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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交流中的认知差距

作者:崔立如   来源:中美聚焦  已有 333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两个最主要的大国,但两国之间差异巨大是众所周知的。差异是差距、距离,地理上的距离就不说了,两个国家在发展上差距也是明显的,观念上的差距也很大,社会和人文交流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社会和人文交流作为中美四个重要机制之一,在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的新时期尤为重要,因为中美关系现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或者说进入到一种新的格局。实际上,在国际关系领域里讨论更热的是“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发生冲突的危险。
  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4月份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举行元首会晤,这场会晤达成了一项重要共识,那就是中美关系对两国、亚太乃至世界的发展与安全都是非常重要且不可或缺的。
  中美面临诸多复杂的挑战和问题需要应对和解决,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机制,当然这四个机制是在原有对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我觉得,人和人、国家和国家、民族和民族之间的差异大概可以分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利益差异,或者叫存在差异,不同的存在,立场就会不一样,而且存在决定观念、意识。但有时候相同的存在也会产生观念和意识的差异,因为文化不一样,就会产生认知差异。中美之间的巨大差异与观念、认知问题紧密相关。那么什么是认知差异呢?我的理解,就是在中美对话当中经常碰到的各说各理、各执一词。这是什么问题?就是相互不听对方的,或者说一方听不懂另一方的。这样的对话作用很有限。在中美之间、中日之间以及其他国家之间,这种情况非常多见。
  中美之间的利益差异巨大,这种利益差异是由多方面造成的,比如中美之间的发展阶段不一样。美国现在还在继续提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中国也非常重视,但是退回十年、二十年,中国并不把这个问题放在优先地位,因为从当时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利益来讲,保护知识产权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发展。但是现在这个问题重要了,因为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中国的发展就会出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存在和发展情况变化了,观念也会随之变化。
  举个例子,前不久我和美国人讨论中美核战略平衡问题。中美之间在这方面有共同点,比如说共同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朝核问题上相互协调、共同应对就和这个体系有关系,但是在核政策上,中美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比如,中国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任何情况下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可美国却没有宣布且坚持不宣布这个政策。现在人们都在讲无核世界,讲中美之间能不能在控制核不扩散之外,主动推进采取一些措施,比如,中国希望美国能不能也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因为你的常规力量已经很强大了,而这个问题也是中美争论的一个焦点。
  还有一个观念和核威慑有关,即相互之间都可以用核武器打击对方,相互脆弱造成了大家相互之间都不敢打,这就形成了威慑。但是这个观念美国也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能接受?美国想的和中国不一样。美国一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曾说,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就是这么一说,它是不可验证的,到时候你要用也就用了,所以说也没有多大意义。依我看,美国的战略、美国的全球地位是基于实力的,美国会保留一切可以、可能用到的手段,不会事先自己把自己的手脚绑住,这不符合美国的战略文化。但是美国也有一个跟中国相近的说法,叫“核武器是最后的手段”。我们把这个提法和不首先使用联系起来,里面是有共通之处的。美国当然明白核武器不能轻易用,其只不过是在强调万不得已时也可用,现在先不能排除。
  对于美国认为“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承诺没有意义的说法,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说,这对美国的文化没有意义,但对中国的文化却很有意义,因为这是一个很庄严的政治承诺,是一个国家政府的政治承诺,是以中国的国家信誉作为担保的。中国国家信誉担保从哪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现在累积的外交信誉中来,是在用我们各方面的言行信誉作的担保。从国际上来说,这个信誉是可信的,所以它是有意义的。如果美国觉得自己的国家信誉有意义的话,那么作出这样一个担保,一定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那么,更重要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在于美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有一个盟国体系,美国对盟国有保障安全的义务,其中美国的核保护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美国把这些概念用了,比如说“相互脆弱”的概念或“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概念,其对盟国的安全保障就会有问题,所以美国觉得这些概念不能用。
  这个例子中有文化差异问题,但更主要的是有利益、战略目标的差异。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我刚才讲的认知差异(Perceived Gap),这需要通过中美之间的交流来相互了解,了解了以后能不能找到共同价值?我觉得还是可以找到的。
  讲到人文交流,在这个问题上总要有一个使命。人文交流是人民之间的交流、沟通、了解,现在两国互派留学生,这些学生就是最好的大使。事实上,相互了解就一定会对政策制定产生积极影响,基辛格先生就是一个很好例子。基辛格原来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是从他前两年出版的《论中国》这本书中,我看到他对中国的了解已经达到了非常深的程度。所以现在他能在中美之间作一个非常好的沟通媒介,两方面都能说得上话,都能产生影响,这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这个鸿沟。而他能成为国际政治大师,也与其对中美两国都有深入了解有关。
  我们在专家对专家的层面上应该做些什么事情,能不能设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存在的认知差异?我认为这并不容易。认知差异有利益问题造成的,有观念问题造成的,需要改变存在才能逐步缩小差异。比如,中国通过发展缩小和美国的存在差异以后,中美共同的东西就会增多。但观念上的问题会更复杂些,除了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外,我们在有些观念上也应有所进步。我们长期有两个观念,第一个观念是和而不同,这是创建和谐世界非常好的路径理念,但是我们还是缺乏如何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这条路径如何建起来,目前举措还不多,更多的是强调它的实际效用。第二个观念是求同存异,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发展了四十多年,由于我们两国的差异,不能任何事情马上都能谈出结果,所以就求同存异。这个“同”讲的是共同的利益,但我们需要从现在的利益跨越到更大的价值。价值肯定是有不同的,此时就需要找到更高的价值,一种能够跨越不同价值的更高价值认同,而这也是促成中美未来能够形成一种更好的建设性关系的重要观念。
  最后,专家也要提出一些办法来解决人文交流的问题,比如从文化历史的角度看,我们目前在面对具体问题和政策差异方面,能不能找到更多需要沟通的东西。在这方面做点什么,对政策产生影响,要比我们所说的概念更加接近现实。
  (原稿摘自【太和焦点】,为首届“太和文明论坛”嘉宾主题演讲之一)
发布时间:2017年10月11日 来源时间:2017年10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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