困难。在这一背景下,普通民众正从政治价值光谱的温和中间位置向左右两个极端靠拢。不管是税收、医疗、移民等政治和经济议题,还是堕胎、同性恋、枪支管制等文化和社会议题,亦或反恐、气候变化、美国领导地位等国际性议题,美国民众的看法都高度分化,难有共识。可以说,今天美国的政治现实是,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能够达成的唯一共识就是他们不能就基本的事实达成一致。当然,这些具体议题的争论折射的是美国社会在政治价值层面的根本对立。
  首先,自由与平等的价值孰轻孰重?毫无疑问,自由是“美国精神”中最重要的特质。美国人一直将自由视为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并由此衍生出了鼓励竞争、市场主导、反对干预等价值信条。不过,美国人也意识到无节制的自由必然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矛盾激化,因而主张通过政府干预促进社会平等,减少自由竞争带来的负面效应。正因为如此,从历史长时段看,美国社会一直在自由与平等两大价值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自由与平等的内在平衡被打破。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主导下,政府的去管制化、资本的急剧扩张,加之全球化的不断加速使得自由的价值(特别是资本的自由)得到空前伸张,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则不断扩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面对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以及政府对经济的大规模干预,美国民众对自由与平等的价值争论更加激烈,并向两个极端化的方向发展。在意识形态光谱的左边,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桑德斯现象”,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当前的困境是资本的贪婪逐利及其对政府进行政治绑架的结果。他们要求政府必须避免被商业和金融利益集团俘获,要求通过公权力的积极介入缓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相反,以“茶党”为代表的保守派代表的是政治意识形态中的右翼力量,他们信奉小政府、自由市场等传统理念,对近年来美国政府大规模的增税和财政扩张大加指责,对公共权力对个人自由和社会权利的侵害充满担忧。来自社会中下阶层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代表着美国民众在政治价值层面的鲜明对立。
  其次,“政治正确”原则是否已经过时?在20世纪60年代,面对美国内外交困的局面,美国社会发起了以青年人为主体的、以反战和反主流文化为特征的强大社会运动。这一运动将矛头直指当时美国主流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倡导各种文化包容共存的文化多元主义。一系列社会抗议运动最终带来了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不仅大量带有公开歧视的法律条文得以废除,而且政府在教育、就业、住房等方面给予弱势群体以政策照顾。更重要的是,自此之后,美国社会逐渐确立起一系列旨在声援和同情弱势群体的“政治正确”原则,深刻改变了少数族裔、妇女、残障人士、同性恋者等在美国政治和社会中的地位,其历史进步意义不容低估。然而,凡事过犹不及。由于“政治正确”成为美国不容触碰的原则底线,人们的一言一行往往不是根据客观的事实和标准,而是出于维护不同性别、种族、阶层之间的平等,其结果是虚假浮夸之风在各个领域盛行。更重要的是,“政治正确”原则强烈冲击了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美国信条,不断瓦解美国主流社会长期坚持的工作伦理和生活原则,这引起了信奉传统价值观的政治保守派和文化右翼的极大不满。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传统价值观与文化多元主义之间的冲突将难以调和。
  (三)人口结构变化与种族关系的复杂化
  作为一个主要由移民组成的国家,美国长期以来面临着人口结构和种族关系的悖论。一方面,大量的外来移民为美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年轻劳动力和优质人力资本,是美国推动科技进步、实现创新发展和维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更是美国社会保持开放、包容和活力的不竭源泉。另一方面,外来移民的持续涌入也导致了种族关系的复杂性和社会矛盾的增加。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及其随后的“肯定性行动”为实现美国的种族平等和社会融合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然而,不得不承认,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各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偏见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广泛存在,不同族群之间的相互抱怨和彼此对立远远没有消失。2008年,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黑人总统,意味着美国文明的巨大进步。执政期间,奥巴马致力于构建更加和谐宽容的族群关系,但受政治极化、党派斗争和社会分裂等因素的制约难有大的作为,美国不同族群在经济结构和地位分布中的不平等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一些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认为,在同等条件下,他们会遭到警察更多刁难,在办理贷款等金融业务时会遇到更多困境,在医疗、就业、教育等方面仍与主流社会有较大差距。2008年的金融危机造成美国白人与非洲裔的贫富差距由危机前的4倍扩大至6倍。非洲裔和拉美裔的长期失业人数几乎是白人的两倍。白人中产家庭的数量则是非洲裔及拉美裔的20倍及18倍。这加剧了少数族裔特别是非洲裔、拉美裔对社会现状的不满。
