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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场到白宫:卡特自传

作者:吉米·卡特   来源:豆瓣网  已有 471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从农场到白宫:卡特自传 作者: [美] 吉米·卡特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原作名: A Full Life: Reflections at Ninety
  译者: 刘一然 / 常江
  出版年: 2017-9
  内容简介 
  吉米?卡特是美国第39任总统,由于他杰出的道德和人格魅力,被美国人尊为“模范卸任总统”。他在任期间促成了中美正式建交,改变了世界的大国格局,影响了中国的发展历程。此举被誉为他最重大的外交成就。他说:“我与中国的关系是我人生中最为精彩的一笔。”
  本书写于2014年,正值他九十岁高龄。他完整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从佐治亚州农场主到入主白宫的奋斗经历,细数任期内的重大外交事件,如伊朗人质危机、强势促成中美正式建交、敦促以色列和埃及达成和平协定等。在书中,卡特细致剖析了自己总统任内的成功与失败,讲述了卸任后如何与夫人罗莎琳创办卡特中心,继续实践人生信念,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吉米?卡特——美国第39任总统,原名詹姆斯?厄尔?卡特,但他一生中都使用昵称吉米?卡特。 卡特1924 年 10 月 1 日生于美国佐治亚州普兰斯一个农场主家庭,早年在海军服役,父亲过世之后返乡经营农场并进入政界。
  1970年,卡特竞选成功,成为佐治亚州第76届州长。卡特在任内精简机构、整顿财政、保护自然和历史资源,被誉为“最有成就州长”。
  1976年11月,卡特击败在职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当选为美国总统。卡特任内实现中美正式建交,帮助埃及与以色列达成停战协议,取得了出色的外交成就。但由于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的影响,卡特未能获得连任。
  卸任后,卡特建立卡特中心,协调战争冲突、促进人权与和平。2002年,由于“数十年来一直坚持不懈为国际冲突寻找和平解决方案,致力于增进民主、改善人权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卡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卡特与夫人罗莎琳至今仍在为世界和平与人道主义事业工作不辍。
  目录  
  引言:充实的一生
  第一章 阿彻利与种族问题
  第二章 在海军服役的那些年
  第三章 重返佐治亚
  第四章 从亚特兰大到华盛顿
  第五章 在白宫的日子
  第六章 基本解决的问题
  第七章 悬而未决的问题
  第八章 还乡
  致谢
  "从农场到白宫:卡特自传"试读  · · · · · ·
  引言:充实的一生 值九十寿诞佳时,回忆往昔,有些时刻改变了我的一生,有些回忆对我意义重大。有些事影响深远,多多少少使我受益;有些事新奇有趣;也有些事令我当时深深自省。有些事我乐享其中,也有些事我希望其从未发生,或至少可以改变。 九十年人生岁月中,有四年是在白宫度过的。这四年自然是我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四年的白宫岁月并非我夙愿,年轻时的我对政治生涯也并无有序...《从农场到白宫:卡特自传》试读:文摘
  第六章 基本解决的问题
  我在白宫任职期间面临的很多问题,继任者都没有接手打理,有一些是我可以解决的长期问题,也有一些是临时性问题。大家都警告我不要在一上任便承担太多项目,但我几乎不可能把我认为有必要做的事向后拖延。
  英国峰会
  我们出公差时也有许多愉快的回忆。为了准备我和其他六位领导人在伦敦的第一次峰会,我研究了五大本有关政治和经济问题的重点提要手册。由于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领导人都担任过财政部长,所以我还特意关注了进行财政商讨的方法。应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的邀请,我提前几天到达伦敦,计划走访拉恩,那是我最喜爱的诗人狄兰?托马斯在威尔士的家。但是詹姆斯则恳请我去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乔治?华盛顿的祖籍在此,在我到达后的第二天,这里还进行了一场关键性的选举。我受到了热情接待,并在大约三万人面前进行了演讲。(工党只在英国少数几个地方占上风,这里便是其中之一。)我种下了一棵杨树,那是培育自华盛顿种在弗农山庄的杨树的树苗,但是我能看出来,它已经在空军一号的冷冻箱里冻死了。(后来,罗莎琳的兄弟把它换成了一株活的树苗。)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到齐后,我已对英国许多国内问题了如指掌,也得到了新闻媒体的良好宣传。其后,在参加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峰会时,我也都会提早抵达。