  与少数族裔对自己境况的抱怨相对应,一向自诩为美国社会主流的白人群体对目前的族群现状同样深感愤怒。在白人群体看来,少数族裔和(非法)外来移民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占据了他们的福利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还长期对少数族裔施以政策照顾,已经对白人群体构成了逆向歧视,加剧其生存状况的恶化。不仅如此,少数族裔和(非法)外来移民导致了社会问题的增加。根据美国司法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黑人与拉美裔比白人男性的犯罪率更高。2015年,黑人占被判刑罪犯总数的比例为35%,拉美裔占比为22%,而白人的比率为34%。在18岁及以上的年龄段中,每10万美国居民中有1745名黑人被监禁,820名拉美裔被监禁,而白人只有312名。除了犯罪率的增加外,恐怖袭击更成为白人攻击少数族裔的重要证据。近年来,从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到加州圣贝纳迪诺枪击案,再到奥兰多同性恋酒吧的血案,频繁发生的恐怖事件都指向少数族裔及其背后的宗教极端思想。这些事件加剧了白人群体与少数族裔群体(甚至是其他宗教信仰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塑造了白人保守派针对移民的强烈敌视情绪,突出了“偏执风格”。
  白人群体的危机感不仅源于其现实利益受到威胁,更来自于文化根基受到的严重侵蚀。长期以来,美国之所以能够保持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一方面是外来人口对美国社会的发展贡献良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少数族裔在人口结构中始终占据少数,难以动摇白人的绝对主导地位。然而,随着新移民的持续增加和非拉美裔白人生育率的不断下降,美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出现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变化。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报告显示,到2012年7月,美国的总人数是3.14亿,少数族裔的人口上升至1.16亿,占全国人口的37%。在5岁以下的儿童中,少数族裔已经占到了49.9%。而根据皮尤的一项研究显示,到2065年,白人占美国人口的比例将从目前的62%降至46%,西班牙裔将从18%升到24%,而亚裔和黑人的比例则从6%和12%分别增加至14%和13%。届时,美国将没有任何族群在人口中占据绝对多数。从长远来看,人口结构的变化不仅将改变美国的政治力量对比和财富资源分配,更会对美国的主流文化和国家认同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
  面对“少数族裔将占人口多数”的未来前景,强调维持美国特性的文化保守派人士深感忧虑。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就曾批判种族多元论者主张用碎片化替代同化,用分裂代替融合的观点。塞缪尔·亨廷顿对种族多元化带来的影响同样忧心忡忡,他认为,来自拉美和亚洲的移民新浪潮、学界和政界流行的多文化主义、社会群体对人种和民族属性的强调等因素正在对盎格鲁—新教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构成诸多威胁,而后者恰恰是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根本特性。如果说文化保守派还只是在思想层面表达对美国特性消失的担忧,信奉白人至上的极端右翼组织则用实际言行发起了对少数族裔及其文化多元主义的公开反击。代表南方共和党利益的极端右翼组织“保守派公民委员会”就公开宣称其宗旨是维护白人的优越地位、推行种族隔离和反对种族融合,最终目的是推翻民权运动的成果。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美国新纳粹组织,提出“白人至上”、“将黑人、犹太人和墨西哥非法移民赶出美国”的口号,煽动“种族圣战”。这些极端思潮是对过去几十年兴盛的种族和宗教平等原则的反击,进一步加剧了白人种族主义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冲突。
  二、社会分化与美国民主制度的失灵
  如前所述,从历史长时段看,美国通过一系列精妙的制度设计和理念引导确保其社会属性的高度同质化。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阶层之间的差距、政治价值的对立,以及种族矛盾的激化使得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分化,进而对其民主制度的运转产生了复杂深远的影响。具体而言,社会分化使得美国民主在政治主题、政治过程和政治功能三个方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灵现象。
  (一)政治主题:从政策供给的分歧转向对国家认同的争论
  社会大众对国家的认同是政治共同体得以维系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民主制度有效运转的先决条件。林茨和斯泰藩就认为,“没有现代政治实体可以民主地得到巩固,除非它首先是一个国家”,“没有国家,就不可能有现代民主”。在解决国家认同之后,一国的政治主题主要是讨论功能性的政策问题,即如何改进社会福利、合理分配利益,以及解决国家面临的治理问题。在这方面,民主程序所要求的竞争性为大家选择出相对理想的公共政策提供了可能,因为政党候选人为了寻求民众支持不得不提出比竞争对手更具吸引力的政策口号。相反,如果一个社会尚未解决基本的国家认同问题,民众在民主程序的大规模政治动员中很容易超越具体的政策争议,而将矛头对准政治共同体本身,从而加剧本已存在的国家争论,甚至导致国家的分裂解体。“国家不存在,或者国家高度缺乏认同,某一地域上的大量群体和个人试图加入另外的国家,或者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这时会产生根本性的并且常常是无法解决的问题。”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也写道:“只有所有起作用的利益集团实际上不但一致地忠于国家,而且一致地忠于现存社会的结构原则的时候,民主政府才能充分发挥其有利条件。无论何时,这些原则受到怀疑,引起了使国家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的争论,民主政治就在不利条件下运行。”
  从历史视角看,美国在建国伊始就很好地解决了国家认同问题。尽管到达北美的移民来自不同地区、具有多元背景,但信奉基督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从一开始就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面对一片没有历史包袱的新大陆,出于对欧洲封建专制的极度鄙视,加之受到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深远影响,他们立志要将美国建成为一个追求自由精神、捍卫个人权利、实现民主理想的国度。基于这一“美国信条”,以华盛顿为代表的创建者们确立了旨在限制政府权力、保障社会自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安排。这一整套立国之本得到美国社会的高度认同,成为维系和强化国民民族认同感的重要支撑。反过来,“美国政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源于由美国信条所凝聚起来的广大民众的国家认同的巨大影响”。在后来两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但他们都在实践、补充和强化这些基本原则,使得美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熔炉”。正是解决了核心的国家认同问题,长期以来,美国的政治主题都集中在低政治的政策层面,主要争论的是什么样的政策能够更好地体现“美国信念”,更好地实现维护秩序、促进繁荣、保障权利、增进福祉等政治目标。在具体政策层面,美国政治光谱的范围十分宽广,从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激进左派到提倡完全放任自由的保守右派。不过,在拥有强大原则共识的前提下,这些具体政策的争论并不会导致政治体制的合法化危机,反而成为政府不断优化公共政策和改进国家治理的持久动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这些矛盾和冲突如果不涉及核心价值观,它们的缓解或化解又会使政治制度得到修补或完善,最终又会有利于人们对核心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进一步认同。”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发展态势与民众国家认同之间的良性互动开始出现了重大转折。从21世纪开始,美国逐渐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之中。在内部,自里根时期开始的经济金融化进程进一步加速,金融衍生工具的泛滥与产业空心化的加速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出现严重失衡,最终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外部,美国推行扩张主义的对外战略,不断输出军事力量和民主价值观,深陷反恐战争泥潭,国家实力和国际形象出现透支。奥巴马执政以来试图通过体制变革摆脱战略困境,力图重振美国霸权。但奥巴马历经两个任期的努力,美国的现状不仅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反而呈现进一步恶化的趋势。经济虽然强势复苏,但社会大众基本无感,贫富差距有增无减。此外,债务赤字屡创新高,政治恶斗轮番升级,枪击事件、种族骚乱、警民冲突等社会矛盾不断发酵,国际地位则在新兴大国崛起和全球挑战加剧的背景下显著下降。面对日益加剧的内外困境,美国民众对国家道路方向的认知高度分化,其争论的焦点逐渐从政策层面转移至国家认同层面。
  首先是对国家道路方向的争论。由于社会高度分化,不同群体对国家道路方向的看法针锋相对。以金融集团和高科技企业为主的全球主义者继续高举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的大旗,主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竞争,同时扮演国际领导角色。相反,白人中下阶层居多的本土主义者奉行“美国优先”理念,重视国内传统产业复兴和海外制造业回流,对参与国际事务不感兴趣,对贸易赤字和外来移民充满抱怨,孤立主义色彩浓厚。多元文化主义者将开放、包容和多元化视为核心价值观,主张对社会中的少数族裔、妇女、同性恋团体给予政策照顾,并保护其价值立场的合理表达。但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于过于泛滥的“政治正确”原则日益反感,强调捍卫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持久较量,多元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激烈博弈使得美国社会出现了深刻的价值裂痕。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同样伴随着激烈的价值争论。不过,这些运动的出发点都是认同美国的核心价值原则,争论的目的在于让非主流精英和社会弱势群体能够享受这些原则所赋予的权利,构建一个真正合众为一的美国。与之相比,美国社会今天的争论没有那么激烈,但却更为深刻。社会群体不再拥有统一共同体的愿景,不约而同地从自身特殊立场出发,遵循完全不同的叙事逻辑,描绘出的是多样化且截然不同的美国。