  那个周日,我们到詹姆斯国王钦定版《圣经》的发源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去做礼拜,还去了诗人角。我问狄兰?托马斯供奉在哪里,大主教回答说他品行不端,不能在这里供奉。我们探讨了拜伦勋爵、爱德加?爱伦?坡等诗人的性格特征,这被我们的随行记者进行了广泛报道。后来狄兰的遗孀凯特琳还特别写信感谢了我。吉姆?卡拉汉警告我,在狄兰?托马斯的问题上,任何政治手段都会事与愿违,但我还是在回到华盛顿后给大主教及其委员会写信赞美了狄兰?托马斯的伟大作品。在我执政的最后一周,狄兰?托马斯也被供奉进了教堂,我还给播放典礼的英国广播公司留言。拉恩市民后来送给我一份供奉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狄兰?托马斯石碑的复制品,放在了我的总统图书馆。
  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和我有些不快。我在1973年和他见过面,那时我还是州长,他还是德国财长。当时,我想在佐治亚州成立一家大众汽车的制造厂,也想在德国波恩成立一家贸易公司。我们聊得很尽兴,因为他很想听听我对水门事件听证会的看法。但近来,他批判了我当总统后实行的一些政策,很明显,他觉得我坚持苏联的人权问题是很天真的行为,只会达到相反的结果。我想让他停止为巴西提供钚加工设备和技术,像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那样着手解决世界性经济衰退问题,刺激德国经济的发展。为了在6月的峰会前把这些问题解决,我和德国外长见了面。虽然我们的会谈最终取得了成功,但在我的任期内,我和施密特总理之间的摩擦接二连三,包括核武器在欧洲的规模和构成问题、美国的经济刺激程度问题,以及我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强烈反应。总之,我在1980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 “虽然对于德国来说,他是个好的领袖,但他着实是个奇怪的人。恐怕他对我有意见。私下里,他总是在新闻媒体和其他人面前批评美国,批评我们的决心、公正、承诺和真诚。他对我、布热津斯基、万斯、马斯基等人都进行了抨击。”
  七国集团(现已扩展为二十国集团)的峰会精彩而富有成果。在会议议程的诸多事项中,最费时费力的两项是人权问题和核不扩散问题,在这两个事项中,其他国家批评美国和加拿大太过强势。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强烈希望与我进行双边会谈,与美加两国结成联盟,这令我印象深刻。我还与英国皇室共同出席了一场华丽的宴会,这次愉快的经历却在一两年后给我带来伤害。宴会上,我和伊丽莎白女王坐在一起聊得很开心,有严肃的话题,也有私人问题。她向我抱怨说,她要在每年的各种场合穿七套不同的服装,由于她体重见长,要把自己套进那些衣服里特别费力。我们都觉得,虽然厘米是个很好的测量单位,但腰围还是用英寸来算比较好。晚饭后,伊丽莎白王太后接见了我,我们谈论了投身公共事务对我们家庭的影响。后来,互道晚安之时,我轻轻亲吻了她的脸颊,她也对我的来访表示感谢。过了两年多,英国报纸对这件事进行了大肆曲解,说我当时的行为太过亲密,让王太后很是尴尬。这些报道让我很苦恼,但发生过的事情我也无法改变,而且我并不为我的行为感到后悔。
  中国
  我与中国的关系是我人生中最为精彩的一笔。小时候,我与其他所有的浸信会教徒一样,钦佩那些去中国的传教士,他们是我们心中的终极英雄。当有传教士偶尔回国度假时,人们会驱车很远去听布道,我记得我每周会捐助五分硬币,为中国孩子修建医院和学校。我们的传教士慕拉第因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了需要帮助的家庭,最后饿死在中国,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崇敬她。早年,我当潜艇员时来过中国,这次经历重燃了我对中国的兴趣,继而开始关注中国历史。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并与中国签订了《上海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然而,由于尼克松和福特时期对华的平衡政策,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一直保持不变。虽然我竞选总统时鲜有谈及这一话题,但我越来越觉得美国应该承认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能正式代表中国人民。我知道美国宪法赋予美国总统外交承认的独有权力,所以我决定,如果美国能够和中国领导人就台湾问题达成充分的协议,我就行使这一权力。我一上台就开始尝试与中国达成这样的协议,但由于我还面临着几个更为紧迫的国际问题,而且我也不清楚究竟哪一位领导人有权代表中国政府讲话,所以并未如愿以偿。
  我刚一上任,便邀请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来白宫。那天是2月8日,他告诉我,只要台湾的“大使”还在华盛顿,中国领导人就不会来此访问。但只要他离开,中国领导人便会尽快安排访问。黄镇与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之间存在一个误会,从中可以窥见美中两国之间的信任缺乏。美国改变了军事战略,将战斗能力从两场半战役减为一场半。对此,黄镇以为我们是针对苏联而减少的,是在放松对苏联这一国际威胁的警惕,他对此表示不满。然而,哈罗德指出美国取消的是针对中国的战役后,他才不再有异议。
  我派到北京的联络员并不是专业的外交家,而是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伦纳德?伍德科克。因为我需要的并不是伶牙俐齿的外交家,而是不屈不挠的谈判者。由于国务院有一些人坚定支持台湾一方,所以我们从未通过国务院向伍德科克传达实质性的信息。为了保密,所有的公告都是由我亲自批准并通过白宫传达的。