  其次是对政治体制的空前质疑。长期以来,美国民众对美国的宪政原则高度认同,相信可以通过合法透明的程序选择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精英,他们通过竞争和妥协产出公共政策,顺利推进国家治理议程,回应社会的利益和价值诉求。然而,面对层出不穷的现实治理问题,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所谓建制派精英都是固守陈规、虚伪傲慢的政客,满嘴政治正确,实际上演的却只是争权夺利的戏码。“选举政治变成了一种本末倒置的政治,选民意愿不再是民主政治的动力和源泉,而是为了掌握权力需要清除的障碍……民主、权利和政治诉求都被工具化了,成为权力追逐者用来进行利益交换、追求个人成功的筹码。”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在既有政治体制下,公共权力已经发生异化,日益被金融和商业集团所俘获。“富裕阶层通过个人和组织捐赠等多种形式,将丰富的金钱资源有针对性地投放到选举和立法过程,以此控制候选人、设定政策议程、影响政府决策,进而实现增进自身利益的目的。”反过来,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不是基于对普通民众利益的回应,而是受到华尔街金融资本、跨国巨头和军事工业复合体的支配。例如,在2015年的一项调查中,有七成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应对经济衰退的政策对中产阶级没有任何帮助,相反,大银行和金融机构则从中获益良多。在2016年的大选过程中,不管是桑德斯代表的左翼民粹主义,还是特朗普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都将矛头对准了华尔街金融资本、大企业、两党建制派,以及腐败不堪的政治系统。可见,伴随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固化以及对政治系统的不断渗透,“政府的建立不再是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社会大众与政治精英之间的政治契约关系正在面临解体。
  由此可见,在社会分化和国家治理危机的背景下,美国政治的主题不仅仅是简单的政策争论,更涉及国家道路方向和政治体制的认同问题。
  (二)政治过程:从利益动员转向身份动员
  在政治运作的过程中,政治精英是依靠现实利益还是类属身份进行政治动员是评判民主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准。类属身份基于宗教、民族、语言、阶层等不易改变的标准,一旦确立就相对持久;现实利益则具有可变性,人们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利益诉求会呈现出显著的多样性。相应地,如果政治家是按照类属身份进行政治动员,势必造成不同社会成员的身份差异进一步固化,从而加剧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冲突。反过来,以现实利益为导向的政治动员既可能导致相同身份群体之间的分化,又为不同身份的群体之间提供了合作可能,从而保持了社会充分的流动性,进而为民主制度的顺利运转提供了必要的弹性空间。李普塞特就认为,稳定的民主政治要有一种条件,即在这种条件下,所有的主要政党都有来自多种居民层次的支持者。如果在一种制度中,对不同政党的支持与基本社会分层的对应关系过于分明,这种制度就不能在民主的基础上继续运行,因为它反映的冲突状态是如此强烈,如此明确,以致不能实现妥协和解。利普哈特也指出:“在多元社会中,社会按照宗教、意识形态、语言、文化、民族或种族的分界线高度分化,形成了拥有各自的政党、利益集团和传播媒介的实际上彼此分离的次级社会,导致了多数民主模式所必需的弹性缺失。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决原则不仅是不民主的,而且是危险的。”
  长期以来,美国的政治运作过程建立在利益动员的基础之上。如前所述,尽管美国社会高度多元,但不管是哪个民族、宗教或是阶层的民众都认同国家的核心价值和道德信条,都强调自己是政治共同体中的一员。由于政治身份高度重合,人们彼此之间主要的问题就是利益分歧,而非原则对立。相应地,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主要依靠利益许诺来争取选民,以赢得社会支持,而两党竞争的是谁能提出对选民更具吸引力的政策主张。由于利益本身的可变性,两党的选民基础存在交叉重叠的可能性,这就要求两党的政策主张必须相对温和,以尽可能广泛地代表社会大众。相反,两党中一些极端激进的政策主张因为得不到社会多数成员的支持或不符合政治主流价值而被筛选出局。
  然而,随着美国社会的不断分化,社会成员依据阶层、族群和意识形态等类属身份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富人与穷人之间、白人与少数族裔之间,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达到难以调和的程度。其结果是,社会大众越来越根据身份界限来选择政治效忠对象,并对公共政策做出评价。换言之,社会大众将“我们”与“他者”作为界定社会成员与政治精英相互关系的标准,对属于“我们”的政党、媒体和社会集团给予无条件支持,而对拥有“他者”身份的政治势力毫不犹豫地加以反对。相应地,政治精英也不再仅仅根据利益偏好而更多是按照类属身份来动员社会大众的支持。“前者主要是一些易达成普遍共鸣的、基于一般公民身份并能够团结广泛政治联盟的议题,如福利制度和经济发展等政经议题;后者则往往与特定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有关,如该不该堕胎、支不支持同性婚姻等,双方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之争,两边站队。在这种情况下,身份、话语、价值日益占据公共空间,压倒了实际的政经利益。”
  政治动员模式的变化带来了美国政治图景的深刻变化。首先,两党政治格局经历深刻重组。在传统上,民主党是社会中下阶层、少数族裔和多元文化主义者的代表,而共和党的选民则来自于企业家、知识精英和文化保守派。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分化,两党的选民基础正在按照类属身份得以重新确立。这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得到充分体现。在民主党内部,从事传统制造业的美国蓝领工人对民主党的政治精英及其政策纲领感到失望,转而支持共和党,特别是具有反建制派色彩的特朗普。共和党中的大量建制派精英则公开反对特朗普,集体为希拉里·克林顿背书。其结果是,两党的选民基础经历重新洗牌,美国的政党格局发生显著变迁。从未来角度看,“共和党将是一个主要由白人工人阶级组成,主要来自于南部和西部地区,以及全美的郊区和远郊。他们将支持有利于自身及家庭的普遍与部分缴纳的社会保障体系,如社会保障和医疗改革,但可能反对益贫性社会计划,也可能基于种族歧视或经济竞争担忧而反对进一步增加移民——包括合法和非法的。相比之下,下一代的民主党人则可能是进步主义的白人与黑人、拉丁美洲裔的结盟,主要在各大型城市。他们可能视自身为不同种族团体的多元文化联盟,认为应当促进自由贸易、真诚欢迎移民,对益贫性社会计划也持支持态度”。
  其次,两党内部政治立场的进一步固化。伴随着政党格局的重组,两党选民之间的政治立场沿着不同的类属身份变得异常僵化,而不同党派内部政治立场的同质性不断增强。这意味着,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的中间势力和温和派越来越少,两党之间的交集越来越少,最自由的共和党人甚至比最保守的民主党人还要保守。根据美国皮尤中心的研究发现,2015年,53%的共和党人和有共和党倾向的独立人士具有极端保守的政治立场,而这一数字在2004年只有31%。当共和党人一致右转的同时,民主党人集体向左转。2015年,60%的民主党人和具有民主党倾向的独立人士持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价值观,这一数字在2004年和1994年分别是49%和30%。更重要的是,两党成员在不同议题上的价值偏好保持着高度地一致性。如果他们在堕胎问题上持有自由主义的立场,那么他们对环境保护、最低工资法、资本收益税等问题的看法同样是自由主义式的,反之亦然。
  最后,两党之间的政治敌意大幅增加。在身份政治的动员模式下,社会大众的利益诉求被身份政治极大形塑,即拥有共同身份的群体才会达成利益的一致,不同身份意味着现实利益的差异甚至冲突。由于身份政治代替了利益博弈,两党都不得不运用带有煽动性的政治策略,通过不断攻击对方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纲领,来强化内部的身份认同。为此,两党都试图制造一个基于不同身份的政治图景:是对方抢占了我们的福利资源,夺走了我们的就业机会,破坏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信仰,并将我们的国家带入歧途。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捍卫我们的价值理念和财富资源,才能防止国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种基于身份政治的叙事逻辑势必激起两党之间的怨恨情绪,进一步加剧美国政治的对立和撕裂。根据一项调查显示,在所有民主党人中,27%的人相信共和党的政策对国家福祉是一个威胁,而在共和党人中,有36%的人认为民主党人的政策威胁到了整个国家。
  总之,美国政治的动员机制从利益驱动转向身份主导,其结果势必是跨越身份界限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被边缘化,两党基于阶层、种族和意识形态的“战争”将愈演愈烈。
  (三)政治功能:从权力制衡到相互否决
  理论上讲,一国政府的正当性来源于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两个维度。程序正义是指政府的权力必须按照公开透明和一致认可的政治规则(一般是选举)由人民合法授予,实质正义则是指政府必须运用被授予的权力为人们谋求福祉。前者意味着政府手中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存在明确边界且应受到有力约束;后者要求政府必须有所作为,通过推进国家治理来实现既定的政治目标。简言之,政府权力的有限性和有效性是考察一国政府是否合格的两把基本的标尺。一方面,国家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和理念引导来对政府进行适度制衡,以确保政府权力的有限性;另一方面,权力的有效性又要求政府必须具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有效推进国家治理。只强调权力的有限性,政府可能在刚性的规则和繁琐的程序面前自缚手脚,出现功能性失灵;只强调权力的有效性,政府则可能自我膨胀和腐化,最终站到民众利益的对立面。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有能力的有限政府”是国家实现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也是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客观而论,美国在平衡政府权力有限性和有效性方面一度是世界的典范。建国初期,美国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缔造一个什么样的美利坚。由于担心欧洲式的专制制度在北美大陆重演,以杰斐逊为代表的州权派极力主张建立一个弱权威的政府架构,以充分保障地方权利和社会自由。然而,以汉密尔顿、麦迪逊为首的联邦派清醒地看到,如果没有强大的政府能力,新生的美国既不能维持国内秩序的稳定,也难以抵御英法等欧洲大国的干涉,推动国家工业化的历史任务更是无从谈起。两派激烈辩论又不得不相互妥协,最终构建起以《宪法》为基石的美式民主,实现了限权和赋权的完美结合。在后来的历史长河中,特别是国家面临危机的关头,美国的政治精英总是坚持“有能力的有限政府”这一目标方向,努力超越党派界限合力推动国家发展。例如,南北战争后,面对美国工业化、城市化负面效应集中爆发的局面,政治精英和社会力量共同推动了以渐进改良为特征的“进步主义运动”。20世纪30年代,在“经济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肆虐全球的背景下,美国社会最终超越了市场与政府、孤立主义与干预主义的争论,罗斯福对内通过政府之手对自由市场进行矫正,对外逐步介入反法西斯战争,不仅帮助美国成功度过危机,更奠定了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在整个冷战时期,苏联威胁成为美国两党精英层的集体认知和战略共识,从杜鲁门到老布什的历届领导人通过内部体制变革和对外战略调整最终赢得了冷战胜利。
  然而,自冷战结束以来,在社会持续分化的作用下,美国政治权力在有限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内在平衡逐渐被打破。首先,社会分化导致了政治力量对比的对等极化。美国社会利益的多元属性和政治上相互制衡的制度设计决定了政府要想顺利推进执政议程,就必须推动和维持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合作局面,构建一个稳定的主导性社会联盟。然而,由于社会的持续分化,当前美国形成了两大对立性且力量影响大致均等的社会联盟。一方是主张社会公平、坚持多元文化和全球价值的力量,一方是强调自由至上、拥护传统价值和本土主义的力量。二者在阶层、种族和意识形态上的立场看法截然相反,很难形成一个基于相互合作的主导性社会联盟。由于两党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社会联盟,任何一方都难以向对方妥协,也不能独自推动政治议程的顺利实施,从而导致美国在政治上的僵局。