  我派伍德科克和国务卿万斯两人分别于1977年7月和8月访华,与中国领导人进行协商。然而结果令人沮丧,美中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几乎几个月都没有实质性进展。1978年5月,我派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到中国。他与中国领导人很合得来,这让伍德科克得以继续开展工作。
  1978年底时,虽然邓小平头衔上是副总理,但他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真正的领导人,有问题我们与他协商。我在几个基本要求上不愿妥协。当伍德科克12月13日告诉我,中国愿意接受我们关于台湾地位的重要提议时,我们喜出望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和邓小平直到两天后才同时在北京和华盛顿对外公开了这项协议,在此之前一直保密。我当时在日记中写道:“邓小平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十分友好,他迅速推进并接受了我们与台湾的一年期协议,也接受中国要遵守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要求。”
  中美联合公报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均受到广泛欢迎,只有一些台湾的顽固支持者拒不接纳。由于美国与台湾政治经济联系紧密,我本来料想国会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在宣布公报的同一周,邓小平又宣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一变革意义深远,直接影响中美两国新型关系。邓小平很快接受了我的邀请赴美访问,当时美国人普遍反感中国大陆的“红色共产党”形象,但邓小平却以自己的坦诚、机智和非凡的领袖气质大大颠覆了人们的看法。就对全球局势的长远影响来看,这也许是我做出的最重要的外交决策。
  邓小平访美期间,与我签署了多项协议,结束了两国三十年来的疏远和对抗。我们探讨了在亚洲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其中有中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以及更近期的越南和柬埔寨的冲突。邓小平悄悄告诉我,他准备对越南进行惩罚性打击。我对此表示反对,但他向我保证冲突只是短期的。从那时起,中国国内局势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关系持续保持和平稳定状态,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建立起了外交和贸易往来。
  卸任总统后,我定期访问中国,卡特中心受邀对中国给予帮助。卡特中心曾在北京规划并协助设计了一家大型义肢厂,还在中国实行了一个五年期的项目,将特殊教育的教学方法引入中国校园。我们培训了几百名指导员,教授中国的老师如何面对残疾人群体,中国这样的特殊人群大约有5 100万。自1996年开始,见证中国乡村选举、鼓励村民进行民主选举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内容。十二年来,我们努力在中国近一百万个村庄推广民主选举(中国的村干部并不属于政府官员体系)。经过几年尝试,我们提出了完善原有法律的建议。非共产党员也可以参加选举,选举实行无记名投票,三年任期后,村干部还可以再次参加选举。我和罗莎琳以及卡特中心的其他代表亲自见证了多场选举。有意思的是,投票开始前,候选人通常可以进行一段三分钟的演讲。有时演讲会被录音,如果三年后这个人想申请连任,录音会被再放一遍。村干部的流动率一直都很高。
  我们建了中英文网站,发布有关这些选举的分析评论文章。随着网站逐渐被更多人所知晓,中国的学生、学者以及普通公众也都纷纷投来文章和评论,探讨继续进行改革的必要性。
  自由选举出的村干部和其他干部在土地使用、公路路线规划和工厂选址等问题上,产生了很多分歧。慢慢地,我们在推进乡村选举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有限,此后便将精力转向增强双边关系,鼓励互派留学生和旅游团,并在发展中国家里牵涉共同利益的项目上与中国政府一道展开合作,尤其是在非洲地区。
  写到这里正值2014年9月,我刚刚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访问。这一行我去了北京、西安、青岛和上海,与政商界领袖和四所大学的学生共同参加了会议。2014年是中美关系正常化35周年,邓小平诞辰110周年,距离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已过了65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

发布时间:2017年10月03日 来源时间:2017年10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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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美关系的临界点已近在眼前《研究报告》 VOL1.
  • 2014年1月 总第2期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 .
  • 2013年8月 总第1期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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