  其次,社会分化加剧了美国政治竞争的激烈程度。由于社会沿着阶层、种族和意识形态形成了清晰的不同阵营,政治精英意识到模棱两可的政策主张没有市场,两边讨好的竞选策略不再奏效。只有赢得忠诚的支持者,不断巩固自己的基本盘,他们才有可能走得更远。换言之,“极化的现实意味着政治领导人不再拥有能够赢得两党一致支持的自信,因而他们极有可能进一步倒向或左或右的阵营,从而降低自身面临的政治风险”。其结果必然是主张跨党派合作的温和派被边缘化,具有鲜明立场的极端派占上风。在现实政治层面,两党之间、府会之间围绕着立法主导权、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配置、最高法院法官的人选、公共政策的制定等展开了激烈斗争。“两党政治的极化使政策辩论变成一场无休止的党派争吵和相互攻讦,由政策立场对立而导致的国会两党议员之间‘老死不相往来’,视如仇敌,陌如路人的情况并非偶然现象。”
  最后,社会分化加剧了美国国家治理的危机。当前,美国面对贫富差距、债务高涨、社会不公、种族矛盾、国际地位下降等一系列复杂问题,迫切需要通过体制变革和战略调整来加以应对。历史地看,每当国家面临重大危机时,美国的政治精英总能够通过体制变革进行战略纠错,使国家重回正途,进而继续保障美国的繁荣强大及其对世界的引领。然而,由于美国社会的高度分化,代表不同社会利益的两大政党分庭抗礼、相互倾轧,不是将解决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作为首要任务,而是将政党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围绕价值理念和利益分配展开激烈竞争,从而形成了对改革的巨大阻力。其结果是体制变革所必需的政治权威和战略共识迟迟不能建立,加剧了国家的战略困境。体制变革能力的缺失也使得政府面临深刻的信任危机。目前,美国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陷入到历史低点,超过半数的社会公众相信“普通美国人”能够更好地解决国家问题。
  总之,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分化以及各种矛盾的凸显,美国的政治精英并不是像历史上一样努力超越党派界限,通过携手合作来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相反,双方都试图实现自我意志的最大化,同时利用“合理”的规则和程序不断给对手制造政治障碍,从而使得政治竞争不断突破基本的道德底线,导致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议程难以落实。在这一过程中,权力之间的适度制衡异化为政治上的相互否决,强调边界和约束的有限政府蜕变成了能力低下的无效政府。
  三、特朗普执政与美国社会分化的进一步加剧
  在特朗普执政的政治背景下,美国社会的分化得以进一步扩大。一方面,特朗普之所以能够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就是因为其充分利用了美国社会的深刻矛盾。在竞选中,特朗普通过批判政治正确原则和政府政治圈,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为反建制的孤胆英雄,同时刻意讨好处在社会中下层的男性白人和文化右翼,公开得罪女性、少数族裔和同性恋团体。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支持率领先优势最大的三组选民依次为:白人福音派基督徒、大学学历以下的白人以及45——65岁的白人,三者构成了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这种拉拢一边、得罪另一边的竞选策略为特朗普赢得了坚定的支持者,但也必然进一步加剧美国社会的分裂,这从特朗普当选后美国密集的抗议运动和社会骚乱中可见一斑。另一方面,特朗普执政以来,坚定兑现竞选承诺,做出大量具有争议性的政治决定。从废除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法案到颁布针对部分中东非洲国家的“旅行禁令”,从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到单方面发动贸易战,特朗普的几乎每一项决定都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弹。特朗普一再呼吁加强国内团结,声称要做全民总统。然而,从实际的施政表现看,特朗普的内外政策不仅没有治愈社会的旧有伤口,反而带来了新的巨大争议。反过来,美国社会的进一步分化极大限制了特朗普的政策选项和改革空间,进而导致美国政治体制更加僵化与失灵。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民粹主义和分裂恰恰是他治国理政的敌人,没有一项真正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政策是可以在民粹和分裂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的”。在此,我们主要从内政视角讨论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国当前社会矛盾所带来的复杂效应。
  (一)特朗普的经济民粹主义及其对社会贫富差距的影响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着眼于缓和美国社会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持续改善处在社会中下层蓝领工人的生存状况,从而巩固其执政的民意基础。基于此,特朗普政府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变革措施。在产业方面,特朗普重视传统制造业,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化石能源开采对于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的拉动作用。在税收领域,特朗普政府公布了新的税收改革方案,希望通过大规模减税来减轻国内企业的赋税,推动海外制造业回流美国。在金融领域,特朗普推动放松金融监管以释放社会活力,尤其是为中小企业提供有效的融资支持。在对外贸易领域,特朗普高呼“美国优先”,大力鼓吹“公平贸易”,一方面扩大美国产品的对外出口,另一方面通过单方面发动贸易战胁迫贸易伙伴做出让步,以扭转美国面临的巨大贸易逆差。
  然而,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主张存在内在矛盾和潜在风险。一方面,大规模基建投入必然导致财政赤字的急剧扩张,而税收改革在短期内又将大幅度减少财政收入,美国债务负担将因此而持续加重,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另一方面,特朗普对传统产业(而非新兴科技产业)的重视不利于提升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打压竞争伙伴和退出全球化的方式来追求贸易领域的平衡也有违世界发展潮流。更重要的是,从长期看,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并不能缓解美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特朗普将美国中下阶层生存状况的恶化归罪于全球化,认为是经济全球化导致美国产业和资本的外移,以及工作机会的流失。然而,经济全球化仍然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很难通过人为政策强行予以改变。特朗普依靠大幅减税和“惩罚”外迁企业固然可以鼓励一部分制造业回流美国,但并不能从根本上重建美国制造业。毕竟,特朗普可以选择让美国与全球化脱钩,却阻止不了大量的非西方国家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如果美国的资本和技术回流本土与高昂的生产成本相结合,而非西方国家低成本的要素价格又可以寻找到新的资本和技术,那么美国的国际经济竞争力将受到严重削弱,进而带来新的甚至是更大规模的工厂倒闭和失业浪潮。改变美国蓝领工人生存状况的根本之道在于政府福利供给和社会财富转移机制的强化,以及美国教育培训制度的变革。然而,这绝非一日之功,并不是特朗普任期内能完成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可能会带来社会中下层生活的短期改善,但远不能扭转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分化难题。
  (二)特朗普的右翼保守主义与政治价值的进一步对立
  面对美国社会价值理念的空前对立,特朗普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基调明显偏向右翼保守主义的立场。在竞选期间,特朗普一方面抨击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冲击,戳中大多数美国白人内心的文化焦虑和不安情绪,另一方面又依靠“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口号呼唤起美国人心中的民族主义和爱国热情。特朗普的价值立场得到了美国社会中坚守传统生活方式的保守派人士的热切回应,并助其完成了政治上的完美逆袭。
  自正式执政以来,特朗普致力于修正政治天平不断向自由左翼倾斜的趋势。首先,寻求新的医疗改革方案。在美国,医疗改革一直是争论巨大的社会话题,不仅关系到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得失,而且牵涉更为根本的价值理念之争。在保守右翼看来,医疗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服务,民众应该根据个人需求自愿购买,政府并没有提供全民医疗保障的义务。政府的大包大揽只会削弱个人的竞争能力,摧毁传统的工作伦理。正因为如此,他们对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方案充满敌意,尤其是对所有人必须投保的规定大加批判。特朗普在价值立场上并没有走得那么远,他既想捍卫保守右翼的价值理念,又担心社会底层因高昂的医疗费用和医疗覆盖率的降低而陷入更加窘迫的境地。正因为如此,特朗普的方案保留了奥巴马医疗法案中的重要条款,但这反过来引起了共和党成员的极大不满,进而导致新医保法案的一波三折。可以预见,来自保守右翼的声音将进一步塑造特朗普对医疗改革的态度。其次,在性别问题上坚持保守立场。执政不久,特朗普政府就撤销了奥巴马政府颁布的允许学生根据心理性别选择卫生间和更衣室的“跨性别厕所准则”。这一法案曾在美国社会引起巨大争议,自由左翼认为这是保护跨性别学生免受歧视的正义之举,但是文化保守派将其视为对传统价值观的背叛,以及对校园和学生安全的不负责任。特朗普政府的决定得到了后者的大力支持,使他们看到特殊群体不再受到优待,恢复传统秩序将大有希望。最后,确保最高法院的保守倾向。特朗普执政后提名保守派法官尼尔·戈萨奇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并获得了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审议通过。这使得最高法院重新回到保守派大法官占据相对多数的格局,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可谓影响深远。可以预见,今后凡有司法疑难案件涉及同性婚姻合法化、奥巴马移民法案、清洁能源计划、堕胎、警察执法、种族、死刑适用等,将出现更多有利于保守主义的裁决。
  特朗普的价值立场和执政表现足以让右翼保守派感到鼓舞。在他们看来,特朗普的崛起标志着保守主义重新成为政治主流。从此,自由左翼的偏见和傲慢将得到大幅纠正,弱势群体享受特殊照顾不再是理所当然,权利观念无限泛滥的日子更是走到了尽头。然而,这种保守主义情绪潜藏着不可低估的政治风险。诚然,过去数十年自由主义的节节胜利对坚守传统价值观的美国白人构成了逆向歧视,特朗普的当选只是保守派在绝望中的被动反击。但是,一旦右翼保守力量重新占据上风,美国很可能回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追求单一价值信仰,公开歧视特殊社会群体的局面。如果这种行为得到进一步鼓励,甚至不排除他们通过诉诸暴力和恐怖手段来维持其意识形态“纯正”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多种族、多文化的长期并存是客观现实,少数族裔人数增多与力量上升是强大潮流,国内不同群体的诉求主张日益多元的趋势也将不会改变”。这意味着自由左翼的力量并不会就此偃旗息鼓。特朗普的右翼保守立场已经遭到了自由主义媒体、企业和政治力量的猛烈批判。在未来的政治议程中,他们也会抓住每一机会向特朗普及其代表的保守右翼开火。可以预见,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社会本已存在的价值裂痕将更加难以弥合。
  (三)特朗普的白人种族主义与族群冲突的进一步激化
  特朗普坚持的右翼保守立场,本质上是在宣扬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在特朗普看来,国界线的不断开放造成了美国安全局势的恶化,大量的外来移民和本土少数族裔的壮大正在威胁白人占主导的国内秩序。换言之,特朗普将美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界定为“非美国”或“非本土”,即由外部世界的“他者”或移民造成的,因而要阻断这些“非本土”因素的负面牵扯或介入。基于这样的认知,特朗普甫一上任就颁布行政命令,宣布在美墨边境筑墙以限制来自墨西哥的移民。紧接着,特朗普大笔一挥又签署了禁止部分中东非洲国家的民众入境美国的“旅行禁令”。这种基于特定种族和信仰人群的公开歧视惹得众怒,不仅引爆美国社会和世界范围内的抗议声浪,更是被数个州以违宪为由紧急叫停。好斗的特朗普将“旅行禁令”改头换面之后重新公布于众,但再次遭到多个地区法院的冻结,形成了特朗普政府与美国法律体系之间的僵持局面。随后,特朗普又签署命令对移民法进行更加严厉的执行,加大对非法移民的逮捕和遣返力度。他还要求对全世界范围内的美国签证申请者进行更严苛的审查,以吸引真正具有竞争力的人才到美国工作生活,同时堵住危险分子进入美国的漏洞。
  表面看,特朗普这一系列针对移民和少数族裔的言行是为了加强边境管控,确保就业机会不被“偷走”,更好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但是,其背后是深刻的种族偏见和白人优越论,与美国历史上的排外主义一脉相承。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紧闭国门的做法无助于解决美国当前面临的困境,相反却进一步激化了美国早已存在的种族矛盾。一方面,极端排外的白人种族团体借助特朗普的东风趁势坐大,愈加公开地宣扬反移民、反少数族裔、反多元主义的极端言论。不仅如此,他们还积极谋求在政界和媒体层面的势力扩张,以图改变政府对少数族裔的优待政策,以及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无力局面。另一方面,跨国企业、商业精英、移民和人权组织纷纷站出来抨击特朗普的种族主义言行,大力宣扬移民给美国带来的包容、活力和创新。在他们看来,种族歧视只会滋生盲目排外,加深不同族群之间的相互怨恨和政治斗争,最终葬送美国的发展前途和道德形象。不难看出,未来一段时期,白人至上与种族平等之间的争论、国家特性与全球价值之间的较量将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常态。
  总之,美国民众在阶层、族群和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分化为特朗普的当选提供了社会基础。不循常规、善于投机的特朗普看到了美国面临的真正问题,并且成功利用这些问题为自己造势加分。然而,特朗普给出的改革方案总体上是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和排外主义的,不但无助于缓解美国社会存在的贫富差距、认同对立和种族矛盾,反而可能加重美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身为精明商人的特朗普不会不知道他的政策言行可能带来的剧烈冲突,但他更加清楚在社会分化的前提下,只有兑现竞选承诺才能给支持者交上满意的答卷,进而巩固自己的基本盘。更值得警惕的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在感受到承诺一一兑现的鼓舞之后必定更加坚定原有的极端立场,进而绑架特朗普的内政外交政策,极大限制其政策的选择空间和灵活性。反过来,当特朗普的政令遭到反对者抵制甚至引发执政危机时,他又不得不更加依靠所谓忠实拥护者的支持。如此恶化循环和相互强化必然导致美国社会的进一步分裂和民主政治体制更大的失灵。
  四、结 论
  本文从政治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了美国民主失灵的社会根源,主要从贫富差距、认同对立和族群矛盾三大问题入手分析了美国社会出现的巨大裂痕。在此基础上,笔者着重考察了社会分化对美国民主运转带来的深刻影响。本文认为,着力解决阶层、种族和意识形态三大矛盾,重建一个相对同质化的社会,是美国破解民主失灵和政治僵局的应对之道。然而,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尚没有弥合社会矛盾,构建一个基于共识和团结的政治共同体。
  当然,就此断定美国政治将走向衰败仍然是武断的。一方面,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和排外主义是对上一轮美国兴盛的精英主义、多元主义和全球主义的一种反叛,后者恰恰是美国社会出现高度分化的重要原因,前者则代表着美国社会寻求解决当前困境的最新尝试。从历史长时段看,两种主张的此消彼长和相互交替构成了美国政治不断向前演进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在经过一年多的执政后,特朗普政府日益意识到美国政治和社会内在制衡机制的强大力量,更加清楚政党斗争和社会分裂所带来的巨大代价。正因为如此,特朗普也在尝试对过去极端化的政策和主张进行纠偏,呼吁通过党派妥协和社会团结以推进新的政治议程。展望未来,特朗普是继续高举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大旗构建他宣称的“伟大国家”,还是被现行体制驯服回到主流建制派的政治轨道上来,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
  分析社会分化与美国民主失灵的内在逻辑对中国的最大启示在于,我们应对民主抱以现实主义态度。长期以来,国际学界和媒体对民主有着浪漫主义的想象,假定民主一定会导向良好的政治治理。然而,从美国和大量发展中国家的案例中不难看出,一个相对同质化的社会是民主得以有效运转的重要前提。相反,如果一个社会高度分化,推进民主的结果很可能是政治对抗的加剧,甚至引发国家治理的失败。正如杨光斌所言:“党争民主本身具有冲突性,而冲突性的党争民主如果发生在政治信仰对立、主张一族一国的异质性国家或者社会结构严重不平等的国家,冲突是必然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构建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对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发布时间:2019年01月25日 来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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